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干校对我的人生道路有绝对影响。我在那里翻译了第一个剧本。这个剧本简直像是一座联系着我的过去及将来的桥梁，我后来成为自学的戏剧评论家，与这段经历不无关系。
“文革”一开始，把我们这些当时的小青年都卷了进去。到下放干校，政治上的狂热已经消失许多，更常有的情绪是苦闷、迷惑。我们1969年下去时，我带了唯一的一本俄文书，是亚历山大·沃洛金的一个四幕剧本《工厂姑娘》，袖珍本的。这个剧本我已读过好多遍了。一直到1970年5月的一天，不知我的哪根神经通了，突然我特别想把这个剧本翻译出来。于是，我请了几天假去信阳看病。对于看病，我是不抱什么希望的。因为我得的是类风湿，是难治的痼疾。我主要的目的，是争取一些时间，躲开干校，把这个剧本翻译出来。
现在我已完全记不得信阳那个城市的模样了。我只记得信阳医院、一个冷饮店和我住的那个招待所的房间。在医院我挂号看完病，被大夫打发第二天拍片子。然后我赶紧回到招待所。那是个最普通的招待所。四张床，一张桌子。桌子上还放着一个暖水瓶。暗红色的三屉桌，又脏又旧。我就在这张桌子上开始了第一幕的翻译。那时吃的什么？我全忘记了。记不得吃的是什么饭菜。也是最普通的吧。译文都是写在病历本上的。倒是记得喝过一杯饮料。在一个搞得比较干净的冷饮店里。店里还有两张桌子，几把椅子，我觉得这个地方不错，就要了一杯果汁之类的饮料，很甜的那种。已经是5月16日，翻译接近尾声了。我拿出笔记本和书，开始了第四幕的翻译。店里可能只有我和另一个人。后来好像那人也走了，就我一个人。我从来没有过这么高的效率，没有用字典，耳朵也听不见任何声音，译得很快。
那时搞这个翻译是不合时宜的。也不足为外人道的，也根本不可能发表。这是在那个特定条件下的一种个人浪漫主义的冲动。想在苦厄中留下星星点点的生命火花的痕迹。为将来“立此存照”。所以我把翻译过程的时间地点记录得很仔细。我保留下来一部分底稿。这个底稿记下了翻译的时间。你看，这里记着：“1970年5月16日，下午3:00信阳冷饮部。”接着后面是：“译到此，5:06，赶回招待所吃晚饭。”那天，译到第四幕，是书的最后一部分。晚上吃完饭，我把旅馆房间的公用桌子擦干净，打开了书和本。房里只有一盏25瓦的灯泡，我可能是背光坐着的，所以稍稍斜着身子。你看，这里又记上了：“下午7:20分开始译”，“至晚9:22分熄灯前”。第二天，5月17日。这里记着：“早晨6:25翻译。”“译到7:40。”吃完早饭我到医院去。回来又开始做，“从下午1:36开始，到下午3:17信阳招待所第67号草草译完毕。”可以说，通过《工厂姑娘》这个剧本，引起了我日后对戏剧的浓厚兴趣。干校回来以后，没有业务安排，所里也借不出书来，我自己就天天跑北图，借社科类的俄文书籍。老“北图”在北海旁，我就住东四，大有地利之便。你再看这个北京图书馆的阅览证，证号8385，是1972年10月19日办的。我还做了不少笔记，也在这里。有《戏剧问题》、《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导演探索》、《莫斯科艺术剧院院史》。这些都是由于《工厂姑娘》打开了我的思路。我可以这样说，从1972年秋天到1976年秋天的四年间，我读完了北图馆藏的全部有关俄苏戏剧的俄文图书，1979年我发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非谈》，从此走进了戏剧研究之门，但如果没有《工厂姑娘》这座桥梁，我也许不会那么从容地走进这个戏剧之门的。后来巧的是，这个剧本在时隔十年之后，1981年由北京外语翻译教学出版社出版了。做为“自学成材”的剧评人，我幸运的是，在没有允许搞业务，我开始搞业务。在可用的时候，积累就派上了用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免去了做学问的浮躁。当年看书作笔记，不问收获，只问耕耘，根本没想要写文章，只觉得坐在图书馆里才舒服，有点像《打野鸭》里的季洛夫，非得去打野鸭子才舒服一样。
