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那些坐在“政治前排”的民营企业们

越来越多的商战背后都有政府身影。中国独特的营商环境造成企业越大越依赖政府,这也造就了企业家一项独特的本领:给领导写信。

冯仑有一段描述:今天的环境里,政治家是主角,大企业家算是配角,但我们算观众;观众席的问题是前排后排的问题,排在后的,会嚷嚷的高声一点;等做到前排,你啥都看见了,就不吱声了。民营企业家越往前排越不吱声, 再前排就开始鼓掌了。

如果说央企、国企是政府的亲儿子,那么一些大型民营企业则似乎可以称得上政府的“干儿子”。以下盘点那些争当政府“干儿子”、坐前排的民营企业。

1、三一重工梁稳根:如果党需要,我可以把三一交给党

梁稳根,现任三一集团董事长,第八、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17大、18大代表,全国工商联常务执委, 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看看梁稳根的各种代表头衔就知道梁对政府的靠拢。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党的利益和个人利益冲突时,我会绝对服从党的利益,如果党需要,我可以把三一交给党。”“我生1000次,都希望是在中国;死1000次,都会是在中国。” “大部分的共产党员找的老婆都比非共产党员的漂亮,中国的女孩子也更爱共产党员,因为共产党员有理想,有献身精神。”梁稳根数番出位发言令他成为十八大热门人物,也一改中国富豪避谈政治的传统。

梁稳根在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老家的国营机械厂,并曾在此递交过入党申请书,但最终却因为辞职下海而错失机会。此后,他多次向当地的党组织表达过入党的愿望,这一场“入党梦”持续了18年之久,直到在2004年三一重工党委成立后,他才终于成为党员。

虽然是民营企业,三一内部党建工作在湖南省被树为标杆。2010年集团还将40多名基层党组织负责人送到中央党校学习,这是首家民企在中央党校办党建学习班。业界亦有人评价,以三一在湖南省的地位与影响,实际是一家保持了民营活力的“准国企”。

去年底,三一重工迁都北京,出于谨慎及各类担心,三一重工对外公告,就湖南的投资环境专门作了澄清,公司称,总部搬迁与湖南省投资环境没有任何关联。称三一总部迁往北京的主要原因是规避中联重科的恶性竞争。作为政府的“亲儿子”,中联重科一直与三一重工向政府挣要支持。

根据公司年报,2011年,中联重科获得政府补助为1.89亿元,三一重工获得9亿元,是前者的近5倍。

2、马云:曾推崇“红顶商人”胡雪岩

尽管马云不热衷于做代表,但事实上,”准备把企业献给国家”的口号是最先由马云喊出的。《马云十年》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马云对“红顶商人”胡雪岩颇为推崇。2010年,马云也曾喊出“只要国家需要, 随时准备把支付宝献给国家”的口号。

不过,2012年10月26日“金融博物馆书院读书会”上,马云在谈及《胡雪岩》时表述:

“后来过了几年之后我又看了一次,我觉得这个人一定不是我想学习的人,因为他讲的那个红顶商人,至于他的悲哀就悲哀在红顶商人。

到今天为止我越来越明白,人一辈子要明白钱和权两个东西是绝对不要碰在一起,当了官永远不要想有钱,你第一天立志当官就忘掉钱这个东西。你第一天做生意当商人,千万别想权,这两个东西碰在一起就是炸药和雷管碰在一起,必然要爆炸。”他说,“(我)在商道上混。”

但是,2012年中投入股阿里巴巴,让外界看到了阿里巴巴的不一样之处,这也让外界产生一些联想,这些国有资本在关键时刻可能会帮阿里巴巴搞定一些事情。比如,阿里巴巴想做一个金融集团,涉及到某些管制,中投公司可能会出面帮忙。

另外,马云在2012年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表示,2011年跟政府官员开了40-50场会。包括在淘宝围城事件中,他说:“我与杭州当地政府合作,到商务部去沟通。我说,我们有5亿用户(现在接近6亿),如果1%的用户闹事,就有500万人,这些人中100个里有一个是坏家伙,每天就有5万人找我的麻烦。我没有警察和法官,也没有法庭,这些卖假货的家伙联合起来了,我正在与他们搏斗。他们(政府)听进去了,也理解了。去年我跟政府官员开了40或50场会,他们大多数人都非常理解我。”

3、无锡尚德:被政府过度“溺爱”的干儿子

无锡尚德被法院裁决实施破产重整。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尚德宣布破产重整的同时,两位不同背景的人物也火线空降尚德电力。一位是曾经担任过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现任该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范仁鹤,被任命为尚德的独立董事;另一位则是曾经担任过无锡国联期货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国联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的周卫平,现被任命为尚德的执行董事兼总裁,且即刻生效。

这从一个侧面反应了政府和尚德的关系。自尚德诞生之日起,其走的是政企不分之路。无锡市政府对尚德几近“溺爱”。

创业之初,在无锡市政府的协调和支持下,无锡6家国有企业和施正荣共同出资800万美元,解决企业的燃眉之急;无锡新区专门委派两名工作人员,帮助企业从事公司组建方案、工商注册、税务登记、银行开户、信息发布、人员招聘等相关工作,为企业提供厂房用地,并减免房租,大大减轻了尚德的运营成本。

