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传新，是个怎样的人？河南人，1938年入党，在新四军、华中野战军、志愿军里摸爬滚打出来，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1967年，他被调往北京，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此后又一路升为北京市委常委、公安局局长、市革委会副主任。在这个位置上，他成了极“左”路线的铁杆执行者，成了江青、康生在北京最锋利的一把刀。而刀锋所指，都是平民百姓的脖子。
“四人帮”倒台后，他被免去职务接受审查。他不但不悔，反而拍着胸脯说：“这辈子值了。”你说荒唐不荒唐？一个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把几十条无辜平民的生命送上刑场的人，竟以此为荣。
1977年5月19日，他在家中自杀——这算不上赎罪，更像是为自己画的最后一笔逃避。
今天，“老知青家园”刊出了刘新力写的《十年临时工——忆父亲刘传新》。引发争论，自然是必然的。
作者是刘传新的儿子，文中把父亲写成了一个对干部子弟“无比关爱”的慈祥长者。什么“把干部子弟当成自己的孩子”、什么“对他们格外亲近”、什么“要他们好好工作”，……甚至说：“有些因政治原因入了死牢的干部子女能活到今天，我觉得不能说跟我父亲没有关系。”
看到这段，我差点没喷出一口老血。干部子弟能活，是因为“刘传新有感情”。那遇罗克为什么不能活？金有钟为什么不能活？我们25中学的教师王守亮和他的妻子杨淑辰为什么不能活？
那些死在工人体育场宣判大会后枪声里的几十个平民，谁又能替他们说句公道话？一个公安局长，把普通老百姓当作“可以随便处理的草芥”，却对干部子弟亲得像自家娃——这叫感情吗？这叫不折不扣的等级偏爱、权力畸形、阶层特权。这不是父爱，这是冷酷的阶层选择。
“一打三反”里，北京被枪毙的都是平民。史料摆在那里：1970年1月27日，工人体育场宣布公开处决19人。1970年3月5日，遇罗克、顾文选等19人被立即执行死刑。1970年4月18日，又一批10余至20余人被处决。
这些人里，有哪个是“黑帮子弟”？无一例外，全是平民、普通家庭里的人。光我东四牌楼住家附近就有两人，一个是写《出身论》的遇罗克，一个是我小时候一起拍三角推铁环的“金逼小小”的父亲金有钟。还有我读初中的25中学的老师王守亮和他夫人杨淑辰，也被押上刑场。
这些可都是活生生的人，是家庭的支柱，是孩子的父母，是妻子的伴侣，是邻里的熟人。可在刘传新眼里，可能连“人”都算不上。
所以我说：刘传新这样的，必须讨还血债。历史的血债，不会因为他自杀就一笔勾销。而他儿子的那篇回忆文，让我几乎无法忍受。
回忆录嘛，千万别去轻信。说到底就是一个腔调：“爹亲娘亲，不如我爹我娘亲；千好万好，不如我爹我娘好。”
但事实必须说清：你父亲的确爱干部子弟，但他从未爱过遇罗克这样出身不够“红”的年轻人。他对当官的子女仁至义尽，却让无数普通百姓的生命像秤砣一样，被轻轻一抛，落地就碎。
写父亲可以，但不能只写光亮不写阴影，只写恩情不写血案，只写保护干部子弟，不写判死刑枪毙平民。秦爷认为：不能只挑对自己有利的写，请记住！历史不是你们家的日记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