我还想说说我在干校看书的情形。从信阳看病回来后，没过几天，我就借到了资料室一位同志的俄文书，是罗曼·罗兰的小说《欣愉的灵魂》。我每晚打电筒在被子里看。读完之后还做了笔记，把一些有意味的话记下来。这个本子我找不到了，但我还一直记得有个小说人物对玛克说的一句话：“你是个好人，但你也会做坏事”。“文革”浩劫，知识分子被逼与书籍告别。快要下干校时，以为再也不会上来了，说学部要解散，在河南省就地分配。我把书全都卖掉了。没有再比这更能表现知识分子的绝望了。但人的秉性却无法完全改变。也许知识分子“改造”之难也在于此。比如我，还是要带着一本与“红宝书”不相干的书下去。如果连这一本书都没有的话，那么我好像是跟一种曾经滋养过我的文化纽带就割断了。我不愿割断这条纽带。但可悲的是，无论是译《工厂姑娘》，还是读《欣愉的灵魂》都只能在暗中进行。干校说到底是干活的地方。
我在干校不是强劳力，而是弱劳力。不过我没到菜园班。菜园班是年龄大的，还要会一点农活的。我做的都是辅助性工作。比如，盖房的时候我管递土还，递土坯时，我真正觉得很累。因为土还很重，弯下腰拿起一块再递上去，弄不了几块土还，我就腰间酸痛。这样干一上午，干一天，我的腰本来就有毛病，真是难受极了。有个同志偷偷劝我，别那么卖劲！但不卖劲行吗？垒土还的人等着你呢！还记得一次春节回京探亲，天下着雨，我们几个人从干校步行去坐长途汽车到信阳。在雨中走了十多里地，又累又湿，最后简直走不动了。雨还在下，车站还是看不见。一群人像散兵游勇似的。我归心似箭，自己也加油在走，可是腰痛得厉害，一直挺着。快到车站时，我实在不行了，干脆就躺到地上。那时假期很短，但一听可以走，不管不顾地就动身了。我们这帮人上长途汽车时，我衣服最脏，因为在泥地上躺过。哲学所的一位，则烂醉如泥。因他口渴没有水喝，只好喝酒。折腾整整一天，等到上了火车一看，车上最脏最邋遢的就是我们了。
我爱人在湖北潜江干校，离明港较近。我让她来过一次。大家把这种形式的探亲看得很重。全连的人都陆陆续续地来看一回我们，像看新娘似的。其实，这些都是对温暖的渴望。我原来住集体大营房，现在要搬到夫妻探亲房。大家热热闹闹帮着搬行李。虽然只有短暂的几天时间，都挺像回事儿的。
干校生活的转机出现在1971年秋天。9·13事件后，阶级斗争的弦开始松弛，老先生开始分批回北京。记得先是罗大冈先生，接着杨绛和钱先生也回去了。我们觉着也有点回北京的希望了。再也不祝某人身体永远健康了之后，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健康。觉得人要好好活着。但还只是想到健康，对前途还是一片迷茫。那时年龄三十出头，而就要为虚度年华而悔恨。我在干校常常默念莱蒙托夫一句诗：“年华在消逝，那是最最美好的年华啊！”一到月初，就盼发工资，工资一发，我一定要办的事，就是给妈妈寄钱，给孩子寄钱。我的责任非常清楚，想自己想得少，想亲人想得多。我孩子在亲戚家寄养，我想方设法地买小人书寄给女儿。明港书店是我常去光顾的地方。只要有小人书，见了就买，买了就寄。我们只要了一个孩子，也是因为想到独生子女可以不去上山下乡。完全是存在决定意识。如果童宁是男孩，我们也许会再要一个的。让一个女孩子去上山下乡，我们不放心啊。
刚下干校时，曾讨论过一个问题，当“永久牌”还是当“飞鸽牌”？大家都说，当“永久牌”。那时还真不是说假话。如果说“文革”对人心灵折磨的残酷性，就是知识分子对自己的价值产生了根本怀疑。连年轻的知识分子也无法想到自己的前途，只好更多考虑自己的子女。小的时候，写作文总要写自己的梦。没有前途，就没有梦。鲁迅先生说旧中国是个“无声的中国”，我说“文革”时代的中国是个“无梦的中国”，对前途丧失信心，丧失到了你不去想的地步。反过来讲，这种禁锢知识，令人窒息的气氛，也使有知识的凭着本能与惯性挣扎着。“哀莫大于心死”。但毕竟人还在，心不死。现在看来，在病历本上翻译《工厂姑娘》，在被子里阅读《欣愉的灵魂》，都是“心不死”的表现吧。
选自《无罪流放》，贺黎、杨健采写，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