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飞虎队，人们往往认为是那些高鼻梁蓝眼睛的美国人。事实上，飞虎队员里有很多祖籍广东的美籍华人。战时，国民政府曾派出大批学员到美国亚利桑那州受训，他们归国后也成为飞虎队的一员。
1941年8月成立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是最正牌的飞虎队，成员大都是美军预备役或退役士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支自愿队被编入美军战斗序列，改称“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1943年3月扩编为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依旧由陈纳德将军指挥。后来陈纳德着手训练中国飞行员，组成“中美空军混合飞行团”，习惯上也将它们统称为“飞虎队”。
“飞虎队”在抗战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付出了惨烈牺牲。他们最初的任务是护卫滇缅公路，保证战时物资从仰光运进中国。滇缅公路被切断后，他们的任务变成了飞越驼峰航线，将美国给中国的援华物资从印度加尔各答空运至中国昆明。从1942年到1945年，81%的援华物资都是通过驼峰航线空运而来。在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里，有3294个烈士的名字，其中2186个美国人，其余都为中国人。在“飞虎队”中，从来不缺少中国人的身影。
在美国受训
2012年4月29日，在北京松堂关怀医院内，一位九十二岁的老人作别人世。这位名叫王延周的老人，竟是曾在抗战期间击落多架日军战机、八次飞越“驼峰航线”的飞虎队老兵。
“七七事变”后，王延周考入黄埔军校，成为第十四期学员。1940年2月，王延周进入设在昆明的航空学校，这所学校的创办者正是后来的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
为了改变中国空军成分复杂、装备落后、水平参差不齐、指挥官之间的矛盾等状况，陈纳德受蒋介石之命建立了一支由自己指挥、战斗力过关的中美联合部队。
自1942年10月起，先后有三批中国飞行员被送往美国亚利桑那州的雷鸟等基地受训，其中就包括老兵王延周。他们回国后成为“中美空军混合飞行团”（The Chinese-American Wing）的中方人员，美方飞行员则在第十四航空队中选派。他们共有轰炸机60架和战斗机100余架。王延周受训归来后，就分配在混合飞行团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做飞行员。
驼峰航线上的危险飞行
无论是驻华特遣队，还是第十四航空队、空军混合飞行团，他们都肩负着为“驼峰航线”护航的重任。在三年时间里，中美两国在“驼峰航线”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共损失飞机486架，平均每月13架。
王延周曾八次飞越“驼峰航线”，安然无恙，一来是他飞行技术过关，二来也确实有运气的成分。飞机在飞越“驼峰”时的飞行高度要比通常高一倍，高空天气变化莫测，山间云雾密布，能见度不超过几公尺。与此同时，地面设施也颇为简陋，无线通讯时有时无。
王延周回忆过一次前往印度接收战斗机的飞行经历：穿越“驼峰”大约需要四十多分钟，中队长是飞虎队老战士，有上千小时的飞行经验。他一声令下，八架雄鹰以战斗队形飞行，远望白茫茫一片，天地分不清楚。飞行约二十分钟后，领队命令编队解散，单机穿云飞行。飞机穿入云层后，座舱内暗一阵、亮一阵，挡风玻璃上雾气腾腾，看不见前方的情况。半小时后，飞机先后穿出云层，发现了陆地，但仍在崇山峻岭之中，这时飞机彼此开始联络呼应，互报平安。飞机穿出“驼峰”后，便向目的地集中，依次着陆。
最大的快乐就是击中日军目标
当年刚刚20岁的龙启明也在雷鸟基地受过三个月的特训。龙启明祖籍广东顺德，出身于香港富商家庭，香港沦陷后流亡桂林，考取了中国航空委员会的“留美空军学员”。1943年6月，龙启明回国后奉命飞“驼峰航线”。
1944年4月，在“驼峰航线”上飞行了2100小时后，龙启明与另外5名中国战友一起调入美军第十四航空队。龙启明执行过对云南滕冲、缅甸腊戍、安徽立煌、湖北汉口等地日军目标的轰炸任务。龙启明回忆，有一次“我们的飞机飞到3000米高度后，直接俯冲到200～300米，日本的高射炮根本来不及瞄准，所以他们都是用机枪打的。那天我驾驶着B25轰炸机，看准了日军基地就俯冲下去，分两次把携带的12个炸弹都投了下去。飞机飞得太低了，我都可以听到敌人的机枪发出‘啪啪啪啪’的射击声。回到基地后，我发现机尾上中了14枪，要是打中油箱，就完蛋了！”
龙启明说，对每一个飞虎队员来说，最大的快乐就是击中日军目标。当击落敌机时，兴奋的美国战友都会大叫“Hit target！Hit target！(击中目标了)”。
