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一言难尽的年代。写了《文革的记忆碎片》后，我感到还有话说，并未倒尽胸中块垒，于是又有下面的文字。
那是个什么年代呢？我认为它是个没有法制、没有人权的年代。这点，恐怕读者朋友与我有共识。
我不从大的方面说，那些在全国引起动荡又波及大大小小的家庭和人人自危的沉甸甸的话题，已有足够多的篇目言及，这里只想讲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小”事。
在公社五七中学读书期间，我跟在部队的大哥时有通信，那时车马慢，我的信寄到兰州东方红广场空军部队的统一信箱（只是代号）差不多得半月，大哥回信到我手里也同样，一个月一来一去最多两封。故，每次写信给大哥，等他的回信，总要望穿秋水。
那时，我跟大哥通信，多半谈我的学习生活和家事，他给我回信，除问问家里的情况外，大多是勉励我学习须努力，生活要节俭等。我还把他信中对我深寄希望的几句话抄到日记本里：
心怀要大些，要求自己严格些；
小事糊涂些，大事清楚些；
政治上向前看，生活上向后看；
工作上和强的比，生活上和差的比；
话说得好听，做得也要漂亮。
……
这样的通信一直到他复员。
初中毕业后，上中师之前，我给大哥去了一信，告诉他我被公社教办推荐上中专了，虽然我很想上高中，但教办熟悉我的学习情况并熟悉家里经济状况的领导建议我上中专，说二哥已在上高中，为减轻家里负担，我最好读师范。信中主要问大哥，对于这个决定，他意如何，如有高见，我还来得及改变主意，把名额让给别人。
因我已暂离学校，信得寄到生产队。可是左等右等，眼看就要开学，直到县师范的入学通知书送到手上，也不见大哥的回信。
我不相信大哥不给我回音，以往大哥对我的要求总是有求必应，大到军毯、军鞋，御寒的卫衣裤，小到肥皂，他都给我寄过，哪怕因路途遥远，邮寄费远高过物品价格本身。
我想说，在生活方面，大哥尚且如此关心我，难道在人生重大决策问题上，他会对妹妹置之不理吗？便以为信在传递过程中遇到了波折，无论如何也不会朝别的方面想。
直到临去学校头几天，不记得去干什么，走在何姓人家门前的田塍小路上，遇见从大队部值班回来的大队民兵连长何×兵，他见我，还隔着老远就大声说：
“前几天你大哥给你回信了，他信中没有讲什么！”
那神情，那口气，自然、平常得就像跟我说“天就快下雨了，赶紧回家去！”
可我明明听出他话里的未竟之意，先是在心里大吃一惊，而后想：原来如此！
所幸那封信没谈及别的，更未谈任何敏感的问题。再，全靠入学通知书是在公社教办工作、曾当过我的小学语文教师的韦志昌老师亲自送到我手里，否则，后果可想而知。
然，想想也罢，尽管有意见，尽管知道何×兵无权私拆人家信件，也是敢怒不敢言，根本不敢向他当面指出，更没往“违法”“犯罪”等方面想，自然也无“投诉”“维权”的意识。
那个时候（1972年）找哪个部门投诉，谁又会支持你呢？！
我只能赶紧去信告诉大哥等我到了新的学校再给我写信，不要把信寄回生产队的家。
现在又想，假如事情发生在今天，我一定会奋起维权，那毫无法律意识和观念的家伙，利用职权之便或帮人带信之机私拆现役军人信件，岂不罪加一等，不判个两年徒刑才怪！
2024年07月0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