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以高级公务为服务对象的茅台，在近日的反腐声势中遭遇了危机。完全可以想象，有此遭遇的，不仅仅是茅台一家。那些专门为党政军机关和高官量身定做的高档奢侈品、高档娱乐场所、高档宾馆饭店，以及出国旅游服务、度假村、会议中心等等，都会在此轮反腐声势中，面临考验。
我把那些依托于公权部门或高官，以他们为主要服务对象，靠他们的消费支撑和拉动的经济，叫做“腐败依托型”经济。这类经济的繁荣，主要得益于公权部门或公权人物奢侈、腐败的消费行为的刺激。
政府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政府投资拉动经济，与政府投资同样影响巨大的是，政府作为一个庞大的消费者群体，通过购买商品和服务，同样也会对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尤其像中国政府自身行政支出非常巨大，每年仅“三公消费”就可能达到上万亿元规模这样天文数字的情况下，做政府的生意，拉住政府这个大客户，是许多行业和企业发财致富聪明的选择。
依赖政府奢侈消费而发财，当然也不是从今日始。在货币不发达的中国古代，朝廷和政府所需要的一切消费和服务，都来自老百姓的赋役和贡纳。无论赋税还是贡纳，一般都是实物，可以保证宫廷和官府的物质需要；确实不能用实物解决的，可以无偿使用徭役来解决。但在货币经济和商品经济发达以后，尤其赋役货币化以后，皇朝的大量消费和服务，也要通过征税得来的货币去购买。而在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时候，那种和现代很相像的“腐败依托型”经济也就应运而生了。
以清朝乾隆时期苏州为例。乾隆时期，满清宫廷和朝廷的大部分丝织品、服装，都是由苏州织造局生产的；皇家需要的其他一些极为精致的器物，如陈设、佩饰、册宝、神像等，也大多是从苏州采买的，朝廷为此花费巨额的费用。而皇家的需要和支出，刺激了苏州经济的发展，丝织业、碾玉业、圆金业、造纸业都达到极盛。精湛的工艺反过来又刺激了朝廷与官府更大的消费需求。除了皇家直接的需求以外，全国各地大员们向皇帝纳贡表忠心讨欢心，向上峰送礼品，都往往拿重金千里迢迢去苏州采买。这当然更拉动了苏州经济发展。而在这蓬勃之势中，一些积累了巨额财富的达官贵人和贪官污吏，也纷纷投资苏州经济。在皇家官家豪奢需求的强劲刺激下，乾隆时期的苏州，一派繁华富足景象。（参见台湾学者赖惠敏《寡人好货：乾隆帝与姑苏繁华》）。
是朝廷和各地官府的银子刺激了苏州的繁荣，而这些银子显然来自全国的民脂民膏。当皇帝和官员用来自全国老百姓的膏血千金一掷为自己采买豪奢用品而刺激繁荣了苏州经济的时候，全国其他地方的老百姓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所以说，这种依托腐败而繁荣的经济，是一种泡沫，是政治腐败的泡沫。
今天，依托于奢侈腐败的公务消费而繁荣起来的企业，相当普遍。虽然偶尔也有乡镇政府吃饭不付钱吃垮了小饭馆的报道，但是，中国大多数高级餐饮、娱乐、宴会、度假旅游等企业，都是靠党政军以及国企的公务消费支撑拉动的。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政府实行禁酒令时，最激烈的反对者是餐饮行业和酒类企业。
因为奢侈腐败的公务消费养肥了很多寄生其上的企业，所以，就有一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之辩护：虽然公务人员吃喝了，但是也带动了一批产业，安排了大量劳动者就业，并且拉动了GDP，也给政府贡献了税收。既然如此，吃吃喝喝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反腐败，从此不公吃公喝了，这些从业人员下岗失业怎么办？
听起来蛮有道理，但其实不然。公务消费，和政府投资一样，是政府以有形之手配置财政资源。既然配置资源，理应是将宝贵而稀缺的资源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去。中国最需要财政资源的，显然不是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宾馆酒楼歌舞场，不是高级烟酒奢侈品。如果将此资金配置到关系民生的教育医疗社保，不是更为公平有效吗？那同样也可以拉动经济、安排就业、增加税收啊。再说，纳税人节衣缩食纳税也不是为了让公务人员大吃大喝去拉动经济的，如果纳税是为了让官员吃喝拉动经济，那么纳税人自己亲自去吃喝不更省事吗，何苦如此周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