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香港餐饮业的不振和消费降级现象引起舆论关注。本台日前推出的香港民生系列报道第一篇中，展示了多位受访香港市民对这一现象的直观感受。那么，这一现象为什么会在香港发生呢？
来自港岛南区的港人比姆（Beam）有多年从事餐饮行业的经历。他算了一笔账，谈到了餐厅运作所需支出的情况，表示现在做餐厅与以前不同：“以前租金和工资三成、食材三成，有三分之一是收益，做一块生意能赚三毛钱。现在你很难做一块钱生意赚三毛钱，可能一毛钱甚至更少。因为加价不能加太多。”
目前定居在美国加州湾区的比姆认为，目前餐饮业的不振，与全球经济的大环境有关：“做餐饮业竞争是很大的，就算大湾区开放之前竞争也是很大的，满街都是餐厅。为了生存，你的竞争能力一定要很强，出品和价钱很重要。出品好，价钱也上涨，加上通胀，别说香港了，美国也有这样的情况，让很多人不舍得出去吃，因为太贵。”
比姆也表示，在香港，餐饮业的不振和消费降级状况，影响的主要是中下阶层的人：“始终都花得起钱的那帮人，在香港消费还是会去高级的地方吃饭。有的高级餐厅、富豪餐厅也做得不好，但有的很出名的还是做得很好。因为到了那个价位，那些完全吃得起的人就不会寻求更经济的饭菜。吃惯的人还是吃那些东西，消费得起，不会有影响。”
香港政府统计局在今年三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一月底的三个月，“与先前三个月比较，经季节性调整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下跌3.2%，而经季节性调整的零售业总销货数量的临时估计则下跌3.0%。”多家媒体报道了近期香港餐饮业不振的情况。据中国媒体证券时报网在今年3月的报道，有“香港餐饮零售业界人士表示，香港零售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另一位居住在加州湾区的旅美港人布鲁斯（Bruce），在湾区经营着餐车生意，出售香港的特色街头食物。他表示，目前他在美国的生意还是很不错的，很受加州湾区的港人欢迎：“我们（的生意）都OK的。我们之前做过车仔面，大家当成一种怀旧。做一些沙嗲牛肉、五香肉丁，人们都很踊跃（地来买）。”
他认为，目前香港餐饮业不振的原因，一是因为经济差，二是因为很多人北上大陆消费：“如果你不介意食物的质量的话，我觉得北上消费会便宜很多。还有，香港政府对餐饮业的政策，比如没有多少资助，还有用环保的名义推用纸刀、纸叉，令到很多人都很反感。”
近日，香港当局推出了即弃塑料餐具及其它塑料产品的管制计划，其首阶段已在今年4月22日实施，禁止餐饮场所提供九类即弃塑料餐具，之后的第二阶段会全面落实所有管制，包括大快活、谭仔、大家乐、麦当劳、美心在内的多家连锁餐饮品牌都响应了这一政策。然而，这一政策在市民中却引起了不少反对。在香港网络社区连登论坛（LIHKG），许多网友对此加以抨击，认为好像在“吃纸皮”。
布鲁斯表示，相比起来，在美国做餐饮比在香港做餐饮受到的政府限制更少，更容易取得牌照。他说：“（香港）政府又说希望搞好经济，但样样东西都为难我们，效果就做得不是那么好了。”
北上消费是否是餐饮业不振的主要原因？
布鲁斯提到的港人北上消费，目前也是一个舆论中热议的话题。日前，港人过关北上前往大陆，寻求更廉价的餐饮服务、消费娱乐的现象也引来了不少关注。根据香港入境处公布的数据，今年截止到3月16日，入境深圳的香港游客超过了一千五百万人次。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在今年4月1日接受香港电台采访时表示，在复活节长假期间，出境人潮对香港餐饮业影响很大，令香港餐饮业的生意与去年复活节相比减少了三成。
港岛居民戴维（David）认为，香港餐饮业低迷的真正原因并非“北上消费”。他说：“现在香港经济低迷的真正原因是讲不了的。香港为什么没日本游客，没外国游客。因为他们怕国安法，觉得香港不再有趣了。”
