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起，8月1日中共最高法发布有关“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开始施行。《解释二》明确：劳资双方不缴纳社会保险的约定无效，劳动者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时，有权请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
这被舆论称为“强制社保”和“全民缴纳社保”。
《解释二》对所有劳动关系都适用，不论标准劳动关系还是非标准劳动关系。个体工商户只要登记注册、雇佣人员，也可以建立劳动关系。中国社会最弱势的微小企业与劳动者成为主要针对对象。
中共最高法解释说，《解释二》可以倒逼用人单位为劳动者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有效预防纠纷。大陆专家认为，这个司法解释是一个转向信号，“这相当于头上悬着一把剑”。
旅美中国人权律师吴绍平对大纪元表示，劳动者跟用人单位约定不缴纳社保违法，实际上在中国劳动合同法跟社会保险法里早有规定，社会保险法属于强制性的，2010年已经通过了。
他表示，但实际上司法跟行政部门执法时打折扣。“我在国内为劳动者打劳动合同纠纷的时候，劳动仲裁委不理，法院也不管，向劳动局去举报没有用，都互相推诿。”现在司法解释一通过，变成有人管了。一旦劳动者告企业的话，他一告一个准，那就意味着用人单位逃脱不了。
中共强制全民社保 效果几何？
然而，中国企业与员工真会因此而改变“自愿放弃社保”协议、以现金补贴替代社保的习惯做法吗？
大纪元记者梳理了8月1日以来海内外媒体的报导后发现，一些中小企业主与员工并没有放弃彼此之间的默契，一些则降低员工工资或裁员，一些持观望态度。
9月23日路透社报导，路透社记者采访了18名中国员工，只有3人表示雇主一直在为他们缴纳社保。其余员工则表示没有缴纳任何社保。
员工们告诉路透社，在某些情况下，雇主要求员工签署合同，将部分工资重新标记为“社会保险补贴”，但不增加工资。一名广西的超市店员说，她被告知在8月底签署一份新合同，要求她“自愿”放弃公司缴纳的社保，并放弃仲裁和起诉的权利。
8月11日《南方周末》报导，一位在餐饮行业从业者说，新规出台后，老板要求，9月1日起，工资单改变形式，额外加上社保补贴这一项，但整体金额不变；另一位餐饮店老板则表示，补缴社保后准备降工资，甚至换员工。
9月16日《天津日报》报导，从事汽车修理行业的孟先生承认，他一直没有给员工缴纳社保，员工也几乎没有要求缴纳社保的。孟先生说，为员工缴社保肯定难以负担。如果这笔钱完全从员工收入里扣，员工未必同意。“新规”施行后，他暂时不打算再招人了，风险太大，几年的积蓄可能被一两个背刺的员工“薅”走了。
小高是一家理发店的发型师，“新规”新闻热度过去后，理发店没有看到什么变化。他说理发行业很少听说有为员工缴纳社保的，自己也没有想让老板给缴纳社保。退休养老的事离自己太远，还是多赚点钱更踏实。
财新网报导，在贵州工作的范涛选择 “自愿放弃缴纳社保”，工资水平不高是主要原因。他对未来养老问题暂不考虑，他身边有很多同事也觉得手里的现金最实在。
在北京经营家政中介公司的李屿说，一些50岁以上的保洁员工希望不交社保多拿现钱。李屿本来已经与员工商量好签署“自愿放弃缴纳社保”的协议，但看到新的司法解释后，她决定把公司除行政人员外的所有员工外包给人力公司。
河南一位小型餐饮店老板王潇店里目前共有三名员工，按照要求为员工缴纳社保后，她打算辞退一名员工，为剩下两名员工缴纳社保。此外，她考虑将店面缩小改成纯外卖店以节约房租成本。
“在小城市，个体户和小企业普遍不会为员工缴纳社保。”她坦言，员工流动性大，有些人干几个月就走了，部分员工也不愿意缴纳。
为何难获响应？
与其它国家相比，中共让企业与个人上缴的社会保险比例极高，且政府投入比例低。
2010年《新民晚报》引用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的研究发现，中国的五险项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甚至50%，约为“金砖四国”其它三国平均水平的2倍，北欧五国的3倍，G7国家的2.8倍，东亚邻国的4.6倍。
2013年中新网财经频道统计发现，北京个人“五险一金”缴费占税前工资比例约为66.48%；上海约为62%；广州约为52.35%。
2015年新华社报导，中国目前“五险”的缴费比例，企业为29.8%，个人为11%左右，合计超过个人工资的40%。