另一位参加过飞虎队战斗的吴其轺因在上世纪70年代做过三轮车夫，而广受关注。吴其轺的父亲是家乡福建闽清的著名乡绅，他在1936年考入黄埔军校，1943年也成为中美空军混合飞行团的一员。吴其轺参加过88次空战，作战时间800多小时，打落敌机6架，自己也曾3次被击落。2010年，吴其轺去世时，美国飞虎队五大队协会特地送来花圈。
飞虎队里的无名英雄
除了战斗人员，在飞虎队中还有成百上千的中国地勤人员。原本在云南大学就读的女学生张凤岐，在1941年转入中国空军军官学校工作，后来考进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器材处，当了一名打字员。第一天上班，张凤岐领到一身神气的黄色工作服，据说用的是与降落伞一样的面料。在航空队工作的中美人员，每天都能吃到炼乳和牛肉。
战事紧张时，打字员的工作也很繁重，张凤岐有时只能在睡在办公室的木椅上，身上盖着毛毯。各种武器弹药和后勤供给品的进出属于机密，这些物品都是以代号标出，需要张凤岐烂熟于心。
在张凤岐的回忆中，美国军人彬彬有礼，见到她时总是先打招呼，让她先行，乐于为她解决困难。有一次，陈纳德到器材处检查工作，大家听到敲门声时，谁也没有想到会是指挥官。几乎在他们开门的同时，陈纳德举手敬礼。
李梦秋16岁那年从广西航校被调往柳州机场，参与地勤工作，负责为飞机维修、加油和补充弹药。中美空军混合飞行团也曾是他服务的对象之一。日寇为了报复飞虎队，经常以柳州机场为攻击目标，1944年9月，日军出动3架飞机共投弹20枚，柳州机场被严重损坏。当地政府组织了100多民工，用简陋的工具昼夜施工，使机场很快得以重新投入使用。没有这些无名英雄，也不会有飞虎队的辉煌战绩。
一提起飞虎队，人们往往认为是那些高鼻梁蓝眼睛的美国人。事实上，飞虎队员里有很多祖籍广东的美籍华人。战时，国民政府曾派出大批学员到美国亚利桑那州受训，他们归国后也成为飞虎队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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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空军力量一直薄弱，1939年到1941年期间，几乎无力再进行大规模作战。1941年12月20日，“飞虎队”成立，全称是“中国空军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鲜为人知的是，“飞虎队”里也有不少中国面孔。这是1942年，一个中国队员守卫在P-40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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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纳德是“飞虎队”的灵魂人物。他1937年受宋美龄之邀来到中国担任空军顾问。1942年5月在苏联志愿航空队撤出中国后，回美国组织成立“飞虎队”，并一直担任“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与蒋氏夫妇私交甚好。这是1942年6月4日，蒋介石夫妇设宴款待陈纳德（左二）。
在陈纳德的联络下，自1941年12月起，中国飞行员开始被送往美国亚利桑那州的“雷鸟”基地受训，这批人员回国后与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的部分队员组成“中美空军混合飞行团”。这是“雷鸟”基地的教官在给中国飞行员上课。在这里，所有的黑板都是用中英两种语言书写的。
中国航空委员会招收“留美空军学员”的广告，要求学历是大学，不一定大学毕业，报名费400元。考试科目有数理化、英语和“党义”。“党义”即三民主义，很多学生“党义”都没答出来，最后也被允许入学。这是美国亚利桑那州“雷鸟”基地，中国学员在上室内课。
在凤凰城“雷鸟”基地，中国飞行员的学习最为刻苦和认真，他们仅用六个星期就完成了本应十周学完的基础课程。他们对飞行也非常在行，很快就掌握了飞行技巧。这是驾机飞行前，学员们听从学校飞行教员O.E.盖茨的讲解。
很多学员是在中国汉口的航空学校完成基础课程的，后来学校遭遇日机轰炸。学员辗转从汉口到重庆，又到昆明，最后来到美国受训。每天早晨7：30，他们起床整理好队伍，接受教官检查。站在最前面的是来自广州的一个学员。
中国学员和美国学员住同样的宿舍，用同样的教材，驾驶同样的飞机。他们除了每天接受训练，也有很多业余活动。他们很快就在排球和篮球中找到了乐趣。一旦比赛，连美国队员也认为这些中国人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对手。这是中国学员和美国学员一起接受训练。
语言是中国学员之间沟通的最大障碍，他们来自中国的不同地区，说着各自的方言，听起来就跟听英语一样难以理解。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进行交流，他们可以借助手势。这是两个中国学员和一个外国学员在一起看报纸。
