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语文课本《开明国语课本》于2005年由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重新出版，六年间它受到公众、专家、教师、媒体人的好评。有专家说：“时间过去了近七十年，这部教科书还具有无穷的魅力。”有家长读后喜不自胜，说：“这本书孩子看了几页后，甚是喜欢。这更让我们家长明白好书籍才是孩子的良师益友。”2010年，《开明国语课本》的封面、内容及销售情况在微博及各大论坛再次受到关注，在图书销售网站上，该书更是成为热销书。今年据《南方周末》消息，这部《开明国语课本》重印本已卖断市场，连出版社都没货，许多家长希望再次重版，以满足人们的需要。
《开明国语课本》是1932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一部初等小学用的国语课本，它一共八册。在开明书店（中国青年出版社前身）从事编辑工作的叶圣陶先生，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来写课文，后来他回忆说：“形式和内容都很庞杂，大约一半可以说是创作，另外一半是有所依据的再创作，总之没有一篇是现成的，是抄来的。”（叶至善《老开明国语课本始末》北京青年报2005年04月21日）课本中的文字采用学生喜欢的手写体，全部由丰子恺先生亲笔书写。丰先生还给每一篇课文精心绘制了插图，插图不仅仅是文字的说明，而且起到了启发思考和想象的作用。这样，一本图文并茂，相得益彰的语文教科书鲜活地呈现在儿童面前。课本初版后印行40余版次，是当时最畅销的教育用书。一个是大作家，一个是大画家，他们为小学教材倾注如此巨大的热情与精力，在中国教材编写史上不能说绝无仅有，恐怕也是极为罕见的。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
《开明国语课本》最值得让人称道的地方有两个：一是它所秉持的儿童本位教育理念；二是它所采用的儿童文学的方法。
1921年，叶圣陶在《晨报》副刊上连载《文艺谈》，他说：“我想我们不能深入儿童的心，又不能记忆自己童时的心，真是莫大憾事。儿童初入世界，一切于他们都是新鲜而奇异，他们必定有种种想象，和成人绝对不同的想象……文艺家于此等处若能深深体会，写入篇章，这是何等美妙。”丰子恺更是一位儿童本位思想的倡导者，他说：“人间最有灵性的是孩子。”（《告母性》）叶圣陶和丰子恺这两位大师，就是从儿童本位的观念出发来阐释儿童教育的，来从事儿童教育工作的，并且经过思索探讨编写出了具有儿童本位色彩的生动教材。
这部教材的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商代人的书》、《孔庙和孔林》、《荆轲》等历史知识，又有《伊索寓言》、《荒岛上的鲁宾逊》、《月光曲》等外国文学，还有《菜秧》、《望远镜和显微镜》、《种痘》等各种生活自然常识。同时它又非常贴近儿童生活实际，如《先生早》，只有两行，“‘先生早！’‘小朋友早！’”两句话，初学者一听就会；七个字中有六个生字，笔画不多，间架清楚，易认，易写。两句话放在开头还有些讲究，刚入学的孩子头一回跨进学校，什么都新鲜。见老师，鞠一躬，问声好；老师微笑着欢迎他们。简单的两句话，包含着人格尊重的大道理。等到上国语课，老师发下课本，他们翻开一看，方才那温馨的一刹那原来已经写上课本了，还有像快照似的插图哩。插图上画着校园一角，叶绿花红的美人蕉开得正盛，正是初秋时节。教课的老师如果善于启发，定能使孩子们感到学习的快活，逐渐养成观察和思考的好习惯。
1980年，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向一些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约稿，编辑出版了《我和儿童文学》一书。叶圣陶撰写了与书名同题的《我和儿童文学》一文，说道：“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因而教材必须符合语文训练的规律和程序。但是这还不够。小学生是儿童，他们的语文课本必是儿童文学，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乐于阅读，从而发展他们多方面的智慧。当时我编这一部国语课本，就是这样想的。”（叶至善《老开明国语课本始末》北京青年报2005年04月21日）在这里叶老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语文教学理念，即：儿童文学教育是小学语文教育的主体。如果打开《开明国语课本》，该书选文大多是自然与人、花鸟鱼虫、乃至猫猫狗狗的题材，如《小猫姓什么》：“‘小猫姓什么，你知道吗？’‘小猫姓小。’‘怎么知道他姓小？’‘大家叫他小白小白，他不是姓小吗？’‘不对，不对。小白两个字是他的名字。’‘那么他姓什么？’‘我也不知道。’”如《泉水和小草》：“泉水从山上下来。小草问：‘你到哪里去？’泉水说：‘我到地上去。’小草说：‘请你停一停。我和你一同玩。’泉水说：‘这里我停不住脚。再会吧。’”它们都采用比拟手法，既形象生动，具有儿童文学的特点，又贴近小孩子的心理，符合小孩子的认知水平。又如《田里的麦熟了》、《一箩麦》、《我被缚住了》……几乎构成了一组儿童田园诗，它符合1929年《国语课程标准纲要》制定的“选文要蕴涵文学趣味”的要求，“因为少年时期的学生，正是心性活动的时候，读有兴趣的文章，方足以引人入”，同时，这样的确也能达到“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课标要求。世界书局1933年版《国语新读本》的主编、语文教育家吴研因撰写的《清末以来我国小学教科书概观》（1935年）一文就说：“有人提倡儿童文学，他们以为儿童一样爱好文学，需要文学，我们应当把儿童的文学给予儿童。因此，儿童文学的高潮就大涨起来，所谓新学制的小学国语课程，就把‘儿童的文学’做了中心……据教育部去年拟了问题发交各省市小学教育界研究的结果，小学教育界仍旧全国一致地主张国语课程，应当把儿童文学做中心。”
