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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文化中的奇葩:北京胡同文化

在中国地名中,最具特色的,当属北京胡同了。北京地名的以胡同相称的居多,而且大多集中在城区,郊区的数量较少。可以说胡同是北京最具特色的地名,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地域景观和文化景观。老北京就是由胡同组成的,胡同是北京的精髓。所以有关胡同的研究也就成为北京地名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几百来,有关胡同的著述数不胜数,从不同角度对胡同的起源、形成、命名、变化及文化内涵进行深层次的考证和研究,逐步形成了独具北京特色的“胡同文化”。

对“胡同”这一地名的起源主要有以下六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也是最通常的说法,是说“胡同”一词的本意为蒙古语“水井”的意思,其最初的发音为“忽洞”。现在内蒙古地区用“井”做地名的也很多,“赛因忽洞”(好的井)、“哈业忽洞”(双井)。因为城镇居民生存离不开水井,所以有人居住的地方就必有水井,于是“井”便成为人们居住地的代称。蒙古人建立元朝后,也将此语带入中原,于是人们将“忽洞”逐步谐音为“胡同”。

第二种说法是说“胡同”的原意为“浩特”。蒙古语中称城镇为“浩特”,蒙古人进入中原后,将北京作为大都城,于是便按照他们的习惯,将中原城镇街巷也称为“浩特”,后被京城的汉族人讹成了“胡同”。

第三种说法是说金、元时期,中原汉人将北方少数民族称为“胡人”。蒙古人建立元朝后,京城的汉族人仍私下里叫他们“胡人”,并把他们居住的地方称为“胡同”,为“胡人大同”之意。

第四种说法与第一种说法完全不同,认为“胡同”一词的起源与水井无关,而是与火有密切的关系,即与汉语中的“火巷”有直接关系。这种“火巷”就是南宋时期人们在城市中设置的防火隔离带。因为城市中人员密集,房屋鳞次栉比,水源缺乏,一旦失火就会延烧百家,为了防止火灾的蔓延,便设置了防火的隔离带——“火巷”。“火巷”一词本是汉语,但从蒙古人口中读出,再由其读音转译成汉语,就成了“胡同”了。

第五种说法是说“胡同”两个字的正写是“胡衕”,它是从蒙古语而来的。在蒙古人居住地,比村落稍大的部落叫“胡衕”。元朝在建大都时,最初是按片建设居民区的,每一片就是一个比村落小的居民聚落,于是便按照蒙古人的习惯,将其称为“胡衕”。因“胡衕”书写繁琐,于是就简写成“胡同”。

第六种说法是说元朝初期,蒙古人开始兴建元大都,当时城内居民的住房都是按片建设的,中间辟有通道等,这种通道在蒙古语中读音为“火疃”,后来北京人便将那些居住区之间相通的小通道、小过通、横街、小巷等通称为“火疃”,以后被谐音为“胡同”。

北京的大小胡同星罗棋布,数目达到7000余条,每条都有一段掌故传说。胡同的名称五花八门,有的以人物命名,如文丞相胡同;有的以市场、商品命名,如金鱼胡同;有的以北京土语命名,如闷葫芦罐胡同等。如司礼监胡同、恭俭胡同(内宫监变音而来)、织染局胡同、酒醋局胡同、钟鼓司胡同、惜薪司胡同、蜡库胡同、瓷器库胡同等等,都是历代内府太监的监、局、司、库,各衙门所在地,显示了当时皇城的范围。

从前众多的衙署也遗留下不少胡同地名,如东厂胡同是明代有名的锦衣卫所在地,是太监残害忠良的地方。南、北太常胡同,是以太常寺而取名。贡院胡同,为明清的考场。许多权贵第宅所在地,也成了胡同名字,如李阁老胡同,《长安客话》说李东阳的居住所在武定侯胡同,为永乐年间功臣郭英的住宅所在。汪家胡同原清雍正、乾隆时宠臣汪由郭的居住所在。同时,手艺好的手工业者、买卖公道的商贩,也因居所被人叫熟,慢慢形成了胡同。如刘兰塑胡同、磨刀儿胡同、粉房刘胡同、豆腐陈胡同、沙锅刘胡同等。甚至一般老百姓名字也成了胡同的名称,如王老胡同、石老娘胡同、宋姑娘胡同,等等,据说这类以贫贱者命名的胡同大大超过权贵者命名的胡同,这是北京胡同名称值得称道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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