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5月3日向斐济政府援助20辆价值约230万美元的由一汽生产的红旗公务轿车一事引发了业界对于红旗轿车的关注与热议。再联想到此前有消息称全国十余省份和中央部委将大批采购红旗轿车以及4月份时红旗轿车成为法国总统访华礼宾用车等，在笔者看来，推动红旗轿车迎来第二春的无疑是中国政府。通过公务用车采购红旗轿车，来推动民族汽车工业与民族汽车品牌的发展；通过红旗轿车外交，在全球助力于民族汽车品牌形象的树立，展现中国汽车工业实力与成就。
以此次中国政府向斐济政府援助红旗轿车为例，实际上，这种形式的“红旗轿车外交”，在整个红旗轿车史上并不是首次。自红旗轿车诞生以来，其就被冠以“政治车”之称，而被世界所关注。1964年，一辆红旗轿车被赠送给了哈桑二世，成为走出国门的第一辆红旗轿车。而此后，红旗轿车就陆续出口到了朝鲜、越南和利比亚等国家。而4月份的红旗轿车作为法国总统访华的礼宾用车就更不是首次了。早在1962年，红旗轿车就成为了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访华的礼宾车；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周总理拒绝美国自带专车的要求，并亲自率领50辆红旗车到机场迎接500人的美国访华团；1993年德国总理科尔访华，点名要坐红旗车。
应该来讲，回顾红旗轿车作为“政治车”的历史的确可令国人骄傲，但近年来，一汽集团对于红旗品牌的经营则令人对这样一个曾令国人引以为傲的民族汽车品牌而感到惋惜。特别是从产品力角度，可以说，造成红旗品牌1980年停产以及1990年复产之后销售表现一直萎靡不振的原因就在于其产品力不行。1980年，红旗品牌产品停产的原因是耗油量大、成本高、产量低，而1990年后红旗品牌产品销量不佳的原因则是技术严重依赖国外技术，自主开发与创新能力低下，产品品质与工艺水平不高等。1990年，红旗品牌复产之后的首款产品用的是奥迪100车型的底盘，克莱斯勒技术的发动机，外形和奥迪100如出一辙；1998年，上市的红旗98新星轿车仍然延用了奥迪100的底盘与克莱斯勒技术的发动机，虽有改进，但仍属换汤不换药；同样在1998年，下线的大红旗ca7460高级轿车是与福特汽车联合开发的，其造型和技术，还是没有逃脱掉外国车型的影响，从外形到内饰上都可以看到林肯towncar轿车的影子；2000 年，上市的红旗世纪星使用的是奥迪200的底盘和日产的发动机；2006年，上市的红旗HQ3发动机、变速箱、底盘全部来自日本丰田皇冠12代，外观也与其如出一辙。
对于中国政府而言，礼宾用车能用民族品牌红旗轿车，向他国赠送能用民族品牌红旗轿车，固然是其所愿。但即使中国政府有心推民族自主品牌，但如果红旗轿车本身因产品等各方面问题而造成中国政府“拿不出手”，无疑问题的关键还是在民族品牌红旗轿车产品力本身。
而此次作为礼宾用车的红旗L9以及援助斐济政府及国内公务用车大批采购的H7等车型，一方面是在造型等领域还是回归到了“红旗”，传承了“红旗基因”，另一方面是在动力系统领域所宣称的自主研发。至少从某种程度上说，新一代红旗轿车已经基本能够让中国政府感觉“拿得出手了”。
应该来讲，既然红旗轿车已经担负了外交使命，则其引发的相关成本等问题就应该可以忽略，毕竟与国事外交相比，这个成本可谓微乎其微。再以此次中国政府向斐济政府援助红旗轿车为例，如果我们要来算援助这20辆所带来的成本，首先就是这20辆车本身的价格成本，然后就是将这20辆车运往斐济的物流成本，最后就是这20辆车的售后维护保养成本。这三大块加在一起所带来的成本，就不会是个小数目。但当我们在分析这个成本的时候，我们更应该看到，这20辆车给予红旗品牌所带来的可谓超高性价比的广告效应。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向斐济政府援助红旗轿车，无疑会将这次援助的新闻传播到全球，红旗轿车无异于在全球作了一次以中国政府为代言人的广告，这样的广告，对于其它自主品牌企业来讲，无疑都是“羡慕得要死的”。
因此，回顾于今年以来中国政府对于红旗轿车可谓不遗余力的推动发展，笔者对国家于民族汽车品牌的大力支持倍感欣慰的同时，更加迫切的是想着以一汽为代表的民族汽车企业，真正的脚踏实地的行动起来，真正的打造出令全球都满意与喜爱的属于中国的民族汽车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