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高考只剩半个月。对北京房山区琉璃河中学高三学生林风来说，高考很近又很远。
他生于北京、长于北京、学于北京，但因为不是北京户口，按政策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
进入5月，林风依然有时间在学校旁闲逛，偶尔会遇到几个来此培训英语的同班同学。
不过，除了说“加油”，他想不到别的话来化解“尴尬”。一般聊不了两分钟，同学们匆匆赶往教室，他也匆匆离开。
在班里，林风坐在最后一排，老师从不对他提问。身边的同学复习得热火朝天，他却无所事事。
他一度感觉很痛苦，害怕被“抛弃”。正因如此，一直以来，他每天都按时上下课，从不迟到早退，甚至比要参加高考的同学还听话。
他的目标，是2014年的高职考试。他说，这是他和家人努力三年之后的结果。这个结果，不是他想要的，但是他一直“尽量让事情往好的方面发展”，而且他相信：付出终究会有回报。
虽然豁达，但林风说，他不想太多人知道自己的近况，不想成为“那个别人认为可怜的人”。因此，一个月前，他把手机号换掉了。
外乡人
虽然生于北京、长于北京、学于北京，但因为不是北京户口，林风成了外乡人，按政策，他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等待高中开学的日子里，整个家庭都陷入煎熬中，谁都不愿意先捅破那层窗户纸。
为儿子林风高考的事，北京房山区良乡居民何玉莲和丈夫林和平一直“同仇敌忾”，表示“家庭做再大的牺牲也无所谓”。
不过，两个多月前，两口子第一次为此闹了不愉快。
何玉莲记得，那是3月2日，她又去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被带到了派出所，还通知了在北京市某机关单位工作的林和平。
林和平觉得，何玉莲太“死心眼”，不打算“跟她一起闹下去了”，把她“接”回了家。
那天晚上，两口子都拉着脸，没说话。林风在卧室打游戏，他探出头，看了看父母，叹口气，又把门带上了。
何玉莲老家在四川广元。1980年代末，镇上有人散发小卡片，称北京的工厂招人，她把小卡片往兜里一揣，收拾好行李就出门了。
“父母到后来都很恨我，因为没跟他们打招呼。”何玉莲说。这种“认准了谁也拦不了”的性格因子，早在她的少女时代就有了。
1989年，16岁的何玉莲来到北京。她在一家旅行社打工，跟一名北京男子相识，谈起了恋爱。
7年之后，林风在北京丰台区一家医院出生。何玉莲却因非京户口被丈夫一家嫌弃。儿子一个多月时，她跟丈夫分开了。
儿子林风随了她的籍，成了真正意义上“北京出生长大、却没有北京户口”的所谓“外乡人”。
后来，何玉莲与林和平结婚，林虽是北京户口，但对解决林风的户口问题，起不到任何帮助。
何玉莲说她“心里有愧”，自己省吃俭用都要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儿子——幼儿园、小学和初中，林风都是上的当地最好的学校，儿子也争气，直到初中毕业，成绩都是班级里的佼佼者。
林风说，他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自己的身份，“具体因为一个什么事情知道的，已经忘记了。但还记得那种感觉，就觉得，自己被骗了。”
他上网搜索跟户口有关的信息，随后“有些目瞪口呆”，“像我这样的，叫随迁子女，没有北京户口就不能在北京参加中高考。”
初三时，班主任老师告诉他，“你以后可能要回老家参加高考”。出于礼貌，他谢谢了老师的提醒，但没打算把这个事情跟家里说。
何玉莲也清楚这个事实。她也没跟儿子主动说起，也不知道儿子是否已经知道，但她发现，“儿子变了”。
“他成绩开始下降，回到家不理人，容易生气，不吃我和他爸做的饭菜。”
林风在北京顺利参加了中考，因为他满足“有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开具的父母一方为北京市正式常住户口证明的考生”等9项条件中的1项。
然而，在等待高中开学的日子里，对于整个家庭而言，都是痛苦煎熬的——林风和何玉莲，谁都不愿意先捅破那层窗户纸。
最终，林风跟何玉莲说，为了高考更顺利，不如回老家吧。他告诉父母，他其实早就知道那个事实。
何玉莲说，她当时几乎痛哭出声。
挣扎
“老家”，对林风而言，只是一个春节回去过的陌生地方。在四川的经历不堪回首，母子俩犹如打了败仗，又回了北京。然而，由于两地教材不一样，林风又面临新的困难。学校的第一次小考，他考了全班倒数第一。
无论如何，他们的新生活开始了。
林风入读于广元一所普通高中，何玉莲则在学校旁租了一个月租500元的两居室，开始照顾儿子上学。丈夫则留在北京，用1300元左右的月薪养家。
