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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的困境

如今廉价又听话的工人越来越少,当工人们梦想着工厂以外的生活时,富士康这家全球最大的合同制造商,还能继续扩张和增加盈利么?

想了解一下位于中国南方深圳市的富士康龙华工厂的规模,只要去它超大的中央厨房看一看就够了。这家神秘的台资公司建造了这个不断扩大的工厂、宿舍、运动场、银行和商店的综合体,厨房就在中心位置,占地4层楼1.25万平方米,像军队般精确地忙碌着制作食物,每天光肉就用掉3吨。

如此大的规模是必然的,毕竟富士康(也叫鸿海,它的母公司的名字)是世界最大的合同制造商,龙华工厂面积达2.5平方公里,员工24万。它在中国共有28家工厂,员工总数达140万人(见图)。再想想它能够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海量各式产品(比如iPhone)的非凡能力,它的厨房有怎样的效率也就并不令人惊奇了。每一班有上万人快速地刷卡打饭,每张卡每个月里有400元饭钱。

员工更多,利润更少

比食堂里的大炒锅――足有一米多宽――更令人难忘的只有这家公司飞速扩张和雄心壮志了。在过去10年,它从电子行业供应链里的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公司,成长为柔性制造业的霸主。巴克莱银行预测它今年的总收入将突破3.9万亿新台币。

富士康正投入巨资在中国内地扩张。到今年年底,它在河南郑州新工厂的员工数量将超过龙华工厂。它也正在巴西和墨西哥扩张。有传言说,因为它最大的客户苹果公司刚刚宣布计划在美国本土生产部分Mac电脑,它也有可能在美国开一家工厂。发达国家的其它公司也想效仿让工作“回流”,却为寻找足够多的熟练制造工人而发愁。富士康能把中国工人从一张白纸训练出来,也许有丰富的经验可以教教美国人。它承认正在“探索机遇”。

更引人注目的是,富士康相信它的规模还可以翻倍。公司高管们谈论着成为全球20,这并非奇谈:巴克莱银行预测,富士康的总收入在未来三年可保持每年15-20%的增长。实现这一增速有两个主要障碍:在中国寻找并留住优秀的工人,提升越来越薄的利润率。而增长只会让这两个问题变得更糟。

由于优秀的工人越来越少,富士康也更加注重改善工作条件――这一问题曾引起公众严重关注。记者在午餐时间来到龙华工厂,现在的生活看起来还不坏。下班的工人们坐在车间外的马路牙子上抽着烟,摆弄着手机,在足球场上打个盹或是在宿舍里坐着织毛衣。流水线上的工人们正在生产商用IT设备,虽然他们面无表情,动作机械,但厂房倒是整洁有序,无可挑剔――跟南亚那些满是火灾隐患的厂房可大不一样。

当记者突然提出要造访一下流水线工人的宿舍时,公司主管们也马上同意了并且在宿舍门口等着。门内是八张上下床,设施简单倒也齐备,宿舍里的女孩子们并不胆怯,幽默感也很好。厂区里的人们都穿着便服而不是工装,虽然面带不满,但跟中国任何城市里的年青人也并无不同。不过如果走近一点,就会看到些突兀的东西:许多建筑外都挂着巨大的安全网,是用来防止有人跳楼的。

这一点暗示出富士康面临的最大挑战:人口结构。过去,饱受贫困折磨的打工仔打工妹们源源不断地从农村来到城市,只要有份工作他们都会心存感激,而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一去不返了。整个国家正在快速老龄化,贫穷的年轻工人越来越少。如今的求职者们不仅期望更好的报酬和工作条件,而且希望生活得更满意,而不是像他们的前辈那样默默忍受。

富士康一直不屈地严格执行厂规厂纪,直到两年前,多人连续跳楼自杀事件不仅公司震动,世界也为之震惊。之后又爆发的几次工人骚乱,和劳工权利者发起的呛声运动,使得富士康的名声越来越坏。作为应对措施,苹果公司请求一家美国的观察机构“公平劳工联合会”(FLA)对供应商进行审计。FLA于三月发布一份报告称,虽然富士康的工厂并不比任何一家中国工厂情况更差,但的确存在多处违反FLA规范的情况。

富士康的一位制造主管邓先生回忆说,十年前的富士康每月只休一、二天,加班也没有限制,“工人们也没有怨言。”现在工厂要求限制加班,工人们每周必须休息一天,也增加了工资,而且在丑闻之后还限制使用实习工(约占总劳动力的2.7%)。八月,FLA称富士康在改善工作条件上已经“超前于计划”。

