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已降，“东亚病夫”在中国就是一个很著名的词汇。很长一段时期内，它都被主流意识形态解读为一个由外国人强加给中国人的蔑称，专门用来讽刺中国人生理上的虚弱不堪。因之，当新中国的竞技体育运动获得了天翻地覆的进步，当我们中国的运动员在奥运会等重大国际比赛中站到了冠军的领奖台上之后，很多媒体流行的宣传口径就是“终于洗刷了百年来强压在中国人身上的‘东亚病夫’的耻辱”云云。
而其实这是对“东亚病夫”的严重误读。
首先，最早提出“东亚病夫”一词的并不是外国人，而恰恰是如假包换的中国人！此人就是晚清时期大名鼎鼎的改良派思想家、曾经担任过京师大学堂校长一职的严复。
1895年，中国刚刚遭遇甲午惨败，全国上下反思中国文化的声音开始萌发。此时，严复在天津的《直报》上发表了题为《原强》的文章，这篇文章中写道：“盖一国之事，同于人身。今夫人身，逸则弱，劳则强者，固常理也。然使病夫焉，日从事于超距赢越之间，以是求强，则有速其死而已矣。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耶？”严复以后，一大批觉醒的知识分子纷纷沿用了他的这个提法。1905年，小说家曾朴在写作《孽海花》一书时，用的笔名就是“东亚病夫”。
而反观外国人用“东亚病夫”一词，据说是从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开始。1896年10月17日，有英国人在《字林西报》上撰写题为《中国实情》的文章。文中说，“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根据今人的考证，这篇文章始出于当时的《伦敦学校岁报》，上海的《字林西报》只是转载而已。之后，梁启超的《时务报》引用了这个称谓，遂扩大了“东亚病夫”的知名度。
不过，相对说来，英国人的这个“病夫”提法根本是在严复之后，加之严复当时在英国的影响力，因此不能排除英国人是受到了这位中国维新思想家的影响而采用这个提法的。如果做这样的理解，则“东亚病夫”很可能是“出口转内销”的货色。把这个提法的发明权让渡给外国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歪曲，就是对历史的无知。
更为重要的是，考察“东亚病夫”一词产生的背景，可以知道这个提法的初始含义并不是用来讽刺中国人生理上的不健康，而主要是说中国人在精神思想层面上的麻木、萎缩、愚昧，以及面对极权统治的无动于衷、逆来顺受、苟且偷生和没有信仰的国民特性。相对于精神思想层面上的“东亚病夫”，生理层面上的“东亚病夫”实在是不值得一提的“小者焉”。
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现代著名作家鲁迅先生的心路历程，找寻到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东亚病夫”的钥匙。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年轻的鲁迅当年东渡日本，本来是想学西医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这可以被解读为先生是想从疗救生理层面上的“东亚病夫”入手，达到救国的目的。
然而，在日本的一次经历，让鲁迅醒悟到了生理层面的“东亚病夫”并非是治疗中国病症的急务。在《呐喊自序》里，他这样说道：“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彩。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从鲁迅先生的叙述里，我们可以看到先生眼中的中国人其实并非是弱不禁风的，而恰恰是“强壮”的。但就是这样“强壮”的中国人，却在做着愚昧的“看客”，犹然是典型的“东亚病夫”！
于是，先生的思想乃有很大的转变，终于决定“弃医从文”了。“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提倡文艺运动，从“精神”上改变中国人，正是鲁迅先生那一代优秀的知识分子在疗救“东亚病夫”问题上的先知先觉的飞跃。
