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等7人在北大食堂贴出大字报，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
6月1日晚，这张大字报以电波的方式向全国广播，并被高度评价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汤一介和北大哲学系反对聂元梓的另外17个同事，被全部打成“黑帮”，勒令每天在校内劳动，或打扫厕所，或在广场上拔草，或清扫马路。而且还得举着“黑帮×××”的大牌子接受批斗，一个个低头弯腰或被人按成喷气式。校长陆平被批斗时，汤一介和其他黑帮往往都要参加陪斗，举着标明身份的大牌子站在一个高台上，面对众多愤怒的革命群众，朝着他们高呼口号。
每当这种时候，汤一介最担心的是双手发抖拿不住牌子，一旦掉落下去，砸在台下革命群众的头上，其后果即便不被当场打死，也得脱层皮。因为始终处在高度紧张之中，那些批判他的内容反而一句也没听清。
1966年秋，每天都有红卫兵到北大串联，顺便也光顾汤一介家，或者抄家，或者贴大字报要汤一介交代罪行。红卫兵们流水席似的来，汤一介就得流水席似的接受批斗。
汤一介的妻子乐黛云是57年的“右派”，此时也被一同勒令在校园内劳动。
汤一介有两个孩子，一个八岁，一个十二岁。因为红卫兵常来汤一介家搞批斗，难免受到惊吓，留下心灵创伤。于是夫妇俩就把孩子送到外公外婆家暂时居住。
但没过几天就被外婆送了回来，她告诉女儿女婿说：“街道居民委员会说，这两个孩子是黑帮的孩子，要给他们挂上黑帮子女的牌子。这样做对孩子造成的伤害更大，只好又送回来。”
1967年秋，有一天都晚上了，忽然来了一批红卫兵把汤一介押送到燕南园56号的一间房子中，对他进行批斗，将他两臂后扭坐喷气式。这样一番折磨后，才严厉地责问他为什么在门上贴了一张毛主席像，却在两边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对联。
这下可把汤一介吓坏了，大声喊冤：说自己如何敢如此胆大包天？希望红卫兵小将们明察秋毫，如果真是自己或家人干的，愿意受最严厉的惩罚。
这群人把汤一介批斗了一夜，才放他回家。以后就没再找过他，因为一追查，原来是对门家孩子干的。
这件事表面看好像有惊无险，但细思极恐，如果对门家孩子不承认，那汤一介很可能被打死或打得半死。
为此夫妇俩一商量，决定搬出经常有红卫兵光临的燕南园。
恰巧北大革委会认为教授们住的房子太多，应该分出一部分给职工们住。汤一介就主动要求搬出燕南园，把自己八间最好的房子，换成了中关园280号的三间小房子。
那些日子，汤一介被斗来斗去，连惊带吓，竟然真心认为自己确实犯了严重错误，脱离了革命路线，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对立面了，下定决心要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他一次又一次的诚恳检查，深挖思想根源不动摇，但聂元梓为首的革命派和红卫兵小将就是不满意。当时哲学系被定为“黑帮分子”的共18人，都在想方设法让聂元梓等人满意。
1967年秋天，北大红卫兵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以聂元梓为首的“新北大公社”，另一派是原来和聂元梓一起写“525”大字报的“井冈山公社”。两派闹到水火不容，以致武斗起来。
这下倒好，两派都分不出身来，无暇管教汤一介这些“黑帮分子”，这些人趁此机会自动解除了劳动，都跑回家去待着。
1968年秋，工军宣队进驻北京大学，两派武斗这才得以平息。接着，全校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哲学系的黑帮分子一个个得到解放，只剩汤一介和少数几个“黑帮分子”还待在反动队伍里。
非但如此，有些被解放的黑帮分子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性，竟然跳出来揭发汤一介在清明节为父亲扫墓。有人还画了张黑线图，把汤一介和邓拓、周扬、关锋甚至帝国主义神父联系在一起，于是大会小会又开始对汤一介进行批斗。
幸亏一位新华印刷厂来的工人大姐，没嫌弃汤一介，还再三开导他，让他好好反省，争取早日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于是汤一介更加主动地检讨自己，深挖思想根源，终于在1969年夏得到了“解放”。
不久，林彪发出“一号命令”，汤一介和妻子乐黛云还有儿子汤双，随同北大两千余员工下放江西鲤鱼洲劳动改造。在那儿，汤一介知道了干农活并不简单，插一天秧，腰腿会疼痛到令人难以忍受，平一天的水田，骨头竟几乎累到散架。汤一介明白了，中国的农民才是最苦的。
因为改造得不错，表现好，1970年秋，哲学系的工军宣队派汤一介去给新招来的工农兵学员当教员。
1971年夏，汤一介回到北京，在工军宣队的领导下，负责哲学系“教育改革小组”的教改工作。
