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四七年七月，朱健还只是个穷学生，为找工作他离开四川，来到了长沙。
经人介绍，朱健去了长沙北门外油铺街一所私立中学，叫正道中学，做训育员，每天早上起来带学生上早操，唱歌，也教一点历史、地理等杂七杂八的课。
当时湖南大学生正在举行反内战的游行。有个叫赵光白的，当年在重庆教中学，热衷于学生运动，是个活跃分子。朱健和赵光白是在一次聚会上认识的，没想到这次来长沙，朱健白天在进步报纸《新潮日报》社碰到了赵光白，晚上去正道中学又碰到了赵光白，赵光白便决定介绍朱健入党。
入党谈话是在一位“红色资本家”的家中。主人张铭西，是做外贸生意的，是长沙有名的富商。张铭西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全都参加了共产党。他家在长沙麻园湾十号院子，就是在张家，赵光白口头通知朱健，经过组织上批准，他已经是共产党员了。
当时，朱健还住在他父亲的拜把兄弟家，主人华景方，是中统特务，他把朱健当成自己侄儿妥善地保护起来。华景方知道朱健在重庆参加过学生运动，坐过牢，但毫不介意，当没事儿一样，从不提及。朱健管华景方夫妇叫叔叔、婶婶，吃住都在他家。解放前两三个月，华景方去了四川，在镇反中被枪毙，留下妻子和女儿。女儿后来到了台湾，嫁给海军的一名高级军官。
一九四八年一月，朱健去了长沙高仓中学，和廖晨光一同教历史、地理。后来校长彭庆军看出两人的特殊身份，却没有选择报警，而是委婉地说，他年轻时和毛泽东也很熟悉的，但是不好意思，下个学期学校没有办法再聘用他们了。
不久，朱、彭二人又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到了三峰中学。两人在这里发展了两个党员，一个老师，一个女学生，女生叫曹瑞武，后来当过省妇联主任。
二
到一九四九年五月初，朱健被长沙地下党从学校调到城里搞学生运动，担任河东学运区区委委员，在长郡中学组织了六七个学生，成立了新民主主义学习小组。
八月，湖南和平解放。一个月后，朱健调到市委办公室工作。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曾直是四川人，也是大学生，他坚持要调朱健来宣传部工作。当时要办一个党刊，缺少人手，他就抢先把朱健调过去了。后来曾直调长沙县委当书记，刊物不办了，但朱健还是在宣传部工作。
一九五一年年底，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刚开始时叫“三反”，针对共产党进城后开始腐化的现象，在机关中“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因贪污被枪毙，在当时轰动全国。
不久，运动的矛头就转向了私营工商业者，“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盜窃国家经济情报”，合称为“三反五反”。朱健也被派到工厂搞运动。主要是在锑瓶厂。锑瓶厂资格很老，毛泽东办夜校时这个地方叫黑铁炼厂，里面有一个机器车间，有一部车床，当时有两百多人。也算是大工厂了。
锑瓶厂和平解放时是军代表接收的。厂长是南下的一个东北的工人，叫戚其信。当时这里的运动老是搞不起来，因为原来民国时期的厂长，姓李，是个内行，也是个清官，49后他还是继续留在厂里当厂长，戚其信和他的关系很好。当时“三反五反”就是特别要反这些留下来的人，但因为李厂长为人清廉，所以老是反不起来。已经升任市委书记的曾直，就指派朱健去这个锑瓶厂。朱健到那里一了解，这个李厂长真的是清官。回来跟曾直汇报说：“这个人真的是清官，不要搞成冤案咧。”曾直把桌子一拍：“什么？共产党会搞冤案？”朱健没办法，只好回去重搞，把干部隔离起来审查、谈话，工人积极分子日夜监守。这些全是乱搞，没有一点证据。厂里开大会，号召工人：“你们检举啊，看谁是贪污分子？”大家左看右看，一看周围有干部，用手一指：“他是。”于是大喊：“抓上来。”有一天，连总工程师刘景冒都被弄上台了，朱健一看，那谁来管生产啊？便说：“你下去，下去。”
