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试营业；1990年12月19日，上交所正式成立。2012年12月，新中国资本市场走过了20年。对于前仆后继的监管者、企业家和投资者来说，时间轻轻飘过，记忆却厚重深刻。他们或功成身退、或家破人亡、或人间蒸发、或锒铛入狱、或敬而远之、或卷土重来、或意气风发、或欲哭无泪……
如果将这些历史碎片重新拼接起来，也许我们会隐约看到──中国资本市场是“红旗下的蛋”，每一个曾经浸淫其中的大人物和小人物也是“红旗下的蛋”。“现实像个石头，精神像个蛋”，虽然作为新生事物的中国资本市场叛逆过、努力过、收获过，但离完善和成熟还有许多险路要走。
现通过崔健1994年作品《红旗下的蛋》，来透视中国资本市场的22年。
突然的开放实际并不突然
现在机会到了可能知道该干什么
红旗还在飘扬没有固定方向
革命还在继续老头儿更有力量
1980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对国有和集体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由此带来了股权转让的问题。1988年左右，深发展、万科等相继发行股票并在证券营业部的柜台交易，从无人问津到排队争抢，深圳的证券市场也在无形中慢慢发酵。记得1988年访问中国的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对此颇有微词，他认为股票不该是保本保息的，而是要建立交易所集中交易并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当时，也恰逢部分“海归”筹划在中国建立资本市场，并得到了中央和地方领导的认可，比如，当时在上海任职的朱镕基曾在香港“提前”宣布中国要建立资本市场。总而言之，中国资本市场的建立“实际并不突然”，是一种水到渠成的选择。
但水到渠成，不意味着一帆风顺，由于“姓社姓资”的争论犹存，国有企业避而远之，导致上市公司数量少，新股发行也不多，甚至当时还不敢直接叫“资本市场”，而模糊地称“金融市场”或“证券市场”。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为资本市场定调才让襁褓中的中国资本市场稍有安全感。邓小平说，“证券市场这个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
当然，当时依然处在“红旗还在飘扬没有固定方向”的阶段，直到1996年左右，中国政府决定“积极稳妥地发展债券和股票融资”为国有企业解困，才让市场彻底看到方向，并引发了历时一年半左右的牛市。虽然期间中国政府出台了抑制投机的连续“十二道金牌”，但上证综指依然从1996年初的500多点升至1997年5月的1500多点。
时至今日，方向之争已成往事。但矫枉过正的是，国有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的步子迈的太大了。特别是2006年以后，一些“中字头”的金融、石油、航天和军工等企业，不管缺钱不缺钱都高调进入A股市场，虽然提高了股市总市值和企业的市值，也提升了交易所和企业的国际形象，但市值不是唯一标准，这恰恰反映了中国资本市场“筹资给力、投资混乱”的格局。
钱在空中飘荡我们没有理想
虽然空气新鲜可看不见更远地方
我们的个性都是圆的
像红旗下的蛋
有人的地方就有争夺，有钱又有人的地方更是如此。中国资本市场不仅是上市公司的提款机，也曾是上市公司背后大股东、监管者和庄家大户的提款机。“钱在空中飘荡我们没有理想”，也许正是他们的写照。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深圳还有一句口号，“再不买股票，你就是深圳最后一个穷人”，在资本市场能迅速致富甚至暴富的感召下，许多企业家、监管者沆瀣一气，无视法律法规，也无视金融风险，玩弄着并不熟练的资本运作，构建着海市蜃楼般的金融帝国。
从1995年“3.27国债期货”震惊中外的尾市8分钟，再到世纪之交开始逐渐在中国资本市场上浮现的“各种系”，比如、中科系、德隆系、农凯系和格林柯尔系等，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摊大饼、高杠杆、操纵证券价格。特别是那些以做实业为幌子的“各种系”，在世纪之交的网络股泡沫浪潮中呼风唤雨，利用壳资源玩资本重组，让证券价格动辄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上涨，最后由于控盘过大资金链断裂玩火自焚。也许，他们也有理想，“可看不见更远地方”，也许，这是制度悲剧，但也是他们试图左右逢源的个人悲剧。他们是红旗下浮躁的蛋。
权力在空中飘荡经常打在肩上
突然一个念头不再跟着别人乱走
虽然身体还软虽然只会叫喊
看那八九点钟的太阳
像红旗下的蛋