很好,但如果富士康希望保持增长,它必须做很多很多。从食堂之旅可以看出它计划在三个方面改进工人们的生活。

第一,自动化。午餐要用掉八吨米而煮饭的只有三个人。下一步是流水线。富士康明星般耀眼的总裁郭台铭曾誓言要制造“一百万台机器人”,以减少枯燥的工作,最终实现全自动化工厂。只是难在于消费者对消费类电子产品的喜好变化太快。等一条流水线全部用上定制机器人时,产品结构又变了,机器人也报废了。肯定会有人怀疑,但厂内人士相信只需一年左右即可在商用流水线上实现重大突破,也许“富士康机器人”和相关的服务产品还可以卖给别的公司。

第二,多些自由。现在工人们可以不在食堂吃饭,在厂内的小吃街也可以刷卡,或者干脆去厂外吃饭。他们还有住房补贴,可以自己选择住宿舍(现在深圳厂区70%仍然住宿舍)或是住在厂外。社交活动也多了一些:一位来自咸阳的年轻工人,羞红着脸说起她和英俊的同事们晚上去数码银狐(厂内网吧)的美好时光。

第三,外包。现在在龙华厂的宿舍、餐饮、保安还有其它许多都由第三方经营。郭台铭的特别顾问胡国辉强调说并非是为了省钱,而是改善工人们的生活质量:“仅仅是因为他们做得比我们更好。”

到西部去

富士康的净利润率已经从10年前6%跌至如今的2%左右,而它大笔支出以吸引和留住新工人,利润率可能还会下降。富士康的麻烦在于,它卡在了电子产业供应链高度竞争的中间环节。上游的设计方和下游的经销方都赚得盆满钵盈,而中游做组装的就不行。苹果在中国组装一只iPod只花几美元,售价却达299美元。

富士康可以向更廉价的内陆省份转移来增加利润吗?并非长久之计。由于新工厂还在免税期,富士康的有效税率将从2011年的25%降至今年的16-18%,但由于更高的仓储和物流成本(这些工厂地处偏远),工资上涨,补贴减少,收益将很快消耗。Alberto Moel,来自于投资银行桑福德.伯恩斯坦(Sanford C. Bernstein, SCB),他认为不用几年,就会“净利为零。”

工作枯燥却并不危险

尽管如此,郭台铭仍有增加盈利的战略布局。首先,他向上游进军。今年三月他宣布将购买陷入麻烦的技术型企业日本夏普的股份,以资助它的平板研发。(后来夏普的股价暴跌,被问及是否仍然购买时,郭就顾左右而言他了)毕竟,富士康生产的几乎所有产品都带屏幕――本周有报道称,富士康将与苹果和夏普共同研制新一代高清电视。富士康想学会生产更加质优价廉的屏幕,帮助夏普提高销量,进而自己也可以分得一杯羹。凭借自身对制造行业的理解,它可以把任何技术进步转化为巨大的商机。很可能还会达成其它类似的交易。

郭台铭也在向下游的零售业拓展。他倒不想创立自己的消费品牌;他希望利用富士康的供应链优势,保证零售商可以按时按需提货,进而帮助品牌客户推广产品。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投资了数家中国的联锁企业,其中包括万得城电器(Media Markt)的本地业务,这是一家德资的电子卖场。

富士康说,产品推广可以让品牌商受益,店铺也可以降低库存而消费者更喜欢低价,这对于在中国小城市缺乏影响力的西方品牌特别有益。分析人士对此有些怀疑,但如果在未来五年该计划能够顺利实现,富士康还计划将零售商直接接入自己的内部电子商务平台,从而加强这种合作关系。

从长远来说这些动作是有益的。但Moel认为,在富士康的核心制造业务上会有更大的转型,比如生产更多的产品部件种类。它正开始生产诸如电池、镜头、扬声器和触摸板之类的部件,而且种类还在增加,它也规划提高生产线的效率,特别是精心打造的自动化工厂。富士康还可能会提高报价,有迹象表示它正准备从低价战略转为强调可靠性和强大的生产能力。

富士康真的有本事说服世界最大的电子企业苹果多出些钱吗?这样做有可能惹恼苹果,它总收入的40-45%来自于这个大客户。但随着世界最大的外包厂商越来越壮大,它对于苹果同样是不可或缺的。所以,这才是富士康打的最大的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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