当时的运动又叫“三反五反打老虎”，案值超过一亿旧币（相当于现在的一万），就算是“老虎”。运动中打人也很普遍，朱健记得当时供销合作社有个叫熊秉文的，他坚决不承认，工作组就叫工人去打他，打一个耳光给一块钱，很多“老虎”就是这么打出来的。
朱健是“三反”工作组长，开始还坚持不打人，后来也控制不住。那天晚上，大家逼姓李的厂长承认贪污，他坚决不承认。工作队一个姓王的，上去就“啪啪”打了李厂长两耳光。这个人因为敢下手打人，后来调进了公安局。
运动搞了两三个月，搞不出一个所以然。后来李先念发话，不要搞冤案，回家算了。这几只“老虎”也放回去了。锑瓶厂没有死人，但烟厂就有人自杀了。
但朱健对戚其信是有愧疚之心的。当时他向曾直反映说，李厂长不承认，是戚其信在保他。曾直就把戚其信叫到市委去。戚其信住在市委，也不说他是什么问题，也不叫他交代什么事情，只天天派人守着他，也没有人跟他谈话，就是不准他回家、回工厂，日夜开着电灯守着他。戚其信后来得了精神病，幸好不是很严重。“三反五反”结束后，他又回去当厂长去了。
三
五十年代初期，知识分子在长沙的处境还算比较好，能得到重用。当时的南下干部很多没在城市待过，连自行车都没见过，电话也不会打，进了城两眼一抹黑，更不要说管理城市了。长沙市委就大批从湖南大学调人，从地下党组织调人。所以长沙刚解放的时候，吸收了很多知识分子，特别是湖南大学的地下党员到市委机关工作。
慢慢地，工作局面打开了，知识分子党员就靠边了。当时掌握实权的干部多半是南下的，他们认为地下党人员复杂，家庭出身复杂，思想复杂，不太听话，内心瞧不起南下干部。曾经有个北方来的市委书记，在大会上公开说，拿着个小旗子，在街头上转一转，喊几句口号，这也算参加革命了？
到了一九五三年年底，中央作出审查干部的决定，简称“审干”，要求对全国干部进行一次审查。湖南从一九五四年上半年开始，一直搞到一九五六年。中间夹着个“内部肃反”，对地下党审查得很厉害。当初地下党在国统区做地下工作，免不了要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要和各方面的人物打交道，包括国民党的党政军人员，否则，不要说开展工作，就连生存都难。到了“审干”时，这些人和事，要一点一滴说清楚，有些怎么可能说得清呀，这就搞出许多冤假错案来了。
朱健搞完“三反五反”后回到市委，被调到市委办公室当秘书科长。再后来又调长沙市教育局担任综教科科长。因为朱健的父亲当过国民党军官，朱健到长沙时，就住在中统特务华景方家里，这都是可以摊开来说的事情。谁知后来竟冒出一个过去的同学，检举朱健和当时的长沙市委秘书处长刘晴波都是中统特务。
检举人是朱健的一个初中同学庞舒秦，庞的父亲曾当过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书记长，庞舒秦是中统特务。在工作组的高压之下，庞舒秦就说朱健和刘晴波都参加了中统。恰好一九五五年朱健回了一趟山东，顺便看了一个老同学曹代华，曹是中央大学毕业的，抗战后到台湾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回了大陆，在山东泰安中学教书。庞舒秦说，朱健回老家是去和曹接特务关系的。这一说就证据确凿了，市里在干部大会上宣布，破了一个大案，市委秘书长、秘书科长都是特务，立即逮捕，连同朱健的妻子也关押起来。
四
朱健在公安局关押了大约十个月。后来庞舒秦改口翻供，说他过去说的都是假的，朱健和刘晴波没有参加过特务组织，两人这才获得释放，但没下结论。出狱那天，朱健拿着一点行李走出牢房，才发现因为长期没有活动，连走路都走不动了。