中国资本市场从一开始就在“政策市”的阴影下成长，“权力在空中飘荡经常打在肩上”，不停的救市托市或打压股市，让市场无所适从。虽然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以后，大小股东成为了利益共同体，市场自我博弈功能增强，“不再跟着别人乱走”，但至今中国资本市场仍未彻底摆脱政策市。只不过从直接干预股市转变为直接干预实体经济运行（比如不间断地推出各种战略和新兴产业规划等等），从而间接干预股市运行。政府主导的经济和政策市总是如影随行。
中国资本市场历史上的几次大起大落都与“政策”有关。早在1991年9月，深交所就开始了“救市”之旅，动用2亿元“调节基金”购买深发展的股票。此后，比较有名的救市政策包括1999年的“5.19”通知，推出了“改革股票发行体制、保险资金入市、逐步解决证券公司合法融资渠道”等政策；还有2004年1月的“国九条”，指出“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是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但这些救市政策对股市的影响是短期的，虽然5.19行情曾经波澜壮阔，但也主要拜全球网络泡沫所赐。而2004年的“国九条”也被指纸上谈兵，在2005年6月，上证综指还曾跌破千点大关（998点）。
当然，为了保持政策的对称性，除了救市也有压市。比较著名的例子也有两个，一是199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认为那段时间股市的暴涨是不正常的和非理性的，致使当日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几近跌停；二是2001年6月中旬，中国财政部推出国有股减持方案，导致中国股市开始暴跌，最后不得不在当年10月紧急叫停国有股减持方案。由于当时学术界还出现了“赌场论”和“推倒重来论”等论调，“各种系”的疯狂炒作也遭到证监会调查，中国股市也从此进入了4年的熊市期，直到2005年启动股权分置改革，才又迎来了大牛市。
“政策市”对中小投资者伤害最大，因为在政策信息的披露过程中他们几乎总是最后一批知道，容易沦为被宰割的鱼肉。他们“身体软弱”，他们“只会叫喊”，他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只不过被政策乌云遮住，他们是红旗下卑微的蛋。
现实像个石头精神像个蛋
石头虽然坚硬可蛋才是生命
妈妈仍然活着爸爸是个旗杆子
若问我们是什么红旗下的蛋
虽然中国资本市场在2001年左右开始整顿券商、清理大股东欠款、完善公司治理、做大机构投资者、并扫清了最致命的制度障碍──股权分置，最近一两年又在严查内幕交易，但仍然要面临如石头般的制度现实──“重审批、轻监管、少处罚”，这三点都是权力在作怪。
时过境迁，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已经承认资本市场是中国经济的“生命”，承认中小投资者是中国资本市场的“生命”。但如果法治让位于权力，如果“妈妈仍然活着爸爸是个旗杆子”，所谓公开公平公正的“三公”精神只会是以卵击石的蛋，会让任何看似美好的市场都畸形扭曲。2009年10月推出的创业板，虽然增加了创新型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但由于上述石头般的现实，还是出现了一些不和谐音符。比如，有个别企业虽然通过了发审委的审核，却被媒体指出招股书造假，最后不得不终止上市进程。
22岁的中国资本市场，在意识形态的缝隙中艰难出生，在投机炒作的文化中艰难成长，在蜻蜓点水的制度变革中艰难前行。一个个浮躁张狂的“蛋”倒下了，一个个卑微孱弱的“蛋”也倒下了，但资本市场这个中国经济的“生命之蛋”不该倒下，还要将浮躁和卑微之蛋转换成理性和坚强之蛋。
也许，中国资本市场难以独善其身，射向石头的法治的子弹还要飞一会儿，但希望是在鸡飞蛋打之前。鸡生蛋，蛋生鸡，这不是无解的循环和悖论，而是代表着生命的延续与成长。
然而多年来，由于外资投资和出口增长，全世界的资金大量流入中国，而现在却出现外逃现象，其首要原因是在中国大量涌现享受奢华生活的富有阶层。
在帮助中国富人将资金转移到海外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深圳一家中介的老板称，将资金转移到海外一点都不难，他就为不少内地富人与海外房地产投资项目之间牵线搭桥。据《联合早报》2012年19日消息，一家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全球金融诚信组织于17日发表报告说，2011年，经由非法途径从中国往外转移的资金达6020亿美元；而2000年到2011年累计的外流资金，高达3.79万亿美元。一位中国问题分析人士表示该数据非常惊人，显示中国的官员们正在而且已经大量转移贪污所得的财产；此外，商人们也努力转移他们的资产。他表示，这一数据对照日前中国财政部所公布的外贸退税数据，充分说明“中国经济萎缩、外贸萎缩，投资不足，以及高失业率的现状，而造成这些现状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上述的巨额资金外流”。
