现实发生的大多事件，会伴随时间流逝变得模糊，然而历史的一部分真相，却会在大浪淘沙中逐渐清晰。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进行宣判，这场公审长达两个余月的“共和国大审判”至此画上句号。曾经敏感的审判细节，近年被亲历者不断披露。
在螺旋前进的社会变迁中，现实会在一些时刻与历史相叠，呈现高度的相似性———正如追索历史中的细节，不止步于揭示曾经，或能启迪我们更好地观察当下。值此“两案”审判3 2周年之际，辩护小组组长、律界泰斗张思之接受了南方都市报的独家专访，揭秘“两案”特别法庭和辩护小组的幕后故事。
特别法庭内幕
彩排庭审，培训证人，法庭被迫特别布置
1980年9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作出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集团反革命案进行公开审判。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依法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进行公开审判。
特别法庭分为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判庭。第一审判庭负责审判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陈伯达5名“文职人员”。第二审判庭负责审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江腾蛟5名原军人主犯。
由于案件重大而特殊，“两案”的审判程序在如今看来有许多非常规之处———例如案件经过多次预审，在正式开庭前做过彩排，证人经过培训等。在开庭审理期间，全国6万多名代表旁听，他们也都发表了各自的量刑意见，更多的人直接投书法庭、审判长、审判员。
就特别法庭的布置而言，也显得不同寻常。法庭的主席台中央挂着一个特制的国徽，国徽下是60个法官和检察官的座位，自同个方向对着观众。墙边也有两排座位，一侧是被告辩护人，另一侧则是特别法庭书记员……
南都：为何当时成立了特别检察厅和特别法庭？
张思之：这个是中共中央决定的。中共中央当时成立了一个“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因为这个案子比较特殊，一个是当事人的特别身份，另一个也是想要速战速决，一审终了。
南都：也就是说“一审终了”是特别法庭成立的实际意图？
张思之：其实成立特别法庭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这个（一审终了）。我认为是这样的，当然他们谁也不会讲这个，实际上骨子里就是这个问题。
南都：这和当时1979年通过的刑事诉讼法有何渊源或冲突？
张思之：没有冲突，这恰恰是当时运用了刑事诉讼法，来指导这一规则的订立。
南都：审判的过程可能会涉及国家机密，也可能会出现一些意外状况，为何最终还是选择公开审判？
张思之：这个经过反复讨论的，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想公开。如果用党的语言讲，觉得要“教育群众”，扩大影响力。
所谓的国家机密，肯定在预审的过程中给筛掉了。审这个案子最基本方针，叫做“审罪不审错”，不审人们的错误，而审人们的罪行。错误比如有些国家领导人也会有，这个一律不审，审的都是罪，这个是一个说法。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路线问题不涉及。所以这样的话就把你提出的问题给解决掉了。
另外你要注意一个问题，所谓的公开审判，名义上是公开审判，实际上是有组织的公开审判。旁听群众是有组织的，不是谁想来谁能来的。
南都：但当时也通过电视进行了转播，另外也有媒体进入采访。
张思之：但不是直播，庭审上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统统掐掉了，比如江青和法官对骂的片段。当时（国内记者）是要经过批准的，国外记者没有，只能看转播的录像。
南都：整个审判过程经历了两个多月，为何那么长？是因为涉案人多，还是因为审理方式或者审理策略？
张思之：时间拉得长不是主观因素，是审理过程中客观上的形势迫使他们不得不拉长。因为每一次的审判，一些主要的人物并没有按照他们原来的预审计划去审讯。那不可能，特别是江青。你比如他们准备审两个小时，最后审了20个小时。
另外，证人的情况，他们也可能估计不足。你看像证人几次在法院上跟当事人扯皮吵架，像这些情况都不是可以预计到的。
南都：证人当时在庭上是怎样一个情况？
张思之：我对证人这一块一直有一些情绪。我们证人是经过培训的，这个不好，这个不应该。证人，他看到什么他听到什么，应该如实地向法院反映他所知道的基本事实，那就够了。你怎么可以培训人家呢？
南都：“培训”内容包括哪些？
张思之：当时有一个小组，是专门管证人这一块的。小组的负责人是我的一个朋友，我知道是有这个情况存在的。他们具体怎么样运作，我并不知情，但是我是相信一条：他们主要的是，要证人配合起诉，证明起诉的是事实。这就不行了，这样就没有公平了。
南都：庭审前的彩排是怎样的，一共有几次？
张思之：总体上正式的彩排，两个庭各有一次。在彩排之前，也有这样的排练，但不是那么严格地按照法定程序走的排下去。
南都：当时法庭的布置，为何和我们说的那种传统意义上能代表法院中立、公正的格局不同？是特意的吗？
张思之：法庭的布置，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事情。是特意的，但是是被迫特意。
它有一个背景，当时特别检察厅的检察长，也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黄火青，他是井冈山时期的老革命，他坚持我检察院和你们法院是平等的，你代表国家我也代表国家。既然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你坐中间，我坐旁边？那个时候有一个法庭工作小组，把法庭的布置已经安排好了，法官们把他们摆在中间，这边是检察，那边是律师。但他们不干了，认为“我们怎么和律师是这么一个关系”。为这个事情争论了很久，彭真拿黄火青没有办法，老革命啊。所以就变成后来那样，在法台上两家并列。这完全是人的因素。
所以后来特别法庭有一个总结，是江华做的，江华讲：审判这个案子，我们是具有典范意义的，但是法庭的设置，下不为例。他也只能讲到这种程度了。
南都：在参与全案的过程中，还有哪些审判环节和细节让你觉得从法律角度做得不够？
张思之：我的想法是，这个案子从上层，从高层，包括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他们选的审判员选得不好。因为你是审案子，这是个专业，你不是搞政治的。你一定要从专业的角度来选你们国家最优秀的审判员。
但最后被政治化、群众化了，选了各个方面的人士组成一个所谓的法庭、审判员。这个审判员里面不但有些和法律不沾边，有些连怎么回事情都不知道。要他们去干什么呢？所以它就不可能审得很精彩。包括我们特别法庭，像特别法庭一个副庭长，他不懂业务，但因为他是副庭长，也要主审，自然会出一些让人看得不舒服的事情。
比如说有位法官，在法庭上反反复复地坚持一条———张春桥，你不吭声，你沉默，就是承认对你的控诉了。他不可以这样子的，他沉默是他的权利，不能因为他的沉默就认为他认罪了。另外你比如说，有人和江青在法庭上辩论“谁怕谁”。实在是荒唐，“老娘”当时哈哈大笑。对我们来讲，这应当是教训，但他们并不这样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