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曹大金家往西20米，平地而起一块高地，高地上有一处坐北向南两进的小院子，北枕后河，南边一大片开阔的田野，河边几株垂柳，杂草丛生，东西两侧茂林修竹。
这儿住着一位仙人似的人物孙大爷。
孙大爷大名孙贵，长相就有“仙人”样，脑袋特别大，身子很短；上身长、下身短；躯干肥硕、四肢纤细，有一点年画中“南极仙翁”的模样。
四邻八舍的大人们都叫他孙大头。我们小孩子不敢叫，并不是怕孙大爷，而是怕孙大爷的老婆。那半老太太既厉害，又有威信，打土改起就是西街头的贫协代表，又是生产队的副队长，即使是老村长常新万，对她也有八、九分的怕惧。谁都能看得出来，不是怕在表面上而是怕在骨子里。她也有个外号，大人们都叫她“代表”，我们小孩子为了讨好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都叫她“代表同志姨”。看来她对这样的称呼有十分的满意，每次听我们这样叫，高兴得眉花儿眼笑。
孙大爷有一女二男，身材也是个个如此。三兄妹中大儿子的头还算是最小的，就那在学校里也是著名的“孙大头”，为了与他老子有区别，所以叫“小孙大头”。
孙家是下中农，因有祖传的竹匠手艺，有副业收入，实际生活水平比中农都要好很多。
孙大爷和李楞子一样是读过古书的人，但他没有口吃的毛病，所以常以“说书”自娱。
夏季的夜晚，空气中有一股迷幻的气味。在孙家的前院里，总是坐满了邻居家的小孩，七、八个，甚至十几个，在金风热浪，蚊烟熏香中，听这赤膊短裤，手摇芭蕉大扇的孙大爷谈古论今，是我少年时期乡间的一道迷人的风景。
听孙大爷说书，总有一个或是一群大英雄，也总有一个大奸臣。为首的大英雄都是白袍白甲白银枪，如赵云、马超、罗成、薛仁贵、薛丁山、岳飞、杨宗保、狄青、杨再兴、陆文龙——差不多全都是一样的造型。当然关公例外，“青巾绿袍，卧蚕眉，丹凤眼，胯下千里赤兔马，手提青龙偃月刀”，左有黑脸儿的周仓，右有白脸儿的关平；说到岳飞，又有“马前张保，马后王横”，还有“八大槌”的一班岳云的哥们。赵云、薛仁贵、岳飞、樊梨花、穆桂英都是舞枪的，形容那舞枪的词儿最好听，如舞梨花，落英缤纷，泼水不进，神鬼皆惊。这些大英雄的手下又有一大帮子的哥儿弟兄们，形态各异。无论是黑的白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个个都有特殊的本领，有的能穿山甲，有的能水上飘；有的飞檐走壁，有的日行千里；个个都有特殊的性格，个个都是刚肠疾恶、义重如山；而又都是顽皮捣蛋、惹事生非，老的“老顽童”，少的“促狭鬼”，层出不穷的鬼主意玩得很开心。英雄们杀入敌阵时总是如入无人之境，对付番兵番将如砍瓜切菜。
但有一样，一遇上奸臣却个个都要上当受骗。
奸臣都是大白脸儿，脸上糊一层浆糊，或是吊梢眉、三角眼，或是尖嘴猴腮、獐头鼠目，都是心术不正，鱼肉百姓，陷害忠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的。如此丑恶的奸臣也有帮手，最主要的帮手往往是一个漂亮的、妖艳的，像狐狸精一般的女子，或是这奸臣的妹子，或是这奸臣的女儿，或是这奸臣玩过了的破鞋，献给皇帝老儿当妃子。奸臣往往又有一大帮相当能干的狗腿子为虎作伥，如杨林的十三太保，如张士贵的女婿，潘仁美的儿子，严嵩、魏忠贤的干儿子等等。
最搞不清的是那些皇帝老儿，总是一会儿好，一会儿坏。总是被说成是天纵英武的圣天子，赤脚大仙、紫微星君下凡，却总是很容易地被狐狸精灌了迷魂汤，于是老迈昏溃，忠奸不分。奸臣们的能量永远比忠臣大，好人总是斗不过坏人。有时是昏君利用奸臣，有时是奸臣利用昏君，奸臣、妖姬、昏君组成一个“三结合”的班子，往往就将忠臣们搞得九死一生、投入太牢，甚至满门抄斩，尸体被扔进万人坑或是铁丘坟。一直要等到那个昏君死了，昏君的儿子继位，忠臣的后代才得以平反昭雪，重新刨开万人坑或铁丘坟，奸臣才被推出午门外斩首示众，于是人心大快，四海清平。
而那昏君的儿子继位后刚做了几件好事，圣天子很快又变成昏君了，于是又有新的奸臣陷害忠臣的后代，一代一代演出同样的故事。薛仁贵和张士贵，杨家将与潘仁美、狄青与庞太师、岳飞与秦桧，大致都是一样的套路。薛仁贵被奸臣陷害了，他的儿子薛丁山仍然被陷害，孙子薛刚、薛蛟继续被陷害，老薛家祖孙三代均遭奸臣一害再害。杨家将从金刀杨老令公到他的儿子杨六郎、杨七郎，再到孙子杨宗保、重孙杨文广，老杨家四代都被奸臣不断地陷害。英雄们总是倒霉了再倒霉，奸臣们总是得势了又得势，皇帝老儿迟迟不觉悟，又迟迟不肯死。