戴维表示，他自己并不北上消费，对大陆食品安全有顾虑的港人也一直不会北上消费，北上消费对新移民和低收入群体更有吸引力，而目前舆论对北上消费带来的影响有过度强调的情况。戴维认为，这种过度强调与中港矛盾有关：“大陆人喜欢踩香港人，香港人喜欢踩大陆人，这是很长时间的事了。既然现在这么说，大陆就乘机拿出这个光彩，为自己面上贴金，实际上这件事不是这么简单。”
他分析认为，一些香港人将餐饮业低迷的原因归咎于港人北上消费，实际上想表达的是另外的东西：“在香港，政治上有另一批人，很不幸地，什么都喜欢赖大陆，说最差的都是中国的，不能说真正的原因，只能说最差的都是中国但不会犯法的原因。如果我说最差的都是共产党，搞得香港人没饭吃，这个会犯法的。”
出于安全考虑，戴维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不愿被录音。他说：“你明白我为什么说这些不想被你录音。”
旅美香港时事评论人程翔认为，香港餐饮业乃至经济低迷背后的更重要原因，实际上与政治环境有关：“我觉得香港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政治镇压。比如说，对很多书店，很多表演团体，都力求用尽一切办法，使他们没有办法正常运作，整个执政力量、维护治安的力量，都用在政治镇压方面。”
他表示，香港的经济正遭受着政治镇压的影响：“现在基本法二十三条通过以后，政府部门都要以危害国家安全为工作的中心。这样一来，每个政府部门，税务局也好，海关也好，都要把好多力量用于镇压他们所谓的黄店、黄色经济圈机构，这是一个大趋势。”
在反送中运动开始之后，香港人将商铺根据政治态度进行了划分，将支持反送中运动的店铺称为“黄店”。许多参与、支持抗争的人士会专门前往“黄店”进行消费，由“黄店”构成的经济圈，就被称为“黄色经济圈”。近年来，“黄店”遭当局施压、骚扰，在压力下倒闭的现象也引来了广泛关注，并得到多家媒体报道。
程翔表示，一种说法是认为香港消费之所以不振，是因为有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正大量移民。但他认为，这只是一个表面原因：“移民潮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原来香港的政治功能都已经给毁掉了。原来香港是一个非常重视自由的地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表达的自由，现在这种种自由都剥夺掉了，那么习惯了香港自由的人，特别是中产阶级的人，有能力的都要离开。”
受访市民：政治高压下 外出聚餐无法畅所欲言
不止一位受访市民谈到了政治环境对香港餐饮业造成的冲击。近年来时而往返于香港与美国，在九龙和港岛都有居住经历的小英（化名）告诉记者，在高压的政治环境下，人们更不愿意在外面的餐厅聚餐了：“比如很久没见的朋友，以前无话不说，现在出来吃东西都很小心，不会乱说话，因为国安法之后，免得被人误解，讲政治，唯有不说，好像头顶有阴影。我去年回去试过，和朋友吃饭会周围看下，有没有摄像头、在哪里，哪怕说都会很隐晦。”
她表示，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宁愿在家里聚会：“不是说一定不出来吃饭，但是出来吃饭聊天的气氛好像被影响了，没这么舒服开心。如果家大点，去家里算了。我今年要回香港，有朋友说不如在家吃饭，我说好啊，觉得在家吃饭好点，不用迁就。”
她谈到了在香港政治高压下，人们对去餐厅消费的恐惧心理：“如果你去一些酒店吃午饭、喝下午茶，更加没法聊，知道有摄像头照着。（餐厅）明显变得人流少了，可能是有那种阴影，好像没这么畅所欲言，感觉没了、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