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陈女士会听到儿子念叨“考试很烦”。她捕捉到一些反直觉的事情正在发生，减负大背景之下，考卷却在变难。
儿子今年六年级，就读于江苏泰州一所公办学校。从三年级起，学校的考试难度就 “比其他学校稍高一些”，到了五年级，更是“有了质的飞跃”。
变化体现在分数落差上。“孩子回家做的教辅卷子能考90分，在学校月考就只能考80分。如果在家考70分，在学校可能就不及格了。”因此，她确信，学校的数学考试难度，比市面上通行的教辅材料“高一个级别”。
这种难度，不仅体现在知识点的深度，更渗透在考卷设计细节中。
她看过儿子的考卷。一张数学卷子，题干的文字排得密密麻麻，挤作一团。“明明是数学卷，却像是做了一版语文阅读。”陈女士觉得，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静下心来逐字阅读长题干本身本就不易。题目难、文字多、排版密等因素叠加在一起，更容易催生孩子内心的浮躁。
受访者供图
政策在减负，考卷在变难，是许多家长和孩子的直观感受。
今年初，某地区“期末试卷太难延时20分钟”的话题上了热搜。不少家长和中学数学老师都表示，试卷不仅难度大，且阅读量过多，导致学生难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数学已经不是单纯的计算，还要有读题能力。”有家长在社交平台发帖称，现在的考卷“拐着弯”出题，就是“不把题目直接说出来”。
不仅数学，其他科目的部分考卷也不时引发讨论。“学的一粒沙，考的撒哈拉”，是许多家长的共识。
过去，“考什么便教什么，不考什么便不教什么”，是高考“指挥棒”之下的真实写照。如今，一边是政策要求学校“不教”“少教”，另一边，却是考试“要考”“难考”。
家长们发现，学生似乎正被卷入一场新的怪象。
“超纲”的考卷
陈女士突然意识到，学校似乎默许甚至暗自鼓励给学生“加码”。
她自认不算“卷”的家长。2019年，儿子刚上一年级时，学校几乎不布置作业。但陈女士觉得，周围的家长早已“卷”了起来，给孩子布置大量课外作业、报各类辅导班。
学校也扮演一个推波助澜的角色。她说，老师会定期让学生将课外作业带去学校，检查进度。与学校教学同步的，能获得“五角星”作为积分。她不清楚积分的具体用途，“可能用于孩子的平时成绩”。
“‘双减’减的是老师的压力，增加的是家长的负担。”陈女士说，学校课堂上教的都是基础内容，考试却侧重提升、难题。
她不理解，为什么政策努力把“减负”写进学校生活，上课教的内容基础简单，试卷命题却这么难？
家长喊难，这种感受正确吗？答案可能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
以2015年北京中高考改革为例。那年中考取消难度系数达到“0.2”的试题，这类题通常指95%的学生拿不到分数，用于选拔尖子生的最后一道题。难度降低之余，考核范围更“宽”更“广”，融入社会生活热点。
这种变化并非命题者的“故意刁难”，而是呼应《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中“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的要求。
“从过去近20年来的改革实践看，各地中考考题其实是逐渐简单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告诉南风窗，但这反而制造了更疯狂的“刷题”现象。
《小舍得》剧照
因为当题目变简单，分数迅速通胀，区分度消失，人人都能考出看似漂亮的分数。为了在细微的分数之间决出胜负，确保排名不下滑，学生们投入更疯狂的“题海战术”。结果，学生的整体负担不降反增。
为了打破“刷题”的僵局，考试命题开始转向“灵活化”“综合化”。这类题目在试卷上呈现出情景化、开放性和跨学科特征。事实上，考卷难度并非简单地变高或变低，其本质上是将考试功能从“考知识”转向“考素养”。
考试的内容和侧重点确实发生了变化。熊丙奇表示，出题者的本意是“让所有家长认为，刷题没有用”，好让基础教育回归对思维能力和综合素养的培养。
但在传统应试教育惯性尚未完全扭转的情况下，这种调整引发新的焦虑。“最后带来的结果就是，大家对题目变难（的现象）怨声载道。”他说。
事与愿违的现象背后，与我国现行的升学体系离不开关系。
熊丙奇表示，“我国现在的中考和高考制度，使用学生的考试科目总分排序，来对学生进行录取。总体而言，我们是名次评价，而非分数评价。”