1973年秋天，北大党委书记王连龙找汤一介几个人谈话，说清华的同志编了一份《林彪与孔孟之道》，毛主席看了，认为不好，提出找北大懂点孔孟之道的人参加，和清华一起来完成编写工作。王连龙要汤一介他们和清华的教师一起参加编写组。
这个提议正合汤一介心意。当时正在批判所谓“右倾回潮”，北大又要开始一场批判运动。汤一介是北大哲学系教改小组负责人，眼看着批判之火又会烧到身上，如果此时能进“梁效”编写组，岂不是可以躲过这场灾难。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对于参加“两校大批判组”，汤一介就表现得十分主动。
“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是根据毛主席的要求而成立的，开始成员只有十来个人，主要是编材料，汤一介是主要负责人之一。
材料编了若干稿，每稿都交谢静宜和迟群往上递交，然后大家就坐下来等着上面的修改指示。
报上去的材料共八部分，其中仅一部分上面认为不理想，需要重编。于是谢静宜、迟群就命令汤一介带着周一良、孙静、陈羲仲进行修改，其他人则转入写大批判文章。
1974年1月《林彪与孔孟之道》以“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下发。由于汤一介和周一良自始至终都参加了编写，所以受命到各单位去讲解这份材料。
此时，“两校大批判组”实际分成了两个组，一个组编材料，接着编《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二）；一个组写大批判文章。汤一介在材料组，“材料之二”的基本内容是所谓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汤一介在此之前已经看过。
为了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二），江青让大家到林彪住所毛家湾查看林彪的图书。当大家走进林彪的藏书楼，都吓了一跳，林彪的藏书竟有七万多册。其中线装书非常多，在一些线装的中国经典上常有林彪的批语。
当时翻阅林彪的藏书，是要找一些所谓的“反对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证据，然后顺着毛主席的思路来加以批判。
大家以“五七一工程纪要”为基础，再加上林彪藏书中的“批语”，东拼西凑，编成了《林彪与孔子之道》（材料之二），由谢静宜、迟群送了上去，以后就没有了下文。
“材料之二”编完后，编写组的人就无事可做了，于是也参加到写作组里。写作组的任务是写“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的文章。文章多半是两三个人合写，然后由谢静宜、迟群审定后，往上报送。文章署名除用“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外，用得最多的笔名就是“梁效”。
1973年下半年，大批判组曾跟随江青去过天津。大家和江青一起在车上用餐，汪东兴虽然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表现却很像江青的随从，江青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这让书呆子汤一介感到非常奇怪。
有一次，汤一介偶然提到斯大林，惹得江青大发脾气说：“不要提他，不要提他。”把汤一介吓得半死，从此后在江青面前再也不敢随便说话。
大批判组在天津时，并不和江青住在一栋房子里，只有江青召大家去她住的地方，大家才能去。去她那里往往是陪她看电影。江青给汤一介的印象是，“真像一位颇为跋扈的皇后”。
有一次召集大家开会，讨论“评法批儒”问题。江青让大家发言，谈谈“儒家”和“法家”的不同。
汤一介是比较靠后才发言的，他说“儒家和法家的不同有两点：法家主张改革，儒家则主张维护旧制度；法家主张前进，而儒家主张倒退”。
江青认为汤一介的发言很扼要。
1974年召开“四届人大”，汤一介当选为代表，就是因为他对“评法批儒”的发言受到了江青的肯定。
“四届人大”正式开会之前先开预备会。大家都集中在车公庄的礼堂里，等待领导人来接见和讲话。江青进来时看到了汤一介，就说有事要找他。
散会后，工作人员把汤一介带到一间小会议室里，在场的还有一些学者和艺术界人士，桌上摆着用封套套着的线装书。江青对大家说了一通话，最后指着线装书说：
“这是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两种的影印大字本，你们大批判组去和今天的对照一下，加点注释，毛主席要。另外甲、乙本前后的部分也加点注。所加的注释都用朱红。”
还特别对汤一介说：“你就参加开幕式，其他会就不一定要参加了。回去就赶快做吧！”
汤一介回到学校后，向谢静宜、迟群和李家宽做了汇报，马上就组织魏建功、吴小如、田余庆、周一良等人一同参加注释工作。
大家听说毛主席要看，都特别认真，深怕出点错误。后来听说毛主席对注释很满意，大家都有点受宠若惊。
不久，谢静宜、迟群来大批判组，说江青要来“看大家”，并且要听大家讲《老子》，因为汤一介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就要他预做准备。