在雷鸟基地，共有11个国家的飞行员在此受训。中国队员不仅上课最认真，也是最聪明和最有纪律性的。另外，不仅黑板是用中英两种语言书写，学校的高音喇叭也是用中英两种语言喊话。这是早晨，学员们在斯蒂尔曼训练机前排队等候训练。
“雷鸟”基地共培养了三批中国学员。1942年3月27日，第一批共42名学员在亚利桑那凤凰城卢卡基地礼堂举行毕业典礼。国民政府前航空委员会训练总监、驻美代表、负责中国飞行员受训事务的沈德燮为学员颁发飞行章。图为学员杨少华（音译）接受沈德燮颁发飞行章。
学员们几乎没有时间跟朝夕相处的其他国家学员以及教官告别。他们第二天就收拾行囊，回到祖国，将学到的技能付诸实践，与日本飞行员战斗在中国的蓝天。图为凤凰城的中国女孩来到“雷鸟”基地祝贺中国飞行学员毕业。
中国学员从美国学成归国，加入“中美空军混合飞行团”。混合团有三个大队，分别为B-25中型轰炸机大队、P-40战斗机大队和P-51战斗机大队。中方司令为张廷孟，美方司令是摩尔斯。他们仍听从陈纳德的全权指挥。这是“混合团”的中方队员在一次任务完成后。
昆明巫家坝机场是飞虎队的主要基地和司令部所在，也是著名的“驼峰航线”的终点站。很多从美国受训回来的中国成员，都飞越过“驼峰航线”，经历了生死考验。这五个中国飞行员在巫家坝机场合影，他们从左到有分别是：袁清汉，王汉勋，未知、蔡明雍和王文浩（名字均为音译）。
在飞虎队中，除了中国年轻人，还有很多美籍华人。他们大多祖籍广东，在美国接受航空训练加入美军，后来到中国抗日。陈纳德最初领导的飞虎队（1941年12月到1942年7月）中有11名美籍华人。图为1935年移民美国的Pak On Lee站在飞虎战机前。
来中国参加抗战的美籍华人中，有很多俄亥俄州人。俄亥俄州的波特兰市有一所航空学校，专门为中国培养美籍华人飞行员和机械师。这些人在中国最为艰难的时刻，来到故土参加抗战，很多人牺牲。图为三个美籍华人飞行员和一位女士在一架战机前。
飞虎队不仅指飞行员，还包括地勤人员、机械维修师、办公室人员等。飞虎队地勤人员利用机头发动机散热器的侧面，描绘出硕大、张开的鲨鱼嘴。迪斯尼协会的罗伊•威廉斯还为飞虎队设计了一个队徽：一只插翅的猛虎。这是1942年，昆明机场，中国士兵和美国军械师对飞机进行检修。
陈纳德最早成立飞虎队时，主要机型都是P-40战斗机。这是当时空军最老的机型，陈纳德利用其坚固的机身和良好的俯冲性能，制定“一击脱离”和四机编队战术，让日本人很是头疼。图为1941年，昆明巫家坝机场，机械师在对P-40战机进行检修。
昆明巫家坝机场，海拔六千英尺，飞虎队经常在此训练和执行任务。巫家坝机场是“飞虎队”员们眼中的家。抗战时，除了扩建巫家坝机场和云南驿机场外，云南先后在楚雄、保山、蒙自、沾益、陆良、羊街、呈贡等地抢建了十多个机场，供飞虎队使用。这是1942年左右的巫家坝机场俯瞰。
战时，全国大多数飞机场的地面都是草皮，上面用石粉画出白线作为跑道，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堪。昆明巫家坝机场是少有的条件比较好的机场之一，能够承受各种战斗机、重型轰炸机和大型运输机的升降，防空预警系统做得也很好。这是巫家坝机场修理老旧或被破坏的飞机的库房。
如今在云南那些早已废弃的机场周边，经常能见到一种大石碾子。大约1.8米高，重量在3-5吨之间，往往要五六十人到上百人才能拉动。当时，云南各地的农民们就是用这种石碾子压实机场跑道。经常有人被石碾子压死。图为农民齐心协力推石碾子压实跑道。
除了用石碾子压实跑道，云南农民，不论男女，还要负责铺设机场跑道。机场跑道的底层是大石头，上面是弹石，最上面铺细沙石。他们都要把大石头敲碎，才能获得弹石和细沙石。这沙石里浸染着农民的鲜血。图为云南农民在将铺设机场跑道的石头敲碎。
飞越驼峰航线时，通常在机舱里有一个美国人和两个中国人。机长是美国人，副驾驶和报务员，几乎全为中国人。中国的百姓和士兵常常竖起大拇指夸赞飞虎队员“顶好”，有的美国队员还在自己的飞机上涂上汉语拼音的“DINGHAO”。这是一个中国飞虎队员向美国队友竖起大拇指。
“血幅”是飞虎队员随身携带的一个布条，上面是民国国旗，下面用中文写着：“来华助战洋人（美国），军民一体救护”。一旦坠机飞行员跳伞，只要被中国百姓发现都会被救起。很多百姓因此被日军杀害。这是1942年3月，一个美国后背上缝着“血幅”的飞虎队员在与他人聊天。
尽管得到百姓救助，仍然有大量飞行员牺牲。在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里，有3294个烈士的名字。1938年后，巫家坝机场附近建立一座空军公墓，800多名中美空军烈士埋葬于此。然而，建国后，墓地被侵占，墓碑被用于修建水库。图为飞虎队员在巫家坝空军公墓纪念阵亡烈士。
中缅印战场，在云南的天空上，曾经飞过无数年轻人的脸庞。他们在此战斗、生活、牺牲，很多人的名字都已被遗忘。一只鸽子正在飞向两个年轻人，他们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中国人。没错，所有人都是为和平而战。战争过后，生活仍在继续。只是，那些牺牲的人再无机会活在和平的天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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