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1859年9月16日－1916年6月6日），字慰亭（又作慰庭），号容庵，汉族，河南项城人，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是中华帝国的皇帝，也是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他是北洋军阀的领导人，还担任过大清帝国的首相、朝鲜王朝的总督。他至今被自己的中国同胞骂作卖国贼与窃国大盗，虽然他也曾为中国立下了几乎被健忘的中国人忘却了的伟大功绩。袁世凯被中国人骂了快100年了，在此我就不想骂他了，只想谈谈他对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卓越贡献。
要公正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首先要作到客观，这对一百年来一直具有革命造反思想的中国人来说确实不易。但历史就是历史，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你可以掩盖它，不让人们知道，但却无法抹杀它的曾经存在，让所有人都不知道。
兴办新式教育的楷模
中国的传统教育，是儒家学者办的学堂，主讲儒家经典。而当今中国社会的教育模式则是全盘来自西方，如教育的管理体制、升学制度、师资系统、教学科目等，如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院等升学制度，象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语文、体育等学科，无不是从西方引进的。这种教学模式，在二十世纪初均被称作“西学”或“新式教育”，是相对中国传统的“中学”或“旧式教育”而言的。今天司空见惯的事，在二十世纪初却是一个创举。而袁世凯正是这个给中国新式教育带来曙光的最杰出的人物。
1905年，由袁世凯领衔，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两江总督周馥等奏请朝廷停止科举考试，推广西式学校，得到批准。清政府谕令从1906年起停止所有乡试、会试和各省岁试。这样，延续了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了，为新式学校的发展扫除了障碍。袁世凯后来经常与其子女谈起这件事，认为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事情，并说自己从小就痛恨科举制度。
袁世凯还积极兴办新式学校，通过组建教育行政领导机构、筹措办学经费和培养师资等措施，使得他管辖下的直隶省（今河北省）的新式教育发展迅速。他建立了以“北洋六镇”为首的现代化陆军及“保定陆军学堂”、“军医学堂”等一大批军事院校；创办北京、天津两市的现代化警察部队，使民国初北京、天津两市的治安曾享誉全世界；他还是百年名校山东大学的建校元老，于1901年上书光绪帝，创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所官立大学堂，即现在的山东大学（时称山东大学堂），对当时中国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据统计，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直隶办有专门学堂12所，实业学堂20所，优级师范学堂3所，初级师范学堂90所，师范传习所5处，中学堂30所，小学堂7391所，女子学堂121所，蒙养院2所，总计8723所，是整个洋务运动期间兴办新式学堂最多的省份。当时直隶有学生16.4万多人，位居全国第二，但学务资产有四百八十万两，名列全国第一。直到民国初年，直隶教育仍保持优势，这与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打下的基础不无关系。
积极倡导出国留学、游历
留学在清末已形成了一种潮流。深重民族危机，使许多有志之士如梦初醒，他们纷纷出国以求“开新耳目，拓其心思，张其能力，他日兴国救民，免为奴隶之惨”。一些具有近代意识王公大吏也开始重视留学教育。1896年，清驻日公使为便于使馆业务需要，派人到国内招募学生13人到日本学习，成为中国第一批留日学生。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也陆续选派过学生出洋留学。1901年8月，清政府发布上谕：“前据湖南、湖北、四川省选派学生出洋留学，用意甚善，著各省督抚，一体仿照办理”。