2017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全球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 175 个国家（或地区）中，雇主社会保险的平均费率为14.27%，而中国企业缴纳的五项社会保险费率之和为 28.25%。
尽管中共政府在2015年至2019年期间6次降低养老金缴费率上限，但仍高于经合组织国家的约三分之一，远高于美国（10.6%）和韩国（9.0%）的缴费率。
根据中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全国企业平均需为职工缴纳占工资总额38%至45%的“五险一金”。对月薪3,000至5,000人民币岗位，用人单位每月需额外承担1,000至2,000元社保成本。
正是因为法定费率过高，不符合许多中小微企业的生存现实，促使中小企业与员工达成不交社保协议成为常态与默契。北大国发院调查，小微经营者多以“糊口型”为主。
今年8月底，人力资源公司中和集团对6689家企业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只有34.1%的企业“完全遵守”社保规定。
根据“51社保”发布的2024年企业社保白皮书，白皮书调研了全国6125家企业、近30万人次，发现社保基数完全合规的企业仅有28.4%。
路透社认为，这表明中共最高法的裁决，可能无法产生提供社保所需的丰厚资金。
旅美经济学者黄大卫（Davy J. Wong）对大纪元表示，低收入人群本身就看重自己的回报，年轻人对未来能否领到社保都没有信心，都不愿意去交，宁愿签订弃保协议。“这是一种公信力的缺失”，他说，地方政府其实都很怕企业倒闭，失业率会上升，所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种“不完全合规”在过去几十年里像一个“缓冲垫”，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保高费率对经济的冲击，维系了大量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就业。
中共最高法的最新司法解释，强制执行高费率，相当于突然抽走了这个“缓冲垫”。
黄大卫表示，灰色缓冲区如果被抽走可能会导致：第一大量的中小企业被迫关停裁员缩减；第二非标准的用工，灵活就业会增加，反而削弱了整个社会保障；第三会导致劳动力市场的短期混乱，对普通群众的消费和创业造成重创。
华裔经济学者李恒青对大纪元表示，过去民营企业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才绕过社保。如果五险一金交全了，等于要把整个工资增加30%，企业还愿用工吗？
吴绍平认为，新规可能催生大量的劳务派遣公司。通过劳务派遣公司，实际用工单位跟劳动者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不需要去缴纳社保，还可以回避工伤保险，由劳务派遣公司承接了这种责任。
他解释说，比如企业雇一个员工需支付五千块钱，现在用这五千块钱向劳务派遣公司购买员工。劳务派遣公司可能用三千块钱招工，两千块钱自己拿走，然后按照最低标准为劳动者缴纳五险。
吴绍平表示，因为中共税费太多了，劳动派遣这几年实际上已经被大规模的滥用了。劳务派遣其实是有规定的，叫做临时性、辅助性还有可替代性，但实际运行过程当中，几乎没有工作岗位是不可以被劳务派遣的，等于把这个制度给毁掉了。
中共为何选择这样做？
专家们一致表示，本次中共最高法发布《解释二》，并不是要为劳动者维护权益，而是社保发生了亏空，需要弥补。
黄大卫表示，强制社保的司法解释，官方称是倒逼合规、预防纠纷，但实际上是财政跟社保基金承受压力，中央想压缩灰色缓冲区，弥补财政与社保的缺口。
吴绍平认为，现在中共养老金出现了巨大的亏空，它就想把纸面上的法律落实到生活当中来，增加社保资金的来源。
2024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缺口超过6000亿；2024年北京市居民医疗保险赤字5.2亿元，同年天津市居民医保基金的赤字达13.6亿元。
众多的调查都显示出中国社保缴纳率越来越低。
据中国社会保障学会调查，职工养老保险遵缴率（缴费人数占参保人员的比例）从2011年的85.2%下降到2022年的80.8%。每年中断缴费的人数从2011年的2956万增长到2022年的6325万人。
