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整美国制造业，促成1970年代以来几十年“外流”到东亚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岗位“回流”，最早是由美国国内一些工会组织提出的，主要是为了扭转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情势。这些主张已经提出，就遭到了美国经济学界、工商业界等方面的抨击。一些学者指出，虽然全球化驱动的产业转移使得美国原先的就业岗位减少，影响了美国人就业，但这是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结果，美国经济更加智能化、更能高效迎接技术革命、会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就业岗位；而且，还减少了美国本土的能耗与污染，强化了金融优势，使得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加深对美国的依赖。
这也就是对一般的经济、贸易全球化优越性的通俗解读，只不过中国、印度等国民众获知的，往往是将受益者角色调整为了中国或印度（企业、政府、社会、民众）的另一些陈设版本。按照此类解读的逻辑，全球化是在促成各种要素的重新流动，使之更符合经济理性的连接组合，这一过程是多赢的，没有谁是受害者。
金融危机及随后至今的全球经济萧条，击碎了全球化有利无弊的粉色神话。叠加袭来的资源、能源、环境危机，更暴露出全球化过长链条下，以往被人忽略的经济和社会脆弱性，特别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不可持续性。
这个背景下，美国国内终于又有人开始呼唤重整美国制造业。有别于前一次被斥为美国工会组织逆潮流而动、自私狭隘诉求的呼吁，发出这一次呐喊的主角，首先是美国政界、媒体业内的精英人物。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上任来四年，一直在设法推动制造业岗位回流美国，而其2012年总统大选竞争对手罗姆尼甚至更为激进。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曾经是全球化优越性的最忠实宣传者，但金融危机后也改了口风，其新著《曾经的辉煌》一书所提出的多方面政策建议（包括制造业复兴），基本上与工会组织几年前的呼吁没有太大差别。
不惟美国，任何一个国家、地区乃至一个城市，从精英“观念”、“理念”到“公众讨论”再到“政策实施”，演进过程必然十分漫长，如果最后一个环节遇到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弹，则很容易陷入搁置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制造业能否重新规划建立，取决于工商业界——他们是美国制造业外包、岗位外流的推手，也是全球化秩序体系的最大受益者——新的格局能否为该阶层带来直观和长远利益，决定着他们的立场。
利伟诚（AndrewN.Liveris）是全球知名企业家、美国工商业界的代表人物，现任世界500强陶氏化学公司主席兼CEO、美中贸易委员会主席、国际化学协会主席、美国总统出口委员会成员。他在其所著的《美国制造：从离岸到回岸，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中，要求工商业界同行、经济学界、美国政府重新审视制造业对创新等多方面起到的支撑作用，建议美国重新布局制造业，“如果我们（美国）能否复苏、开发、再建这个制造业部门……我们将再一次享受繁荣。”
《美国制造：从离岸到回岸，如何改变世界》一书引言中，利伟诚专门提到了要对以往那种制造业不经济、服务业更能实现繁荣、更高产值的说法进行反思。他甚至认为，现在及未来一段时期，高度专业化（剥离制造业，再细分分拆服务业）经济能够获得成功的地方，必须在人口极少的个别大城市，比如新加坡、迪拜。美国不适合这种选择，中国（哪怕是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也如此，世界上没有足够多的高端制造业机会。
利伟诚以世界500强公司领导人的身份，肯定性的指出，大量制造岗位外流，并不能让美国得以长期保留设计、研发与企业总部。他指出，“随着制造业继续移向海外，工程师和设计者也随之迁移”，以陶氏化学公司为例，最初转移到中国和印度的仅有生产基地，后来渐渐就将研发基地也搬出了美国。“当研发与生产联系在一起时，会很好地发挥作用。工厂的工程师更可能注意到潜在领域，当参与到生产过程时，产品会得到改进”；反之，像美国经济近些年转向一个纯服务业结构时，研发能力也在萎缩，“缺乏设计新产品的基础设施和把产品推向市场的能力。”利伟诚得出结论称，“没有研发，将没有知识产权的产生。”
大量外包、离岸业务的存在，还让美国政府对企业、经济的监管陷入空洞化的状态。利伟诚在书中将这方面因素视为诱发2007-2009年金融危机的一个源头。而美国原有制造业基础被消解后，也导致在发展新能源的新一轮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此外，去制造业、产业空洞化还让美国联邦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无法通过较为灵活的方式，更新陷入老化甚至亟待淘汰的基础设施。书中还就如何重建美国制造业以适合竞争，提出了一揽子系统完整的政策建议。
很显然，如果美国重建制造业这一设想，在美国国内赢得工商业界在内的各界赞同，进而变成实践，必然对现有的经济全球化秩序体系带来强烈冲击。《美国制造：从离岸到回岸，如何改变世界》这本书表明，以利伟诚为代表的美国顶级企业家，已经对顺应和维护全球产业分工的立场进行了调整，还完成了相关的利益论证。这是中国读者特别是政府官员、企业家、投资界人士应当注意到的一个重大变化。
此外，《美国制造：从离岸到回岸，如何改变世界》提出的制造业不能轻易与服务业切割、没有制造业就没有创新和知识产权等论断，同样对我国具有警示意义。我国许多大城市、沿海地区至今仍在推动“去制造业”进程，认为只要保留单一的企业总部+研发基地，就可以实现美国日本那样的城市“轻资产”运行——在这样一种政策思想的指引下，这些地方近年来甚至将一些技术水平较高、效益较好的制造业企业也悉数关停并转，这样的做法而今有必要加以再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