无锡市政府网站的一篇题为《大力推广尚德公司的成功实践经验》的文章中还提到,在尚德公司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特殊服务,先后得到了国家科技部“十五”科技攻关计划项目、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等3000多万元的资金支持。

就在2012年9月由于欧盟的双反政策落地对光伏企业带来打击时,当有银行出现“抽贷”等倾向时,无锡市政府领导还牵头各家银行进驻无锡尚德,计划对其放贷以走出困境。

“在尚德的发展过程中,无锡市政府像保姆一样提供服务,像导师一样给予指导。”施正荣曾经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表示。

而现在,从媒体披露的情况来看,无锡尚德走的是地方政府救助、地方政府买单的破产重整之路。即地方政府动用可掌控的公共资源,一方面,用一定的方式和手段,要求债权人、特别是银行豁免部分债务;另一方面,让地方政府管理的国有企业承担其他债权债务,使企业免于破产。

无锡尚德的破产带来了一个讨论:绑架地方政府的企业,才是有前途的企业?

4、富士康:政府提供全方位的保姆式服务

五一劳动节前,郑州富士康再次发生两名员工跳楼事件。这是继2010年深圳富士康发生14起跳楼悲剧后,富士康内迁郑州后新出现的跳楼事件。但当地政府、执法部门并没有及时回应,仍处于“静默”状态。

之后,媒体披露,“富士康项目是省市招商引资项目中的重中之重,与之有关的信息都是非常敏感的。”郑州市政府一位官员说。“按照当地领导的说法,政府各职能部门要为富士康提供全方位的保姆式服务,不能有任何干扰企业的行为,一直坚持的是特事特办。”

“为富士康提供全方位的保姆式服务”,当地做得很到位。比如,为帮富士康招募到足够多的劳动力,全省上下都在行动。2012年当地政府协助富士康招募20万名工人,并把指标分配给基层政府,由人社部门具体负责组织考核。当地还出台补贴政策,对到富士康上班的工作人员进行每人一次性补贴200元。其中,仅用于职业介绍机构和就业人员的补贴就高达1600万元。这种保姆式服务,甚至包括不进行“执法式干扰”。

事实上,近年来,因为富士康的纳税和辐射,各地政府不断展开优惠“军备战”,土地、税收、招工,各种手段“求”其入驻。

上述黑客事件中,黑客还发现一封邮件,写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台湾事务的最高主管贾庆林。一名与入侵富士康的黑客关系密切的人士表示:“在中国,这种与国家领导人有关的事最好别碰。”他补充说,富士康是中国最大的投资商和出口商,也是提供就业岗位的大户,因此对中国的领导层有“巨大的影响力”,找郭台铭的麻烦可能会惹祸上身。他说:“他们放弃了从富士康讹诈钱财的计划。

郭台铭的威力,可见一斑。

5、王健林:亲近政府 远离政治

不怵官场、往来自如、花钱如流水,天生的大院气质,言出必行的个性,这样的势能让万达董事长王健林颇显神秘—在很多人的眼中,受政府青睐的万达似乎游离于市场竞争之外。

王的父亲曾是省级官员,这样的家庭环境,让王对权力体系并无神秘感。王健林是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十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18年的军队生涯以及转业后在国企的经历,让王健林深谙政府之道。他对大政方针、行业趋势、发展热点,始终抱有远超普通中国商人的热情。他是这个时代出色的机遇猎手,发现了最厚的雪—利润丰厚的地产行业;最长的坡—城市化进程、消费勃兴的几次重大的机会。万达的成功不仅是因为产品的成功,更因为它能准确卡位时代。

上海华彩咨询公司董事长白万钢认为王健林善于用宏观角度做微观的事,“很多有背景的人只会买空卖空,没有从下往上看的能力,发现不了真正商业上的奥秘;但是一般的草根,又缺乏从上往下看的魄力。”他认为王健林很成功地在“宏观和微观之间震荡”。

“亲近政府,远离政治”是王健林的名言,他认为万达获得超越发展,是因为它能做“国企不会干、民企干不了的事情”。万达所做的很多项目,国企没有相关的能力与人才;而动辄几十上百亿投资,对民企门槛又太高。王健林曾在一个国企培训局给很多国企领导讲课,他在课上说:“今天民营企业已经不是过去了。如果出现一批500亿规模、未来上千亿的企业,民企也能办大事,国企就会彻底没戏。”

王健林说话很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只和政治上有追求的官员打交道。请他的官员的确不少,据悉曾经有一位地方官员来万达拉项目,因为没有完成任务在万达的走廊里失声痛哭。“有些地方政府哼哼哈哈的这种,我就坚决不去,反正请我的有的是,何必跟你扯这个。”

栏目: 
首页重点发表: 

Theme by Danetsoft and Danang Probo Sayekti inspired by Maks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