汤一介为此将过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的《老子》部分，每句都详加解释，有的甚至翻译成白话，担心被江青问住。
这天，江青带着一帮人来大批判组住的“北招”，学校领导周培源、王连龙和谢静宜、迟群也都来了。江青进来就大声说：“我向你们问好，也代表毛主席向你们问好。”
大家也应声回答：“江青同志好，毛主席好！”
江青说话时，汤一介一句也没听清，他非常紧张，一直在想自己该如何给江青讲《老子》。
忽然江青问道：“谁给我讲《老子》？”汤一介原本坐得离江青比较远，于是走到她近处，刚开始讲了一句“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江青就接过话头讲开了。讲她怎么读《老子》和许多与《老子》不相干的话，这让汤一介顿时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可以不讲了，也就避免了可能讲错惹上麻烦。
1975年4月，在“科教组”工作的孙长江找到汤一介说：“毛主席有一段指示，认为现在不应反经验主义，而要反教条主义。”
汤一介听说后，也没多想，就当作一条新闻告诉了两位大批判组成员。有人把这件事报告了迟群，迟群竟大发雷霆，说要把汤一介调回哲学系，不再留在大批判组。
结果不知为什么，谢静宜和迟群决定叫大批判组的大部分成员下工厂劳动，汤一介和李家宽、池中原下放的地点是北郊木材厂，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
有一天孙长江来找汤一介，告诉他说，毛主席的指示是批“四人帮”的。那时“四人帮”提出要反“经验主义”。汤一介这才感觉内部斗争有点复杂。
当时北郊木材厂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要求制造一个可以升降的大床，有位工人说：“这大概是给毛主席做的。”这句话传到领导耳朵里后，那位工人马上就被抓了起来。
这件事对汤一介震动极大，让他意识到，决不能乱猜乱说，稍有不慎，便会招来牢狱之灾，甚至杀身之祸。
7月中旬，在木材厂才待了一个半月，谢静宜、迟群又把全部下放的“梁效”成员召回了大批判组。
原来又有了新任务。一回到大批判组，谢静宜和迟群就向大家传达了毛主席批《水浒》的指示，要求大家紧跟形势，赶写大批判文章。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病逝，大批判组设了悼念灵堂，谢静宜、迟群叫撤掉，理由是：“北大、清华各有一个就行了，不必设那么多灵堂。”
总理追悼会那天，孙长江找到汤一介说：形势复杂。言下之意是让他想法离开大批判组。对此，汤一介很感为难。如果离开，其后果不是被抓起来，就是挨斗。现在是骑虎难下，只能混下去。
5月，谢静宜、迟群指示大批判组写批邓小平的文章，要求联系批《水浒》的“投降主义”路线来批。
有天汤一介看《论语批注》，其中写到孔子当鲁国司寇时，把放逐在齐国的鲁昭公的坟由齐国迁回鲁国，与祖宗合葬，说这是“为鲁昭公翻案”。汤一介就根据这个故事写了一篇文章，说明孔子从来就要恢复旧制度的。这篇文章在后来审查时，被认为是影射现实。
四人帮垮台后，谢静宜、迟群被抓，大批判组所有成员被集中审查。
在一年半的审查期间，每个人一方面反复检查自己，一方面揭发他人。汤一介发现，自己又陷入了文革初期的处境，要无中生有地证明自己的错误。
随着审查的深入，汤一介认识到自己确实犯了错误，和其他“梁效”成员一道，在客观上帮助四人帮反对周总理。
刚开始接受审查时，汤一介还可以请假回家。想到妻子乐黛云26岁就被划为右派，自己从1957年反右斗争后，历次运动都受到批判；想到两个孩子1977年恢复高考时，因受审父亲的原因被学校拒之门外。一时百感交集，痛不欲生，竟想在返回“梁效”集中地时，跳入未名湖了此一生。幸亏孙长江来家看老朋友，对他说：“事情总要过去的，不要乱交代，就是坐牢也没什么，早晚得放你，可以准备点换洗衣服，一定要挺住，我们能做事的时间还长着呢！”
孙长江的这番话，如打开了一扇窗户，使汤一介走出黑暗，打消了投湖自杀的念头。
也是从这一天开始，汤一介渐渐大彻大悟，联想到古代先贤，孟子可以“以德抗位”，陶渊明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自己却屈从于权势，丢掉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美德，真是惭愧万分，愧对于人。
他告诫自己，从今往后，再不说那些违心的话，一定要找回“自我”，恢复知识分子应有的骨气，不再向非真理反真理的那些带有欺骗性的言行妥协。
汤一介这一代知识分子，最终走向觉悟，耗费了整整一生。既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参考资料：
汤一介《打成“黑帮”，参加“梁效”，是我一生的痛》
2025年01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