梳理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心路历程，对于我们今天准确地理解“东亚病夫”这个称谓，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倘作如是观，则我们可以说今天在奥运会等国际重大的体育赛事上争金夺银，固然是洗刷“东亚病夫”耻辱的一个方面，但并不是说我们有了数百个世界冠军，有了刘翔和姚明，就等于是彻底扔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恰恰相反，观之今天的某些现实，任何一个理性的中国人恐怕都不能不面对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吊诡，这就是：如果把“东亚病夫”的内涵界定在思想精神层面，那么，对于“我们现在还是不是‘东亚病夫’”这样一个沉重的命题，我们实在没有十足的底气做出理直气壮的否定性的回答！也可以说，要完全摘掉我们头上的这顶“东亚病夫”的帽子，可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而这大约正是我们需要长期逾越的一道“雄关”。
自古至今，中国人评价官员一向爱用简单的“两分法”：“贪官”和“清官”。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对于“贪官”的无比憎恨，可以说是“必欲食其肉，寝其皮”方才满意；而对于“清官”，则一律加以敬仰膜拜、感激涕零。其最近的例子就是为刚刚去世的江苏省某县的纪委书记送“万民伞”。“万民伞”在中国本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但是，当历史的车轮已经隆隆地驶进了21世纪，这把“万民伞”竟然还有着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则实实在在是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由于对清官有一种“盼之如云霓”的迫切心理，在中国的民间甚至形成了一股浓郁的“清官情结”，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中国的京剧、各地的地方戏、通俗小说以及最为民间化的评书等文艺形式中，“清官戏”和“清官故事”已经成为一个畅行不衰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热门题材。
然而，如果对这些所谓的“清官戏”或者“清官故事”认真深挖下去的话，就会发现这些文艺作品所歌颂的所谓“清官”实在是屈指可数，最著名的不过就是翻来覆去的包拯、海瑞等几个人而已。与这几个人相比，自古至今中国能够称得上“官”的人真可谓是恒河沙数了。数量如此庞大的官员竟然只有这么几个耳熟能详的清官，以至于简直可以对之忽略不计，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悲哀。
尽管恐怕很少有人从如上的角度对清官问题进行思考，但是从中国民间对于清官题材的文艺作品的那股子热乎劲儿上，则完全可以反证出清官实际上的“稀缺”来。正因为在历史上真正的清官少之又少，所以才越加稀罕；而“物以稀为贵”的结果就是让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更加盼望清官，蕴含在民间的“清官情结”才越发强烈。倘作如是观，则在清官题材的文艺作品走红的背后，所隐藏的不过就是一种极为无奈的情绪的无意识发泄而已。
其实，像中国民间这样简单地用“清”或者“贪”的“二元标准”来评价官员，未免失之于偏颇和单一。对于官员来说，“清”与“贪”，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评价标准，但是更为重要的评价标准还有很多，譬如“能”与“庸”、“明”与“浊”、“勤”与“惰”，等等。而如果能够采取更加实用一些的标准的话，甚至完全可以这样看问题——即如果一个官员是“能吏”，是真有治世之才和治世之能的话，那么即令是他“贪”那么一点点，相对于那些既无才能又十分贪婪的官员而言，这个官员也还是属于最不坏的一类。简单地以官员之“清”和“贪”来论处官员的人往往忽略了一点，这就是一个官员如果仅仅只是个清官，但却能力平平，整天浑浑噩噩，甚至藉靠在道德上的白璧无瑕而肆意妄为的话，那对升斗小民的影响可能会更加糟糕，其危害程度是一点也不次于那些有点治世能力的贪官的。这样说也许令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但却是可以被历史和现实的诸多案例加以复验的一个结论。
撇开这些不说。即以中国传统文艺作品所精心打造的那几个清官形象而论，倘若把这些作品中的清官形象与历史镜像中真实的清官一一加以对照，就会发现这些文艺作品中的清官形象，其实都是一些被深度加工之后，寄托了中国民间审美情趣和诉求的虚构式人物，与真实的历史有天壤之别。