《银河补习班》剧照
这一规则本身，是用一张卷子，以总分为所有学生排出清晰的前后顺序，依据名次对学生进行录取。当“教育要通过一张卷子把所有学生‘评价’出来，就要体现区分度，体现区分度，就会有所谓‘偏难怪’的题”。
压力最终传导至每个家庭。焦虑的参与者们则总能找到新的、更耗费精力的路径应对“变化”。于是，家长、学生和学校，围绕着新的命题形式，进行更“偏、难、怪”的思维训练和超前学习。
“这是过去二三十年来一直存在的问题。”熊丙奇认为，“在总分排序录取不变的情况下，无论如何进行命题改革，作用都是非常有限的。”
“评价”与“选拔”
“要想从根本上突破困境，必须改革中考和高考制度。简单来说，就是要改变考试的功能，或改变评价体系。”熊丙奇认为，应该进行“招考分离”。
熊丙奇介绍，我国的中考普遍实行“两考合一”，“既是评价考，又是选拔考”。也就是说，在“两考合一”的大背景下，中考承载着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和高中生源选拔两大功能。
这两种功能的内在要求是矛盾的。熊丙奇举例，作为评价考，学生考90分，就达到了优秀的学业水平。但作为选拔考，考90分还远远不够，必须分出高低名次。
《小欢喜》剧照
考试功能的冲突，会导致命题难度陷入“两难”。若侧重选拔，题目偏难，会导致大量学生无法达到毕业标准。若侧重达标，题目偏简单，又会失去升学的区分度，让高中难以筛选生源。这种混淆也直接导致了评价改革的举步维艰。
所谓招考分离，就是把“考试”和“招生”拆开。专业机构负责组织考试、出成绩，高校自己定录取标准、选学生，政府只负责宏观管理，不再包揽所有细节。
不少观点认为，理想化的“招考分离”在当前和不远的将来都不具备现实条件。
“让花成花，让树成树”
如今，陈女士仍在努力让孩子适应考试难度。
陈女士生于1984年。她回忆自己读书的时候，考卷很简单，没有太多弯弯绕绕的文字。“上课认真听，回家把作业做完，额外完成一些试卷，成绩就不会差。”
那时候，奥数是少数“学有余力”的孩子才会接触的，是区别于普通孩子的“另一条赛道”。可现在，儿子的数学考卷里，不少题目“整得跟奥数题似的”。
在她看来，这无异于将原本属于少数“精英”的“奥数赛道”，搬到了普通学生的日常考场上，在普及教育阶段“用奥数卷子选拔人”。
《小舍得》剧照
拔高的难度，在教育心理层面产生了直接的破坏。陈女士说，在当前的社会认知中，一种普遍的观念在流传：“考不好数学的孩子不是聪明孩子，是笨小孩。”这种标签“打击孩子的自信心和学习兴趣”。
很多时候，学生缺乏多次选择机会，一次考试失误就可能影响未来。这导致家长们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分数”。为了让孩子适应难题，不少家长偷偷找教师一对一辅导。陈女士说，还有不少家长找孩子“提前学”。
在陈女士的记忆里，曾有一年高考数学命题很难，但仍有部分孩子取得高分，甚至拿到满分。部分观点认为，这些孩子之所以能取得高分，是因为使用了大学的解题思路。
于是，一种普遍的想法出现：“只要提前学，高考时候，数学就能拿满分。”在许多人眼里，“提前学的思路就是降维打击”。因而，出现了“小学学习初中知识”这类跨阶段的学习。
无论是“提前学”，还是想填补“超纲”的知识点，课外习题和辅导都成了不少家长的选择。
“一些工薪家庭工资不高，没有多余的钱支持孩子报一对一课程，孩子如果资质普通，就会很吃亏。”陈女士说，“相同智商的孩子，要想在学业上取得优势，肯定得砸更多资源。”
而这些资源不仅仅是时间和金钱，更包括家庭的人脉，甚至是信息获取能力。在高度内卷的环境中，获取高质量的教育信息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资源。在她看来，教育似乎正在制造新的“不公”。
这是教育功能的异化。在他看来，通过一张卷子，根本不可能选拔出所谓的“天才”和“精英”，因为，它“育分不育人”。在单一的总分评价体系下，孩子的个性、兴趣和多元能力无法得到凸显和发展。
熊丙奇说，当前的“拼分”模式，导致所有学生被卷入一场以“最高分”和“第一名”为目标的“内卷”。许多学生卷出了严重的心理问题和健康问题，“这绝非教育应有的结果”。
“培养一个孩子，首先在于拥有健全的人格、健康的身心和一技之长。”他觉得，真正的因材施教，应该“让花成花，让树成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