总之，这部国语课本虽然已很“老”了，但它的魅力依存，仍然对我们现在的教材编写具有借鉴意义。或许有些人不以为然，“都什么时候了，还提它！”我们承认时代从许多方面看是进步了，可在有些方面现在就未必能敌得上从前。就中国现代教育而言，在教育理念上、教育方式上，恰恰辉煌的是民国时期，因为那个时候能够培养出大师来，而今天，“钱学森之问”还在困扰着中国的教育。
我国现行小学语文教材已打破原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垄断的局面，从表面看这是新中国教育的一个进步，但究其本质这种进步显然是微不足道的。目前各地使用的小学语文教材除了人教版外，还有苏教版、北师大版、湘教版、鄂教版等。这些教材都是通过隆重的仪式推出来的，谁在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大，谁就得到更多的利益。前些年在小学进入新课程时，几个教材的出版社组织人马四处游说，借教程培训来夸耀自己的教材如何了不起，有的还贬损其它的教材。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往往是选用教材的决策者。经过若干年的试用后，人们已经对这些教材的庐山面目有了清晰的认识，它们并非专家说得那么美妙，其中的问题可谓多多。
据一位有经验的小学教师说，根据安徒生童话改编的《一颗小豌豆》与孟郊的《游子吟》，读来很蹩脚，根本没有原作的韵味。还有人质疑“爱迪生救妈妈”、“陈毅探母”为杜撰内容。特别让人震动的是张衡的“地动仪”，有网友闫涛于去年11月28日在微博中宣称：教材里的张衡地动仪其实只是个模型，不是东汉古董。“这个‘古董’是上世纪50年代才造出来的。在上级有关精神指示下，王振铎根据古书描写的196个字，结合英国科学家的地震理论，设计并发明了这个张衡地动仪。由于选进了教材，国人都以为是东汉货色……”在几个版本中，都有“母爱“这一专题，但母爱形象不健康，要么苦大仇深，要么道德完美，就是缺乏有血有肉、看得见摸得着的来自真实生活中的母亲，如苏教版中的《花瓣飘香》、《沉香救母》，人教版的《玩具柜台前的孩子》、《日记两则》、《看电视》，北师大版《母亲的纯净水》、《流动的画》、《妈妈的爱》等，都是这样。有人专门研究了这个专题，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拔高也是一种伤害，就像‘我们都是祖国的孩子，我们都爱祖国妈妈’这样的句子，包袱抖得太突兀，太有‘海拔’！”去年10月，《收获》杂志副编审叶开在博客上连续发文，如《上海小学语文恶意篡改安徒生童话》、《被小学语文教材篡改的巴金名作》等，言辞激烈地表示：“小学语文教材里大量出现的剽窃和篡改的劣质课文，比三聚氰胺奶粉还要危害深远。”从这些现象中，可以透射出教材编写人员身上所存在的问题，或许这不是专业素质的问题，而是为了迎合某一教旨而丧失了常识的问题。教育是很严谨的学问，任何作假、拼凑、抄袭的不良行为都会有损于我们的教育。特别是谎言，这不光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更重要的是将给整个民族带来不可预测的灾难！沉痛的历史教训摆在那儿，凡是神志清醒的人都心知肚明，在此不必累赘。
目前小学语文乃至整个学校的语文课程，在工具化的同时，还想办法让它服务化，即服务于某种政治需要，而失去了语文教育的本源：人文主义精神。这突出表现在一些落后的道德观念在教材中仍有市场，比如“孝”、“报恩”、“服从”等等。种种建立在私德基础上的所谓道德，都是摆在儿童面前的一个个陷阱，在面对尚未完全形成独立判断能力的小学生时，这些腐朽的道德具有相当大的杀伤力。此外，还有一件令人不解的事，有一些上自中央领导，下自僧院的和尚与平民百姓居然狂热般的倡导读经，与之相应的所谓正面报道充斥各大媒体。我们的小学语文在情感教育方面主要是围绕一个中心展开，即以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为中心的集体主义与爱国主义教育，其它方面都是一种衬托，一种附设。奇怪的是读经却与这个中心紧密结合起来了，而且又是那样的天衣无缝。这就给人带来两个疑惑，一是现阶段我党领导的特色社会主义居然与封建道德观念如此投缘；二是全球一体化势不可挡，它所需要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为核心的公民意识居然在我们的语文教育中严重缺失。由此得出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中国人的未来之路到底怎样走？这使我们想到晚清社会，正如一位学人所言：虽然中国的GDP高居世界第二，但种种迹象表明现在的中国却具有晚清的社会气象，自然，中国的教育更像！
常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本好的语文教科书可以促进孩子的学习兴趣，也可以促进教师的教学热情，更重要的是能够对国家的未来发展产生积极的意义。通过我国现行的几个版本的小学语文课本与民国时期的国语课本相比，教材体系的差距显而易见。因此，我们不要过分责备学生“为什么不爱学习语文？”，正如我们站在树下面不能过分责备酸溜溜的杏子一样，谁让我们有一个以“主流意识“为标杆的灌输式教育体系呢？面对这样的东西，孩子怎能微笑？
2011-0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