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后开始实行大部制，希望实现“小政府大社会”，这是我们现在行政体制改革的主题，但我觉得这个愿望是好的，力度也不小，但未必能够见效。从延安时期，我们就开始精兵简政，但越减政务越多，为什么？因为我们政府的事权太多，管得太多，太细。事实上，从国家层面说，必须由国家管理的，只有国防和外交，绝大多数内政都可以放开，把事权下放到省市，比如说卫生、医疗、教育，甚至土地、金融等，这些由各省管理就足够了。现在中央的大部制改革，仅仅是合并同类项，把职能相近的部委合并一下，因为事权没有放开，这种改革非常有限。
比如说，国家根本就没有必要设立国土部，只要有了土地法，然后依法行事就可以了。土地的具体管理，可以由各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合本省、本地区的土地管理法，只要不违反国家的土地法就行。现在我们国家没有土地法，只有土地管理法，这么大一个国家，所有的土地都靠国土系统管理，相对于复杂的土地情况，这种管理就显得非常僵化。各省、各县的土地能一样管理吗？别说各省，就是一个县里，土地情况也千差万别。比如徐水县，西部是山区，东部是平原，差异很大，靠天收成的山坡地和平原的水浇地能一样管理吗？
我们去美国、日本考察，发现人家只有十几个部委，觉得可以模仿。其实在这些国家，国家层面的事权很少，比如美国的各州都可以立法，这个州实行禁赌，那个州就不管，这些区域法律是根据本州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很有效率。如果我们的改革仍然局限于合并同类项，而不能放开事权的话，这种改革的空间是很小的。
为什么不放开事权？我觉得是一种思维局限了我们，就是“国家想让哪里富起来，哪里就能富起来”，“集中力量上项目，集中力量办大事”。因为广东的深圳、上海的浦东新区、天津的渤海新区，甚至包括所谓长三角、珠三角，都是国家上的“项目”。它们发展起来，更多是体现国家的权威，国家的特殊政策。于是，省、市、县都紧跟中央，上项目，搞开发区，每一级政府都可以为自己的项目开绿灯，都会让一个局部繁荣起来。我想，如果没有限制，放开事权，把办特区的特殊政策，变成国家的普遍政策，是不是整个国家都会公平竞争，都能发展起来呢？
我们搞经济改革，是改革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是什么呢？是宽松、自由，是以投资人和企业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在这方面，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促进了经济发展，但仍然远远不够。
比如我们制定了公司法，确立了产权法，那么有了这些法规之后，为什么还要经过行政审批呢？投资办企业是企业家的事，你有钱，想办个企业，那就办吧。国家顶多是制定产业政策，规定哪些企业可以办，哪些不能办，比如不能污染环境、制毒贩毒等等，其他的就可以放开。现在我们没有放开，如果你想办企业，就得又立项，又审批，跑这些手续就能累死你。这是鼓励人们投资办企业吗？再说，经过这么严格的审批之后，一旦企业出了问题，这些行政管理部门承担责任吗？不，所有的责任还是企业家和老百姓承担，那这种审批有什么意义？
如果政府仍然把持审批的事权，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就无法真正建立，经济发展将举步维艰。
解决三农问题，也需要放开事权。
原来，我们以为建设新农村就是整理街道，建厕所，把村子弄得干干净净就行了。其实远远不够，韩国的农村可以招商引资，可以建设企业和工厂，他们的新农村建设是靠产业化拉动的。不仅韩国如此，台湾也是这样。在台湾嘉义县的民雄乡，不仅有一所中正大学，还有两个开发区，兴建了一些食品加工企业。本乡人口不过三万，但有六七万人口在那里居住、就业。可我们的农村办不了企业。农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的，没有建设用地，不能办企业。我这个企业是84年建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土地管理法，所以侥幸生存下来了。土地管理法出台以后，乡镇企业要不搬迁到城市的开发区，要不就破产倒闭。企业集中到城市，农村就凋敝了。
农村的土地不能搞企业，即使搞了企业，也不能抵押贷款。大午集团现在年产值十几亿了，有了工厂、酒店，但没有市场价值，我们不能以这些资产作为抵押，得到国家的金融支持。也就是说，农村的土地不仅不能买卖、转让，而且不能评估，不能抵押，除了种庄稼，什么都不能干。
有人说，“在农村办企业，发展农村产业化会占用大量耕地，失地农民将一无所有，要保护农民利益，要保护耕地”，不能碰触十八亿亩红线。保护耕地，听起来很美好，是为农民着想，实际上很荒唐，这个政策会把农民限制得死死的。
保护耕地和农村产业化怎么会有矛盾呢？
城镇化的先导是产业化（工业化或农业的现代化），产业化之后，农民会脱离农村，这会节省出大量的土地。我们现在有三亿人农民进城，这节省了多少土地？再说小城镇建设，现在的农村，人均占有宅基地将近三分，一户就占地一亩，比如我的家乡郎五庄，有农民500多户，连街道都算上的话，总占地是900亩。大午集团附近的七个村子占地4000多亩，我们搞七村联建，盖成楼房之后，占地不过1000亩，可以节约土地近3000亩。要知道我们这里只是一个试点，连乡级规模都算不上，就能节省这么多土地，为什么没有人算这笔账？
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有多少耕地，实际又需要多少耕地？
我们曾经有个统计数字，全国土地一共是14.9亿亩，后来变成了24亿亩耕地，现在又是18.9亿亩，我不知道这些数字都是怎么来的，因为它们看起来就像是领导一句话的事。
在保定，一亩地一年可以产玉米1600斤，小麦1200斤，总产量是2800斤；五年以前，农业部在鄂尔多斯搞五万亩的农业试验田，玉米的平均亩产量是1023公斤；即使内蒙、东北等原来的低产田，玉米亩产量也差不多达到了800公斤。
我们粗略算一算：南方水稻，一季是800公斤，东北种玉米，一季也是800公斤。如果全国的土地平均都种一季，按800公斤计算，十亿亩土地的产量就是16000亿斤。可我们现在最高的粮食年产量是10600亿斤。这说明什么？或者，我们的粮食总产量高于10600亿斤；或者是我们的土地有一半没有人耕种。
所以我觉得保护耕地和农村产业化没有矛盾，十八亿亩红线是个骗局，这个骗局的结果就是强化了土地管理法的权威，强化了政府买卖土地的合理性。因为有这个红线在，就只有政府能卖地、卖钱。
退一万步说，我们的耕地真的不够了，那又有什么关系？耕地的再生能力非常强大，青石板上都可以种粮食，只要铺一尺厚的土层就可以，何况河滩、村庄、宅基地都可以复耕。在现代农业中，还可以无土栽培。归根结底，以保护耕地的名义，抵制农村的产业化发展，根本就是个伪命题。
所以，我们现在搞行政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就要放开事权，创造宽松的环境，以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农村的发展，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