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我老家五通桥发生化工泄露事件。二十年前，五通桥清俊灵秀，江河穿城而过，青山缠绵缱倦，古榕枝繁叶茂；二十年后，此地只有剩水残山，污土浊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在以GDP挣官帽，以绩效为政权唯一合法性来源而权力又缺乏有效制约的今日中国，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5月23日凌晨，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永祥多晶硅化工厂发生有毒气体泄露。桥滩两地白茫茫一片，刺激气味中人欲呕。当晚，五通桥区政府新闻办发布通报，承认化工泄露，但称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空气质量也已恢复正常。（据中新网）
当地居民告诉我，泄露发生后的第一时间，政府未组织群众疏散，未有医疗救助，未告知防范措施，至今也没有赔偿方案，甚至不曾向民众道歉。永祥公司事后有向居民道歉，承认影响居民生活，但也未谈及赔偿。“他们欠我们一个说法”，当地退休教师宋万灵说。
就在今年1月20日，五通桥另一家化工厂——福华公司也发生事故，是废旧设备爆炸。爆炸仅5天后，该化工厂的污水池又严重泄漏，大量污水涌入江中。当地环保局长叶德华接受采访时称，爆炸与污水泄露均未造成环境污染。但居民们并不认同他的说法。（据四川新闻网）
五通桥只是中国陷入环境危机的一个普通区县。我搜索了近年关于化工泄露的大量新闻，发现有以下几个特点：1、多发生于二三线城市的县镇，舆论关注度不高。2、政府缺少事故应急预案，通常不会对受害居民实施疏散或救援。3、政府通报重点一般在有没死人上面，如果有死人，则死者家属情绪稳定，如果没死人，则赌咒发誓一定杜绝类似事故发生。4、若无人员伤亡，政府、肇事方对受害居民不会赔偿。5、受害居民极少有组织抗议或维权活动，通常只是抱怨几句，自认倒霉了事。
张五常曾称，县级政府竞争是中国经济奇迹的根本原因。现在看来，这也是中国陷入环境危机的重要原因。只要能击败竞争对手，成功引进工业项目，地方政府基本不会考虑环保风险。一个上规模的工业项目，意味着体面的土地出让金、利税、就业和GDP增速，这些是地方政府的直接利益所系，也关乎官员个人的前途命运。至于环境代价、劳工权利和居民情感，与官员们的个人利益关涉甚微，当然会被放在他们考虑序列的末端。而且越是基层政府，越不会考虑，因为小地方的民意反弹不会太大，公共舆论对之的关注也不会太多，即使出些群体纠纷，也较易搞定。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县镇不惜一切代价地模仿城市，城市则肆无忌惮地掠夺县镇。许多高能耗高污染的项目，正在由沿海迁到内陆，由大城市迁到中小城市，又由中小城市迁到乡镇。这是威权下的邻避主义，但与传统的“以邻为壑”不一样，被充当沟壑的县镇，其政府首脑是乐意以治下的一方水土为沟壑的，而被迫面临故乡变为沟壑的民众，又发不出声音。扭曲和吞噬基本上是一个无声无息的过程。贾樟柯说，大城市是刻意栽培的盆景，其实，县镇更是被任意改变形状的病梅。
县镇正在凋零，因为它们已成为各级政治与经济抽水泵的水源，却缺少水分补给，因为权力没有约束，更呈膨胀趋势，因为民间社会原子化，县镇缺少自治组织，更缺少组织自治的欲望与能力。这种原子化的状态甚至比传统中国社会更加严重。
在传统中国，政治权力只能达到县一级，地方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有很大的权力真空，由地方士绅填充，形成具有自治性质的“士绅社会”。它使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得到缓冲，形成“第三领域”，参与社会整合，衍生初级意义上的公共精神。遗憾的是，“士绅社会”在1949年后基本被摧毁殆尽，国家科层机构的扩展超过民国最基层的区，直接下到公社（镇、乡）一级，甚至通过党组织达到大队（行政村）一级，创造了历史上国家权力插入社会基层的最深记录。
不过，即使重回传统“士绅社会”，也不能真正实现县镇自治。所谓“士绅社会”，乃是建立在某种自然基础如地缘、血缘之上，而非建立在抽象而平等的公民权利及道德共识之上。因此，“士绅社会”的整合功能有相当局限，也难以由此生发出真正的公共精神，进而推动和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参与。
我更艳羡的是美国的乡镇精神。托克维尔指出，美国的乡镇自治传统是人民主权和公民自由原则的根基。乡镇是自由人民的力量所在。乡镇组织使人民自由，它教导人民安享自由和运用自由为自己的利益作出决断和行动。在没有乡镇组织的条件下，虽然仍可以建立政府，但它缺乏自由的精神。片刻的激情、暂时的利益或偶然的机会，可以使乡镇显现出繁荣的样子，但潜伏于社会机体内部的专制，迟早会将它们吞噬。最后这句话，听上去活像是对当代中国的精准预言。
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但我们仍可以起来做点什么，好让故乡的头颅不那么快地被彻底砍下来。让我们再次听听托克维尔那灼热的呼唤吧：“居民依恋他们的乡镇，因为乡镇是强大的和独立的；他们关心自己的乡镇，因为他们参加乡镇的管理；他们热爱自己的乡镇，因为他们不能不珍惜自己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