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结束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在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下，迈向经济崛起。其间，台湾商人扮演重要角色，蒋经国实行“三不”、李登辉强调“戒急用忍”，都未能阻止台商“大胆西进”中国；天安门事件之后，西方国家经济制裁中国，外资撤走，台商却乘机加码投资中国，形成西进热潮。如今，中国经济不再发光发亮，深陷泡沫破灭、债负沉重、需求不振、通货紧缩、失业率攀高等泥淖，曾是投资中国领头羊的台商，反向成为外资出走的先行者，带领全球企业掀起撤出中国浪潮。
《华尔街日报》上周指出这一趋势。该报引据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调查研究，指有五十七.四%受访台湾企业正在或考虑撤离中国，比率远高于美、欧、日企业，主要是中国营商环境日益恶化，并对台海情势有所疑虑。同时，台湾企业正逐步转向分散风险及全球布局，尤重南亚和中亚，主要是对印度投资。
中国的投资经营环境恶化，不是新闻，这一报导指出台商领先撤出，“来得早，撤得快”，或有如“矿井里的金丝雀”，才是重点。官方数字显示，外资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陷入三十年来最差的状况，去年全年大减八十%，今年头八个月也跌逾三成。其中较受瞩目的，智慧手机大咖苹果把部分电子产品生产从中国移往印度、越南，零售业巨头沃尔玛（Walmart）出脱中国电商持股，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关闭在中国的研发机构，外国车厂减缩中国的事业规模；而欧盟商会、上海美国商会本月初的报告，都对中国投资经营前景悲观。
更明显的，台商撤出或“鲑鱼返乡”近年已成潮流；西进中国近二十年的鼎泰丰上月宣布，十月底前十四家中国门市将吹熄灯号，只是近例。台湾的统计早已显现这一趋势。陆委会今年初指出，台商对中国投资占整体对外投资比率从二〇一〇年的八十三.八%，降为二〇二三年的十一.四%；同年赴中投资金额也创下新低。同样是陆委会的资讯，与中国贸易占台湾总体对外贸易比重，从二〇二〇年的三十四.三%，降为二〇二三年的二十八.六%。这些数字显示，台商对中国投资金额及占比，近年明显呈节节下降之势，台湾已有效降低对中国的贸易依存。
台商对投资中国不再一头热，有其在商言商的原由。美中两国从贸易战扩及科技战、国际地缘政治动荡、中国因应疫情“清零”政策失当、经济泡沫破灭、反台独二十二条等法令罩顶，凡此只是其荦荦大者，可以“中国的投资经营环境今不如昔”一语概括。值得强调的，毋宁是现今每天面临中国胁迫的台湾，从总体利益或整体国民福祉角度看，应记取这四十多年来的经验教训，开创未来。
这一严肃课题，个体利益或可衡量，主要仍应整体着眼与回顾；但如今不论从个体或总体角度看，台湾显然都得不偿失。常识常理是检验公共政策议题不可或缺的标准，就此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从未放弃并吞台湾的野心，一党专政的共产党，尤为全球至今最强势的专制政权。台湾把最大量资金、技术、人才、贸易投注于敌对国家，助成其经济崛起，壮大其军事扩张，企图改变国际秩序，如今连美国都已改弦更张而积极反制，台湾实为自遗伊戚，一开始就踏出自招祸害的步伐。
尽管有识之士当年期期以为不可，大力劝阻，仍未能力挽狂澜。最终，李登辉总统以“戒急用忍”，采“抓大放小”原则，禁止五千万美元以上单一投资，勉强为台湾保住高科技、钢铁、石化等主力产业及经济命脉。再如开放八吋晶圆前往中国设厂，经激辩后挡下，才有今日的“护国神山”。不过，其后的主政者于“积极开放”与“有效管理”之间游移，加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身的GATT，台商乃大胆西进，大企业、上市上柜公司相继前去。经贸向中国严重倾斜，既壮大了中国经军力量，形塑“两岸和平共荣”假象，更让中国把统战、渗透等并吞的黑手，公然伸进台湾社会。二〇一二年总统大选，十九名大牌台商公开要求接受“九二共识”，即为以商逼政的显例。
即使在商言商，如今在一党专政、政治挂帅、安全重于经济的中国投资经营，也难以为继，台商间甚至传出“再不出走，就活不了”的急迫困窘；面对中国胁迫日甚的台湾，回顾这一经验教训，国人更应认清中共政权本质及不变的并吞野心，以免重蹈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