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年代，谢富治与陈赓搭档，组成陈谢兵团，立下累累战功。55年授衔，陈赓位列十大将，谢富治位次一等，授上将衔。
在地方工作时，他是封疆大吏，担任过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
后奉调进京，出任公安部部长职务。
1962年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旨在检讨三年困难时期出现的种种问题。谢富治在会上发言，讲述了全国各地因经济灾害所产生的各类治安案件。
毛泽东亦因情况严峻在会上作了自我反省。轮到林彪发言，他却一反众议，认为当前所面临的种种困难，根源都在于未能准确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所以出现了偏差。无论当时还是现在，事实都充分证明毛主席的思想始终是正确的。遗憾的是，我们部分同志未能深刻领会毛主席的思想，将问题导向了“左”的极端。
林彪的这番发言与会议的整体氛围格格不入，却意外赢得了毛泽东的青睐。
这件事令谢富治印象深刻，在与公安部政策研究室主任赵明交谈时，他懊悔地说：我未深思熟虑便急于发言，大谈因三年自然灾害引发的诸多严峻治安问题；和林彪的表述相比，我显然未能准确把握发言的方向！
有了这次教训，1966年文革开始，谢富治像换了一个人，第一炮就轰向了老领导邓小平，说邓小平这些年来，越来越不尊重毛主席。
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提醒谢富治：说话要实事求是，你说邓小平的那些事，我怎么从未听说过。
谢富治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大声说：“你不知道的事，还有很多！”非但如此，他还点拨傅崇碧说：“对待江青同志，必须保持尊敬，握手时要用双手。”这番话让傅崇碧大吃一惊。
谢富治的紧跟姿态，赢得了江青的好感。这一年的8月，谢富治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候补委员，并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
1967年2月，在一次紧急碰头会上，徐向前、叶剑英等资深将领对江青及其同伙导致军队混乱的局面进行了严厉指责。徐向前激动到拍了桌子，他严厉责问，难道我们这些人管理不了军队？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谢富治当即反驳说：“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军队。”
2月16日，在怀仁堂召开的碰头会上，叶剑英、谭震林、陈毅等对陈伯达、张春桥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进行了严厉指责，斗争达到白热化，史称“大闹怀仁堂”事件。
针对老帅们的强烈不满，谢富治强调说：“切勿以个人立场为出发点，而应着眼于整体大局。”
谭震林闻言怒火中烧，对谢富治厉声说道：“我并非只关乎自身，而是为了所有老干部，为了我们整个党的组织！”
碰头会结束后，张春桥向江青汇报说，谢富治是碰头会上唯一为他们辩护的人。这让江青非常高兴，评价谢富治“是唯一站在正确路线一边的人，很难得。”并特地向毛泽东提出，将谢富治吸收进“中央文革小组”，使其成为“文革小组碰头会”的成员。
1967年4月上旬，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谢富治也参加了这次会议。4月11日，徐向前在会上对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近3个月来的工作进行了检讨，但谢富治仍然揪住不放，说：“你徐向前的问题远不止这些。”
徐向前闻听气愤地说：“错误路线我都承认了，你还想怎样？难道要把我打成叛徒、反革命吗？”
1968年10月，继续对67年的“二月逆流”进行批判。谢富治在会上说：几个老总讲话矛头指向运动，京西宾馆煽风点火。朱德在井冈山时就反对毛主席，谭震林、朱德、陈毅合伙把毛主席赶出军队，陈毅是朱德的参谋长，这些人都应该批判。
谢富治还没忘记对陈云“开炮”，说陈云在1961年七千人大会上，主席3次叫他发言，他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后来却作黑报告反对主席、反对大跃进。刘、邓搞反革命修正主义，朱德、陈云也是搞修正主义的。二月逆流那些人不死心，还想为他们服务。
谢富治可谓火力全开，拿了老同志一个个点名批判。最后总结说：陈云同志多年不做工作，刘少奇突然抬出他来搞经济，收拾残局，就是搞修正主义，……多赚钱、卖花布、炒肉片、高级饼子高级糖。陈云一贯反对毛主席，休息也不干好事，这些事情都要清算。
谢富治的这番表现，被认为是具有坚定的革命立场，有胆有识，在接下来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后又出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在上将资历的将军中，可谓独领风骚。
正在他志得意满时，却不幸遭遇疾病袭击，身患癌症，于1972年3月26日在北京病逝，终年63岁。
死后极尽哀荣，享受国葬待遇，天安门、新华门均降半旗致哀。悼词规格甚高，称其病故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第二年，妻子刘湘屏出任卫生部部长。1976年10月，因与四人帮走得太近，一损俱损，被撤职审查。
步其后尘，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纪委关于康生、谢富治两人的审查报告，公布其反革命罪行，撤销悼词，开除党籍。不久，谢富治的骨灰被移出八宝山革命公墓，与病逝时的评价形成鲜明对比。
女儿谢小沁，哈军工毕业，所学专业为导弹系自动控制。谢富治掌权时，她活得低调；谢富治被彻底否定后，她活得坦然。整个一个以物喜不以己悲，与罗瑞卿女儿罗点点好得不是一般。
2026年3月0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