具体而言，其加工的原则一是无限拔高、夸大或者平添这些清官“清”的一面，甚至把很多人的优点移花接木全部挪移到一个人的身上；二是闭口不谈这些人物的弱点和不足。在这样子人为的加工润色之下，文艺作品里出现的清官形象颇有些类似于文革时期的那些文艺作品中的正面人物，一律“高、大、全”，尽善尽美且无所不能。
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传统清官戏中的一大主角包拯。实际上，历史上真实的包拯一辈子大部分时间担任的都是“御史”之类的闲职，平生最大的官职不过是“枢密副使”，大约相当于副宰相的位置。但是，在包括京剧在内的各个地方戏的“包公戏”中，他硬是凭空被赋予了三口阴森森的铡刀，成了“上能铡皇族，下能铡黎民百姓”的厉害角色。对此，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这完全是不了解庙堂实情的乡间底层百姓们的一厢情愿的臆想而已。
在所有的“包公戏”中，最为荒唐走板的是一部叫做《打龙袍》的传统京剧。包公出行时遇到了被前朝奸臣们迫害的流落民间双目失明的当朝天子的生母，于是便在庙堂上为皇太后打抱不平，经过一番小小的波折，终于使得皇太后顺利返回宫中。在母子团聚的庙堂之上，皇太后为惩罚皇帝在开始处理这一事件时对包拯的不公，竟然赐给包拯一根“紫金棍”，要求包公当庭责打“无道的昏君”。包公领命之后，玩了点“幼稚园大班水平”的小谋略，请皇帝脱下了龙袍，以“打龙袍”替代了“打皇帝”。皇太后大悦，立即赏赐包公“尚方宝剑”，赋予了他先斩后奏的巨大权力。一场大戏最后在包公怀捧宝剑“雄赳赳气昂昂”中徐徐落幕……
应当说，这出十足出自社会底层，包含了民间诸多“庙堂想象”成分的“包公戏”，是中国民间“清官情结”的一个最典型的样本。尽管它在舞台上经久不衰，广受戏迷的欢迎，但若衡之于正史，则毋宁说是一个漏洞百出、十分拙劣的玩笑。
就像“包公戏”中的包公和历史上真实的包拯完全不是一回事一样，历史上的清官不仅不像这些文艺作品中所描画的那么神通广大、道德高尚、完美无瑕，更进一步说，他们甚至往往都同时具有一些不能忽略的人格缺点和毛病。
如明朝的海瑞，其实是个性格古怪的悲剧性人物。四川作家聂作平先生曾经在一篇题为《可怕的海瑞》的文章中，转述了海瑞的一则轶事。海瑞有一个五岁的小女儿，某一天因为接受了男家僮给予的一个甜饼，而被海瑞严厉叱责，甚至暗示小姑娘立即以绝食的方式求死以保持贞节。结果，可怜的小女孩竟然真的遵循父命在七天之后绝食死去了。
对于这样一位被中国人公认为“清官”的家伙，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评价是“古怪”和“惹是生非”；聂作平先生则将其比喻为大明朝的“愤青”。而根据现有的资料判断，我认定这位海瑞“海青天”很有可能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和人格障碍，否则就无以解释他在历史上做出的种种“堂•吉诃德”式的反常举动。
事实上，历史上一些真实的清官不仅像海瑞一样在人格方面存在问题，还往往是人见人怕的“酷吏”。综观一部中国历史，“酷吏”历朝历代都有，但主要还是集中在汉武帝和后来的武则天时期。并且很怪异的一点是，历史上的“酷吏”绝大部分都是真正意义上的“清官”。譬如，司马迁在《史记》的《酷吏列传》中提到被汉武帝重用过的“酷吏”赵禹时，说他“府中皆称其廉平”、“禹为人廉倨”。而同时代的另一位著名的“酷吏”张汤，在死后“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以至于下葬时“有棺无椁”，令皇帝也为之动容。究竟在“酷吏”和“清官”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必然的紧密联系？看来，还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历史命题。
对于这个命题，晚清时期的小说家刘鹗在其《老残游记》里有一段深刻的分析，权可作为一个全新的解读思路，他说：“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矣。”刘鹗根据真实的生活原型当时的山东省曹州知府毓贤，刻画了一个叫做“玉贤”的清官加酷吏的艺术形象，对其害民误国的行为大加鞭笞，并且声言：“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