根据中共人社部数据，截至2025年3月，全国社保断缴人数超过4200万人，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的17.8%。其中25至35岁人群断缴率高达31.7%，“灵活就业人员”断缴率为38%。
根据《2025中国青年社保参与度调查》显示，30岁以下群体中，约20%未参与基本养老保险，灵活就业人群参保率不足15% 。
根据基金管理公司富达国际与蚂蚁财富联合开展的一项研究，只有44% 的千禧一代（此处指18至34岁的人）开始将钱存入养老金储蓄。
中国社科院学者贺滨撰文指出，中国社保资金过于依赖企业和个人缴费，财政支持和国有资本划转等其它来源的补充不足。
他说，社会保障本质上是国家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动用一般性财政收入来反哺社保基金，是国际惯例。但中共财政补贴带有“事后补缺”色彩，缺乏可预期的制度性安排。作为“全民所有”资产的国企利润理应成为社保的重要补充来源，但国企利润划转力度远远不足。
吴绍平表示，社保资金中的大头是养老金，是劳动者劳动所得，政府只是统筹方，把资金收起来放到一个池子里而已。目前为止没有看到它给社保基金注入多少资金。实际上都是老百姓自己劳动所得，但中共把大量的社保资金权贵挪用谋利去了，导致大额亏空，但媒体、百姓无法监督。
另一方面，中共每年的维稳经费及为出口企业的补贴，均超过军费。
北京大学教授李玲表示， 2022年中国医疗保健支出将达到7万亿元人民币。理论上，这一数额应该能够使中国建立像台湾或韩国那样的全民医疗保险体系。
《金融时报》去年报导，中共用于一般民众的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等惠民支出，低于大多数收入水准相近的国家，仅占国内生产毛额（GDP）的6%。
国外观察人士认为，这一制度反映了中共本质，在这种制度下，福利的形式、内容和水平由党国决定，使其沦为“恩赐”而非“权利”。
吴绍平表示，中共必然会这样做，对它而言，这种做法几乎没有政治成本。
李恒青表示，现在政府没有钱，把过去可以有些灰色地带现在全部抹平了。这不是说它的一个错误选择，它的出发点就是要拿老百姓不当一回事。
双轨制 民众对中共社保不信任
中国年轻一代对社保犹豫不决，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对该制度的信任缺失。其中最触动社会情绪的，莫过于养老金“双轨制”。
尽管2024年10月，长达十年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过渡期结束，旨在形式上实现并轨，但体制内外巨大的待遇鸿沟依然存在，甚至有持续扩大的趋势。
2022年《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显示，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平均养老金约为企业退休人员的1.8倍，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可达企业退休人员的2倍以上。
黄大卫表示，中国的社保费率在全球差不多最高，而且这些社保大部分都是统筹安排。统筹安排是好听的说法，实际上就是把企业跟个人上缴了之后，给体制内或者其它调拨使用。
所谓的“视同缴费”就是一例，其计算标准远远高于实际缴费。
时政评论员彭硕的文章指出，所谓“视同缴费”政策，将计划经济时代的历史欠账转嫁给今天的年轻劳动者。本应由财政承担的责任，被“巧妙”推给了普通职工。结果就是：今天的年轻人缴费，不仅要为自己的未来储备，还要为过去几十年的制度缺陷买单。
这种制度设计，在客观上起到了“劫贫济富”的反向再分配效果”。
有年轻网民直言：“我为什么不愿意缴社保，因为我不知道养的是谁的老！”
黄大卫表示，缴费率很高，待遇又很低，明显是一个亏钱的生意，所以年轻人会觉得，在世在为别人养老，跟自己没关系。
李恒青表示，中国社保属于当期收当期发，今年收今年就发给老人了，根本不存在再投资，留给未来一代。这三十多年的一胎化在中国消灭了一代人，年轻人越来越少，很多小学中学已经闭校了。所以年轻人现在认定了，等他们该领社保的时候，社保完全没有钱了。
吴绍平表示，整个中共政权就没有信用，它朝令夕改。比如一胎政策的时候说计划生育好、国家来养老。但现在国家在哪里？那么多老人每个月领一百五十块钱，养得了老吗？
“人们对比之下就很清楚，中共整个社会养老制度就是一个典型的庞氏骗局，没有人愿意相信它是正常的。”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