这样的故事热闹，好人与坏人如昼夜般的分明，谁打过谁，好人究竟有没有好报，坏人究竟能不能遭到天遣的悬念牵动了孩子们的幼稚的神经，听了还要听，白天上课也分心，晚上也做着故事里的梦。
现在回忆起来，所谓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正是通过这样的千百年流传下来的章回体老故事传承和传播的，而孙贵这一类的人正是传统文化在农村的一个义务传承传播者，他们极普通极平凡，起的作用却很伟大。
正因为最普通、最底层的老百姓打小起就熟知这些人物故事，所以所谓的中华民族精神才深深地植根于广衾的土壤中。曾经浸染过这一类故事的人，即使是孙贵、李金安，还是袁和尚这样的文化程度并不高的农民，他们对于文革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有比较正确的直觉与人心趋向。说到底，不就是一群奸臣或小人陷害忠良、杀戮功臣、扰乱朝纲、图谋叛逆、危害百姓的老故事吗？江青不就是后妃干政、作威弄权、陷害忠良的吕后，或是淫乱后宫、燕啄皇孙的武则天吗？林彪、康生、张春桥之流不就是指鹿为马的赵高，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卢杞、秦桧、严蒿之流吗？王关戚小爬虫不就是魏忠贤的干儿子吗！
旧时中国农村的儿童，只熟悉这一类中国的故事，而对外国的什么“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一千零一夜”、“克雷洛夫寓言”等一无所知。我们小时候也只知道中国之外的地方叫番邦或是蛮荒异域，中国人之外的人都叫番人、胡人、夷人或蛮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异域蛮荒的化外之人中还流传着白雪公主、姆指姑娘、青蛙王子、小红帽、卖火柴的女孩这样美奂美伦的故事。
中国故事都是成人化的，除了极少数如“司马光砸缸”、“曹冲称象”外，几乎没有一个专为儿童写的故事。中国故事的主旨是忠孝节义，外国故事主旨是真善美，也许这就是中外传统文化的差别，而这种差别是根本性的。
多年后，当我自己的孩子五、六岁时，为了给孩子讲故事，才较多的接触了这一类欧美童话、寓言故事。
当年的孙大爷当然更不知道那些外国童话故事。但是孙大爷也给我们讲过“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和“皇帝的新衣”，仅此两则。那也是他从大儿子的语文课本中看来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讲的是普通老百姓向往发财的故事，它告诉我们，向往发财是可以的，但是要有界限，过分贪婪就会变成了坏人。印象最深的还是“皇帝的新衣”，心想当了皇帝的人怎么还会这样蠢，没想到大跃进时期“放卫星”的人其实也就是光屁股满大街跑的人。
与专业说书人不同的是，孙大爷往往还喜欢像老师一样的提问，被提问的孩子常常是我。
“大相公，我来考考你。”孙大爷捧着水烟台望着我说：
“美国总统是哪一个？”
“蒋光头”，我应声而答，不假思索。
大人们“哄”地一声大笑起来，于是我知道答错了。
美国的总统难道不是蒋介石吗？美帝国主义是最凶恶的敌人，蒋光头不就是那个最凶恶的敌人吗？这是我当时的思维逻辑。
“不对，是杜鲁门。”
杜鲁门是谁啊？这个名字我没有听说过。
孙大爷又问：“毛主席的五虎上将是谁？”
这道题更难，我思考了好半天，回答不上来。
其实，孙大爷自己也不清楚，他只告诉我们几个名字：“林彪、彭德怀、贺龙”。他还说、林彪就像赵子龙，白袍小将，常胜将军；彭德怀黑脸儿像张飞，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也像张飞，朱总司令就是老将黄忠。
“毛主席身边有没有诸葛亮？”
“有啊，周恩来。”
从此，这些名字，就永远刻在我幼小的脑海里了。
我的一生中，对人文历史知识的兴趣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还有一次，孙贵还问我：“大相公，你说政府为什么要搞统购统销？”
“中国人太多，粮食不够吃。”
孙贵说：“你只说对了一小半，最主要的是把人管住了，你就不能到处瞎跑。政府就不用担心老百姓造反了。”
我觉得孙大爷真有水平，看问题就应该这样，透过现象看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