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像逃离北上广一样逃离台北

每次接触到来自美国或欧洲的朋友,都很想问一个问题,但始终没问出口。我想问:“为什么你们这么自由?”

印象最深的,是大学一个英语演说课老师,美国人,人类学家,据说博士论文写的是台湾乩童(作者注:类似灵媒)。校园路上碰见,他总是穿件牛仔裤,搭长汗衫,一件毛衣倒挂在肩上,看起来自由极了。当时我就自问:“为什么我不能到美国去研究印弟安人?”

这问题说大不大,但说小也不小。第一个碰到的障碍,就是为什么我不能研究美国印弟安人?几千年了,中国人自己的事,甚至一些基本的民主ABC问题都还搞不定,哪有余暇去关心美国印弟安人?

其次,为什么我不能离乡背景,到一个远离家人的国度,去关心一个和家人、家乡毫无关系的问题?这问题就比较复杂了。

先说说之前才碰到的《再会,老北京》作者梅英东(Michael Meyer),他和《消失的江城》作者何伟(Peter Hessler)一起,在1996年参加“和平工作团”到了中国,而后逐渐成为旅游作家、旅游观察者。梅、何两人一样,都是在流浪中结婚、生子,工作即生活、生活即工作,这样的生活与工作,光是想象,就已经十分快意。

但我不能。我不知道他们的家庭环境如何、他们的父母是否期待着他们的供养、照顾?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担心自己老后谁来照顾的问题。对我来说,自小就被需要着、被期待着,怎能远游?然后,我在台北结婚、生子,为了妻子的工作、小孩的就学,为了自己的“老有所终”,就更加走不开了,至此,流浪永远只是一个梦想。

如果“梦想”代表着很难或者完全无法实现的“理想”,那么,约略十年前开始,自己又建立起了一个实现可能性稍大的“理想”──逃离台北!

和当下大陆企图“逃离北上广”者不同,也和当下台北领“22k”(作者注:22000台币月薪,约合人民币4700元)的年轻人不同,我是上一个年龄段的“既得利益者”,在房价还处于可接受范围时买了房,没有在城市生活的经济压力问题。我想逃离台北的动机,一是环境,二是生活。

关于环境问题,不想再居住在公寓大楼里,想在一个有山、有水,有新鲜空气、有虫鸣鸟叫的地方,过着悠闲的、宁静的、缓慢的生活。此外,也许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想“玩”一栋房子。当代人的生活太过飘忽,我想留下一件“沉重”的东西,想亲自规划、建设,亲手和泥、架木,搭起一幢可以留世、传代的房子。

不要以为这是“梦想”,这是“理想”,台湾已经很多人实践了,相信京、沪、广州也有不少。台北有人在台东、花莲,或者更近些的地方,新竹、苗栗山区,找块地,再找家可以信任的建设公司,盖起一栋足以传世的房子。这方面,我也已经有了很具体的设想,地点就在宜兰。

戴先生是来自宜兰的室内装修公司老板,当他为我的房子装修时,我们聊了许多,包含我在宜兰盖房子的“理想”。

事实上,有很多台北人有和我一样的想法,买一分农地(作者注:约300坪,990平米),养个三年,就可以变更使用方式,利用十分之一(作者注:约30坪、99平米)的空间来盖房,两层、三层皆可。如此一来,其他空间是花园,主房使用面积可达90坪(作者注:约297平米),耗资只约1200万台币(作者注:约255万人民币),岂不美哉?

当然,这种办法虽合法,但不太合理,它减少了农地,对国家长远发展有害,台湾一些地方政府也开始警觉,想要设法遏止。当我因此犹豫时,宜兰戴先生有一天忽然在脸书(facebook)上呼唤我:“我房子已经盖好了,你要不要来坐坐?”

嗯……我想,我会找到一个更好、更合法、更合理的方式。

除了改变居住环境、盖一栋足以传世的房子以外,另一个逃离台北的理由,是生活。我是一个上班族,当代上班族不可能朝九晚五,每天的生活,不是上班、就是准备上班,我也是如此。但宜兰戴先生和他带来的班底不同。

从宜兰到台北,自从雪山隧道开通之后,只需40分钟车程,戴先生和他手下的木工、油漆工、电工、水泥工一道,在台北有接不完的活,工作时唱歌聊天,休息时铺地就睡,一天工作结束,回家就是喝点小酒、聊聊天,而后倒头睡下。我喜欢这样的简单生活。

是的,重点在“简单”,像台湾原住民的早年生活一样,出门不是打猎就是打仗,打死了,是光荣,是接受祖灵召唤,没死,回家就是一条好汉,就是唱歌跳舞,如此简单。

然后,你问我,何时逃离台北,何时过上这样的简单生活,我只能说:“我在一边等待、一边准备,等待妻子老了,不再喜欢城市吵杂;等待儿子大了,不再需要迁就学区。”

我还在等,总要逃离台北。

栏目: 
首页重点发表: 

Theme by Danetsoft and Danang Probo Sayekti inspired by Maks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