“异乡”的求学路并不顺利。
开学之初是军训，林风听不懂教官的四川话，教官让他出列，他没听明白，旁边的同学急出了汗，不断用普通话翻译，他才明白过来。
任课老师也大部分用方言或者带方言的普通话上课，林风经常一知半解，成绩直线下降。
更糟糕的是，由于习惯了北京的生活，林风对四川的气候和饮食都不适应，他拉肚子，不断生病，最严重的一次，发烧了一个多月。
第二学期开学一个月，林风和母亲又回到了北京。
然而，由于两地教材不一样，林风又面临新的困难。学校的第一次小考，他考了全班倒数第一。
林风只能慢慢适应，他依然期待“事情能有转机”。
何玉莲则开始了“维权之路”。
她并不孤单，她认识了很多有同样处境的外地家长，一起反映诉求。
何玉莲和丈夫几乎一次不落地参加志愿者们的维权活动。每个周四的上午，她都早早起床，跟丈夫一起步行到车站，之后换乘4趟公交车，花将近4小时的时间，去教育部或者北京市教委门口，递交材料，跟人理论。
2011年1月，北京市“两会”前，包括何玉莲在内，30多名家长向100多名北京市人大代表寄送呼吁书及万人签名册。北京“两会”期间，13名北京市人大代表联名递交了关于“合理解决非北京户籍居民的子女参加北京地区中考和高考”的提案。
他们的行动似乎发挥了作用。随后，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当年全国“两会”上首次表态称，正在调研随迁子女异地高考方案。
同年5月21日，“关爱随迁子女就读地高考主题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学者张千帆、陈丹青等及多家媒体、家长志愿者共六十多人参会研讨。
2012年8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等四部委《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意见》要求2012年年底前，31个省、区、市要因地制宜出台各地随迁子女参加升学考试的具体政策。
林风和何玉莲，这对为争取异地高考折腾了数载的母子，仿佛“又看到了希望”。
两头落空
林风已经彻底失去2013年的高考机会：他错过了在四川老家的报名时机，北京地区的报名也未能通过。校长给出建议，复读一年，参加北京2014年的高职考试。何玉莲无奈，“绕了半天，儿子还是不能考大学，只能考大专。”
2012年12月1日至5日，是参加2013年北京市高考的报名时间。跟许多非京籍考生一样，林风竟然在网上报名系统中报名成功。
但很快，希望又破灭了。北京教育考试院迅速回应：网报之后还需进行资格确认，未经确认的考生报名无效。
之后，是家长和孩子“苦苦的等待”。
12月底，北京气温降至零度以下。距离教育部规定的最后大限越来越近，何玉莲也越来越紧张。她说，整个12月，她每晚的睡眠几乎不超过5个小时。
此时的林风，在日记里说他已经“嗅到了失败的气味”。
12月30日，北京市异地高考过渡方案终于出台。
“按照这个方案，即使在满足相关条件的基础上，随迁子女也只可在京参加中职、高职、开放大学、网络高教、成人自考等考试。”何玉莲有些哭笑不得。
尘埃落定。林风已经彻底失去2013年的高考机会：北京地区的报名未能通过，四川广元的报名时机也已错过。
何玉莲等26名家长写联名信给教育部，要求对北京市教委的异地高考方案进行行政复议。2013年1月19日，申请行政复议的代表杜国旺接到教育部行政复议办公室电话，工作人员称，教育部已经受理申请，在协调北京市教委。
3月2日一大早，何玉莲和另外几名外地家长再次到北京市教委，“希望能给孩子高考的机会”。之后，其他家长陆续离开，何玉莲不肯走。
她被带到当地派出所接受询问。之后，林风所在的学校校长出面调解。
校长拿出北京市教委的红头文件，对何玉莲说，政策在这里，没有办法，“林风目前的情况，可以考虑复读一年之后，2014年在校参加北京的高职考试。”
何玉莲无奈，“绕了半天，儿子还是不能考大学，只能考大专。”
林和平也赶了过来，他恳求妻子不要把事情闹大，“现在再纠缠下去已经没有意义”。
林风说，他倒是像吃了定心丸，“今年好好复习一年，明年再参加考试。”
3月3日晚，林风和两个男孩在卧室打游戏，喊饿。何玉莲便跑到厨房炒了两个菜，花菜炒肉和茄子炒肉，其间，泪水两次滚落到菜汤里。
客厅里，林风有些嬉皮笑脸地说，“老妈，没什么大不了的嘛，上大专也可以有出息的呀！”
他说，他的一个初中同学，北京本地人，后来因为成绩不理想直接考了大专。
但是，就在几个月前，这个身高一米八、黑黑瘦瘦的男生还跟媒体说，最想上黑龙江的一所大学，那里有跟他一起长大的好朋友，是北京人。（应采访者要求，部分人物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