袁世凯积极响应清政府号召，在他任内，积极派遣留学生出国。为解决对新式军官迫切需求，在筹建和扩编北洋新军期间，他从自己每月薪金中取三分之一（200两）作为奖学金，来资助由北洋所创办新式军事学堂中学生。后来，还从这些被培养出的军官中选送一些人去日本留学，其中著名的有孙传芳、张士钰、张树六、刘洵等人。因为新式学堂师资严重缺乏，也促使袁世凯在任直隶总督后，不断选派人到日本经纬学堂速成班学习，“以期多获教员”。当然，他也清醒认识到速成之师是“……急于造就师资起见，不能备将来之用”，主张“择优续派赴日，留学广岛高等师范，以备教员之选”。1903年，袁世凯就在北洋大学堂中选出王宠惠等8人赴美留学，这是新政期间中国派出的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同年，他从举人或秀才中选拔吴鼎昌等20人赴日留学。此外，他还积极鼓励人们自费出国，以解当时因财政窘况而无法扩大留学规模的现状。正是在袁世凯的不懈努力下，这一时期由政府派出的公费留日学生中，直隶地区所占比例很大。1903年，全国官费留日学生279人，直隶一地就为60人，占全国百分之二十还多。
袁世凯还建议选派现有官吏出国游历。他指出：中国现有官吏“中学”素有根底，对民情和吏治有较深阅历，如果再能出国“博采邻邦良法”，必“新旧政法，均能融会贯通，若见诸施行，于治理不无裨益”。于是，他在直隶整饬吏治期间，命令一些未赴任之州县实缺官员赴日本游历三个月，参观日本行政、司法、官署及学校、实业，回省后才能赴任新职。他认为“此项官绅游历为目前行政改良之渐，即将来地方自治之基”。
重用“海龟”之先躯
学有所用，是大多数出洋留学生的愿望。如能回国得以重用，几乎没有留学生愿意不回国的，这与国家的贫富无关。袁世凯也认识到：日本明治初年，重用出洋回国学生，遂有今日富强之效。所以他主张重用归国之士，使他们能学有所用。在他任驻朝鲜总督之时，就把早年留学美国的唐绍仪收在幕下，且不断重用。后来，袁世凯回国被提拔后，唐还在袁手下主管对外事务，特别是有关筑路交涉。
在天津小站练兵时，袁世凯就大胆提拔曾经留学国外的军事毕业生，其中最著名就是后来成为直、皖军阀代表人物的冯国璋和段祺瑞。冯国璋早年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1895年，他到日本学习军事，并考察日本军制，汇编成书，甚得袁世凯赏识。遂被任命为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而新军兵法操典多经其一手修订。段祺瑞也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后来到德国学炮兵一年，回国后，于1896年被袁世凯调入新建陆军，即被越级提升为炮兵统带兼炮兵学堂监督。正是袁世凯对归国留学生的大胆任用，才使新建陆军成为当时除张之洞编练自强军之外最现代化的一支军队。而对留学生重用，也推动军中对出国留学热情不断高涨。
袁世凯在直隶推行新政过程中，更是力主任用留学生，并将他们陆续派办洋务及师范、实业各学堂、局、厂。如曾经游历外洋的马廷亮、陈恩涛等被任用为保定高等学堂总办；被派往日本学习的师范学生，多数归国后就被充实到各个学堂中任教。在直隶地区政府部门中，也有为数不少优等留学生被重用。为推动地方自治，袁世凯在全国各督抚中率先创办自治局，派留日学生金邦平、黎渊、李士伟等人在局中供职，为其拟订自治章程。
詹天佑是1872年中国派出的第一批幼童留美学生中的一员。1881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铁路专科。1905年，在袁世凯保举下，詹天佑被聘为京张铁路总工程师。1907年，他在袁世凯奏请下与严复等人同时被清廷授于进士出身。在詹天佑的努力下，京张铁路比原定计划早四年开通，这是中国工程师自行设计和建筑的第一条铁路！如果没有袁世凯的支持，詹天佑是不会取得如此成就的。但中国人一提到这条令国人自豪的京张铁路，多数只知詹天佑的功绩，不知袁世凯的伯乐之力。
教育乃富国强兵之母
袁世凯处于一个民族危机日渐加深，西方思想已在中国广泛传播新时代。作为新洋务派代表人，他的教育思想与洋务运动时期的其他督抚相比，具有新时代的开拓精神。他积极参与废除科举制度，大力倡导官吏出国游历，开创了前无古人的新事业。他借助自己的政治影响力，积极推动留学教育措施，使直隶的教育成为当时全国楷模。他的教育措施，在客观上促进了清末旧式教育向新式教育转型，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末留学热潮出现及近代留学教育的发展。因此，我们不可忽视袁世凯在中国历史上的积极作用。
袁世凯兴办新式教育，目的还是为了中国富强。如果袁世凯活到了现在，并仍任政府高官，仅以他的用自己每月工资的三分之一来资助学生一项，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希望工程”的先锋、领导干部兴办教育事业的模范了。这样的干部，与贪教育经费、关心自己的情妇重于关心失学儿童之官相比，谁好谁坏呢？谁更关心国家的未来与发展呢？
历史真相往往是极其残酷的。人类的历史，只有人的表演，没有神与鬼的表演。历史真相可以把被人捧成的神还原成人，也可以把被人贬成的鬼还原成人。它可以打碎一个人一生的崇拜偶像，也可以使一个极度自信的人感到无知与眇小。它就象新娘子的盖头，只有自信与勇于面对现实的新郎才敢去主动揭它，因为媳妇再丑，总是要见公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