此前，财政部公布11月份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同比减少80亿元，下降6.2％；关税同比减少27亿元，下降10.7％。当月一般贸易进口同比下降7.8％，出口退税同比减少106亿元，下降11％。证券交易印花税同比下降41.2％。而一项由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甘犁主持的最新调查显示，今年6月城镇人口失业率高达8.05%，该数据比官方数据高出一倍。此外，该调查显示，过去一年农民工失业人数大幅上升，失业人数增加450万人左右，使得农民工总失业人数上升到1000万。
中国曾经吸引世界资金涌入，成为全球资本投入的热点国家，但现在却眼睁睁地看着资金流出，个人和企业通过各种方式向海外转移资金。美国媒体10月16日的一篇报道称，自2011年10月至今年9月的12个月间，约225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4175亿元）的资金流出中国，这相当于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左右。这是否是一年间中国资金外逃的全部，目前没有一家权威机构能提供相关数据。不过，一些观察人士估计，中国外流资金远远不只是这些数目，甚至达到30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8900亿元）。
当然，估计与实际毕竟有很大距离，但2250亿美元可能更靠谱。由于这些资金流出量是根据广泛的经济统计数据计算出来的，所以我们无法知道这其中有多少是个人和企业的合法交易，又有多少是非法流出中国或是非法活动造成的。
多年来，由于外资投资和出口增长，全世界的资金大量流入中国，而现在却出现外逃现象，其首要原因是在中国大量涌现享受奢华生活的富有阶层。
一个被广为引用的例证是，招商银行与联合贝恩公司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2011年，在受访的可投资资产规模在1亿元以上的富人中，约27%已经完成投资移民，另有47%正在考虑移民美国。这样的调查我们不知道准确度到底有多高，不过，相关的证据并不少。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公众向发达国家移民的现象很普遍，但情况各有不同。例如家庭庞大的印度人为的是省下大笔的子女教育费，拉美人为的是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而中国人有些让人匪夷所思，约85%的移民并不离开中国，他们只是换个身份。事实上，赚钱的最佳地点还是在中国，但移民则是为了将赚到的钱放在一个他们认为更安全的地方。
换句话说，外流资金寻求的不是最高额的回报（这种回报目前仍要在国内寻找），而是避风港。资金外流反映了中国富人们的不安全感。他们的有些资金是合法的，有些则是非法是。当然，没有多少富人愿意披露他们是从哪里、以什么方式获得原始资本的，他们的企业是如何打下根基的，这个问题的答案依然笼罩在迷雾之中。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资本外逃不仅仅是为了逃避外汇管制，也有可能是为规避国内政治和经济风险，逃避税收征管，或是为了洗钱和转移资产。从中国的情况看，资本外逃至少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转移非法所得。如一些人贪污、受贿、寻租等所获得的资金，侵吞的国有资产，从事走私、贩私、诈骗、偷漏税所攫取的巨额财富，都构成了资本外逃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实现化公为私。由于国内处于体制转轨时期，国有和集体企业激励、约束和内部监控机制不健全，境内母公司通过各种方式向境外子公司或外商转移资产、利润，使少数人在境外获得了更大的公有资产支配权、或者直接化公为私。相当一部分人由此获得了投资移民身份，在境外购买房地产，将子女送出国外。
三是转移个人财产。由于担心私人合法资本被侵占，一些民营企业主采取抽逃资本或购买“绿卡”到国外的办法，将资本转向所谓的“避风港”国家。同时，由于国内仍然对资本项目严格管制，移民的财产只能汇出收益部分，而本金部分不能转移，也会引起变相抽逃。
资本外逃是中国许多年来一直存在的一个现象，而且愈演愈烈。上面例举的三个原因并不是全部，但主要是来自各色人等，包括各级官员、幸运的上市（特别是境外上市）国企高管以及新富起来的民营企业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