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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经济需要有强烈危机感

尽管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尽管人们普遍意识到过去那种年均10%的高速增长期不可持续,但至今人们情绪仍乐观,似乎未来维持7.5%的增长,以及收入倍增都能够实现。我倾向认为,对中国经济应有更强烈的危机感,从中长期看,7.5%的增长目标恐不现实,到2020居民实际收入倍增计划也希望渺茫。中国经济转型仍有相当大的斡旋时空,但若无实质改革,则延误为一场危机式深度调整的可能性也存在。

第一,增长质量。过去5年中国宏观政策乏善可陈,增长质量严峻。尽管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有改善,资本形成也尚可,但全要素生产率几无提高,显示了增长的强烈粗放性。中国人口占全球18%,产出和贸易占全球10%,但所消耗的石油、煤炭、钢铁、农药、化肥的全球占比远高于此。人类有工业和城市文明以来,目前人均GDP1万美元以上,享受到文明生活的人口,包括欧美日加俄罗斯、巴西等,总人口约12亿。若中国在2020年超越人均GDP1万美元,则称中国经济发展为奇迹并不过分,中国使享受到现代文明生活的人口翻番。但如若中国增长质量无法有效显著改善,则未来对其自身和全球都构成挑战。

第二,财政困境。中国历史上较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几乎都和财政困难有关。甚至改革开放也不例外。中国上一次财税改革需追溯到1994年,构建了粗略但不完整的财政联邦制框架。此后地方财政陷入困境,由于政绩冲击和地方竞争,地方财政在1994-2002期间拖累银行,在2003-2010依赖土地,此后至今青睐平台融资。自营改增之后,地方政府已丧失所有主体税种,这在大国治理中是极其罕见的。

目前的地方债务,银行贷款约9.3万亿,影子银行系统融资可能在6-9万亿之间,债务余额大约15-18万亿。2012年底,地方税费收入6.1万亿,其中税和土地出让收益各半,不难看出地方政府已丧失偿债能力,越是经济欠发达的基层政府财政困难越严重。中央向地方的转移支付规模并不小,2012年约有4万亿,但其中1/3是相对透明的,2/3是欠缺透明度的专项转移。地方政府的国有资产比较充裕,但低流动性低收益的资产,能否有效抵御高成本负债,值得怀疑。如果中央和地方、官和僚之间的激励约束不顺畅,新一轮改革就难以启航。

第三,囯进民退。相当多的研究显示,过去10年,国有企业一直在加杠杆,而民营企业在逐步去杠杆。粗略估计,目前央企国有资产约47万亿,2012年实现利润1.2万亿,税收1.9万亿。此外,地方国企的规模和央企大体相当,一些富裕省的地方国有资产超过2万亿。或者说,目前国有企业总资产近百万亿,负债率估计在80%-83%之间,已超过了国企三年脱困期间的杠杆水平。国有金融资产的规模与此相当,杠杆率更高。依赖行业竞争优势,依赖资金等要素获取优势,国进民退不断上演,产能呈整体过剩,过剩行业不仅仅涉及钢铁、煤炭、水泥、化工、有色等传统领域,也涉及到光伏、装备制造业、造船等新兴领域。这不同于90年代末期,家电、纺织、印染等产能的结构性过剩,目前问题更为严峻。结构转型很大程度上就是国有企业去产能、释放其占用的要素资源、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过程,也是优化市场竞争秩序。20世纪90年代末期,艰难的国企脱困和职工下岗潮,曾引发普遍的争议和讨论,如今持续10年的囯进民退波澜不惊,折射出20年来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反思并不深入。

第四,房产泡沫。目前中国尚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城市化率略高于50%,人口总量仍略有增长,似乎不具备楼市泡沫的总体条件。但如果谨慎地观察,货币化、城市化和人口迁徙的最高潮已经过去。就货币化而言,过去10年,M2余额增长约5倍,未来增长将逐步放缓。从2010年开始,房地产的销售面积已进入个位数增长。假定未来商品房施工和销售面积年均增长6%。那么到2020年,需完成商品住宅的销售逾1亿套,2020年当年房屋施工面积可能超过80亿平米。如果考虑到保障房和非住宅建设,问题更严重。中国房地产行业已进入供求大致平衡,三四线供应过剩,仅在京沪等一线城市核心区仍有供求矛盾的阶段。

