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是他这辈分里年龄最小的男丁，如今也死了十四年。我抽出香纸，仔细擦大理石盖板。冰渣有点费劲，我用脚跟踩了几下，捡起一块瓦片，刮干净。摆贡品，三个碗，一碗素水饺，一个碗装着瓜果和糖，另一个是肉蛋、炸鱼和豆腐，添上筷子，三个酒盅排好，倒上酒。
我计算了下，家族一共十一个坟头，都放三根香不够用，心想应该多拿一把香的。我就只在父亲和祖父的墓前摆了三炷香，其余的都放了一根。大伯的墓前，一个碗，各样贡品都放了些，酒盅也是一个。等香燃的这段空里，该去烧纸和放鞭炮。几个人围着天国银行烧纸，风不定，吹得灰烬乱飞。村民吃了午饭，陆续赶来，人比刚才多了不少。我点头，算是打过招呼。
我点燃一刀香纸，塞进去，想起父亲活着的时候，上坟的香纸要事先在家里铺开，双手指头伸开，来回转，把一层层的香纸错开，像向日葵那样。这样烧起来，不藏火，不用像现在这样，要拿着一根木棍，来回拨拉。晚辈们对待这些事情，已经失去耐心，一刀还没烧尽，就迫不及待又塞进去一刀，索性都扔进去，不停用木棍挑来挑去。钢筋焊接的底座，空隙有点大。一捆冥币，塞进去，还没烧完，漏了下去。这些也都是挡活人的眼目，要说多重要，也就那么回事吧。
我倒是想着小时候来上坟，父亲对这些细节很在意，香纸不全烧干净，留一丝火星，是不肯结束的。他会一直蹲旁边守着，还要慢慢地，把要吹走的灰烬都拦住。虔诚也罢，还是穷讲究，终归到了他儿子这辈，都一去不返了。
我拿出鞭炮，等不及赶紧去放。前面的村民挂上鞭炮，一个一个掉下来，或在半空炸了，或掉在地上，终于放完。我把鞭炮交给侄子。侄子挂上去，点了一串，放完，又点了一串。回去，我们磕完头，扔下几块祭品，收拾好，往回走。
反正，明年还来。
陈年喜: 吃顿饭、睡一觉，就是回家过年的意义
以往回家过年时，我会骑着摩托穿越县城、翻山越岭，最后回到生我长我的金湾村。可今年不知为何，我患上了肩周炎，胳膊特别疼，以致骑不了摩托，只能等从湖南回来的亲戚带我一程。
记忆中，我只在外地过过一次年，那也是人生中绝无仅有的“孤独年”。当时是2016年，我在北京漂泊时，接到一家摄制组发来的邀请，对方想要拍摄一段我在北京过年的视频。
拍摄当天摄制组先去了一家养老公寓取景，我便留在出租屋里等待。直到下午5点左右，我因为饥饿才出门，本想采购一些食材，却发现超一半的“外来客”都消失了，超市也关门歇业了。我什么都没买到，只好翻出出租屋里仅存的一包泡面果腹。
后来无论在哪里工作，无论距家千里万里，我都坚持回家过年。能在家睡一觉、吃一碗家乡饭，都是年的意义。
与北方多数城市吃饺子过年不同，我们村里很多人过年是要吃米饭的，这可能和我们从南方迁居至此有关。
记忆里，我小时候的村子总是缺水，稻谷产量也十分有限。每年生产队产出的稻谷，分到各家各户也只有三四斤。
每次拿到稻谷，父亲就会用塑料袋将稻谷装起来，再吊在屋梁上。直到临近过年，他和母亲才会取下稻谷，用石碓给稻子脱壳。这难得一见的大米饭，便是过年的稀罕物了。
同样罕见的，还有从河南灵宝或关中一带运过来的苹果。许是因为距离远、不易运输，所以苹果在我们这里十分少见，橘子等南方水果更不要说了。毫不夸张地说，我直到20多岁，才知道橘子长什么样，是什么味道。
每次过年吃苹果时，母亲就会将之切成四五块，分给我们几个兄弟姐妹。那时候，我因为不舍得一口把苹果吃完，便把分来的苹果片放在口袋里，不时拿出来舔一口、咬一口。时间久了，苹果就在口袋里化掉了。
如今过年，物质早已不再匮乏，但村里已经很少有人会大张旗鼓做准备了，炸高粱丸子、豆腐片、土豆片的人老了，而新生一代也不再蒸白面馒头、玉米面馒头以及粘豆包。不少人不再自己做年饭，而是买现成的肉菜，加热一下就行。人们不再互相串门、喝酒，习以为常的拜年也消失不见了。
人和人之间的隔膜越变越深，是时代显见的城市病，这在乡下也很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