房产泡沫将全方位冲击中国经济,例如对地方财政的冲击,很难想象地方政府失去接近3万亿的土地出让金之后,收支如何再平衡?例如,目前银行系统涉及房地产的贷款余额约为13万亿,通过信托等房地产相关融资余额可能为4-5万亿,很难想象房产泡沫不冲击金融稳定。

第五,金融风险。经济增长下行和实体经济盈利能力弱化,自然带来金融风险。结构转型的痛苦意味着银行体系要维持在2%以下的不良率不太现实。我们大致可以将金融资产去向归结为四块,一是地方债务,余额15-18万亿;二是房地产,银行信贷约13万亿,银子银行系统的涉及房地产融资大约4-5万亿,加总也有近18万亿;三是制造业,银行业对制造业的贷款占比超过25%,因此制造业的金融债务至少在20万亿以上;四是基建和居民户,金融债务不会低于制造业,且融资期限更长。从银行系统看,目前中长期贷款的占比仍然超过52%。和地方债务、房地产、基建融资相比,制造业埋伏的金融风险更迫在眉睫。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持续下行没有趋势性扭转。未来中国经济若能处于6%-8%的增长平台已非常难得。和上一轮国企攻坚战不同的是,这次去产能带来的冲击更持久,去产能化和产业结构调整不太可能在3年内完成,在此进程中也不太可能有广泛的失业下岗浪潮,也不太可能导致银行不良率上升到1998-2003年间25%那样的极其危险的水平,但不良率升至4%-10%的温和水平,相应的不良余额约为3-7万亿,和目前的不足2万亿的拨准余额以及每年1万多亿的利润相比,中国的银行业和金融体系需要做好迎战艰难岁月的准备,银行业整体维持两位数利润增长的时代已终结。

第六,社保医疗羸弱。这将挑战民众观点和政府财力。中国从1999年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目前60岁以上的人口接近2亿,倒2020年可能达到2.5亿人。这将考验中国的基本养老和医疗体系。对养老金的缺口,说目前尚有约2万亿结余的有之,说养老个人账户空账逾2万亿的有之,说目前已有18万亿缺口的有之。这本身就反映出中国养老体系碎片化,缺口定义和计量不一的问题。一是中国民众过于依赖基本养老,通过企业年金和商业保险等其他支柱的补充养老严重不足,必然导致基本养老独木难支,历史欠债长期未补。二是中国的公职人员、企业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体制条块割裂,不同省份的劳务输出和输入特性则加剧了碎片化和差异化的现状。三是替代率逐步下降和缴费率名实不符。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由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两部分组成,前者现收现支,用于支付已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后者封闭积累,原则上不调剂借用。目前替代率很快将低于50%,缴费率也仅15%,和28%的名义值差异很大。三是公职人员养老空账、个人账户空账严重,难以做实。城镇职工社平工资和实际收入差异也大。四是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体系建设需要巨额财政投入,五是基本养老保险的可携带性差,抗通胀能力弱。养老保险不能足额账随人迁,省级社保基金的收益率很少跑赢通胀。凡此种种,问题遍地。如果不是财政每年拿出GDP的0.5%补贴社保,目前社保就不会有结余而是缺口。即便如此,未来3年流量缺口可能出现,2035-2050年间存量缺口可能达到GDP的50%。

至于中国医疗保障问题,如何将其描述清楚都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更遑论如何解决之。目前普遍的共识是,中国医疗保障体系的财政投入,最终可能比社保体系的投入还要庞大和复杂。

除了以上六大问题之外,在收入分配领域,在区域管理等多方面都存在基本重度的缺失。哪怕按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基尼系数,中国也持续是全球收入分配最为失衡的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蛋糕难以在政府、企业和住户部门之间进行合理分配。生态环保等需要跨省的区域管理,则举步维艰,有人戏称,省与省之间的政策协调,难度超过了国与国之间。

这些经济体制问题都不是最为令人不安的,经济体制问题存在着却无实质性改善或改革,才最令人不安。改革开放30年,中国尚未完成社会、政治和经济三重转型,中国经济体制恐怕尚处于大厦未成阶段,而不是处于大成之后的修修补补阶段。经济的下半身已经走得比较远,社会政治的上半身能否跟上?如果上半身不能加速向前,那么下半身就将被迫回缩,否则就将跌倒。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我们需要有更浓重和强烈的危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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