从公安局回来后，虽然隔离反省结束了，但是没有定性，到底怎么处理也不知道。朱健在市委宿舍住了一个多月，这期间市委组织部科长张慧明找他谈过几次话。两人在市委机关时，是隔壁邻居，天天一起喝酒。有天张慧明告诉朱健说，市委开会讨论，要把他定为坏分子。朱健悲从中来，说：“老张，你认为我是坏分子吗？”朱健越说就越激动，细数自己十几岁就参加共产党的活动，做了许许多多事，怎么就成坏分子了？
后来倒是没给朱健戴上坏分子帽子，却给他安了一个“包庇反革命”的罪行。
问题定性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大约是七月底，通知他到市手工业局上班，在组织科当收发，每天就坐在那里无所事事。到十二月份，市委组织部打电话通知他说，留党察看一年。在手工业局干到第二年，组织部正式通知朱健，担任手工业局秘书处副主任。
在手工业局工作期间，碰上了“反右”运动。“反右”结束后，市委组织部一位姓张的部长有一次在街头上碰到朱健，说：“真是没有想到，这一次你过来了。”他们原以为朱健一定会发表“右派”的言论，结果朱健啥也没说。
朱健认识的最奇怪的一个“右派”，是他小学的同学。这人很会打篮球，后来在齐鲁大学读书，是大学篮球队校队的，49后齐大一部分并到当时的海洋学院，他分派到青岛大学体育教研室工作。他平常嘻嘻哈哈的，人很随和，反右时他们教研室商量，每个科室都要有一个右派，有人就找到他说：“老王，你来一个吧，我们就报你算了。”他也没多想，随口就说：“可以可以，就报我吧。”这一报才知道后果严重，竟被开除公职，一直到全国“右派”平反时他才平反。他平反后，学校说你愿意到哪里去玩都可以。他就全国到处转，转到四川碰到同学知道朱健在长沙，又到长沙找到朱健，告诉了朱健这些情况。
当时长沙反右搞得很激烈。市委秘书科长杨秀光，反右已经结束了，他偶然说了一句话：“你看反右派，市委机关没有反出一个右派，搞了一个还是假的。”就这一句话，把他补上去了。
五
朱健去长沙手工业局时，说好留党察看一年，结果察看了五年。但就是在察看期间，他又当了两次党委书记，真是要多离奇有多离奇。一次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期间，京广铁路复线武昌至衡阳段开工，长沙手工业系统近三千人上工地，让他当工地党委书记。第二次是建桥，建长沙东屯渡大桥，当时从各地调来的两千多人上了工地，却两个月开不了工，都不知道怎么弄啊。搞机械的杨副市长就跑到手工业局找到朱健，不容分说把朱健拉到车上，直接开到东屯渡大桥建设工地，宣布朱健是建桥指挥部的党委书记，任命立即生效。然后要朱健回去拿行李。朱健说：“杨市长，我还在留党察看呢。”杨市长一愣，说：“你不管那一套，你就代表市委在这里修桥。”
一九六〇年修完东屯渡大桥之后，宣布取消朱健的留党察看处分，完全恢复组织生活。不久又宣布他到长沙正圆动力配件厂当副厂长，但却不是党委成员，等于还是给他贴了个标签。
正圆厂是中央直属企业，归农业机械部管。这个厂在抗战时期，便能造中国最好的活塞环。因为有这么一个产品，所以级别很高。正圆厂最多时有两千多人，还生产活塞和轴瓦。
正圆厂址本来在天心阁下面，破破烂烂的，中央投资两千万要在树木岭盖新厂，朱健去就是管基建的副厂长，那时候还是一片荒地，没想到接下来就是三年困难时期。当时叫“过苦日子”，根本没办法弄，没吃的，湖南第四建筑公司都没有吃的，整个都停摆了。
人人都过苦日子，朱健也得了浮肿病，腿都肿了，一按一个很深的坑，走路也走不动。朱健的体质原本比别人都差，所以特别明显。当时东塘附近有一个生物标本厂，旁边办了一个休养所，一些浮肿严重的干部住在那里，发几斤黄豆，吃点荤菜，也就是做生物标本省下的兔子肉、狗肉。
在全国来说，大约湖南过的苦日子是最短的，大概一九六二年初就开始好转了。湖南是农业大省，“共产风”也刮得没那么猛。当时干部按级别补助，大家叫“肉蛋干部”，就是一个月有半斤肉，几个鸡蛋。过苦日子的时候，朱健在正圆厂，叫他管生活，主要是搞吃的。当时的常德地委书记叫苑宏武，建国初期大家都在长沙市委干过，比较熟，朱健就开着一辆卡车，上常德找苑宏武要菜。因为有这个关系，他一批条子，就搞了一车菜来了，那可是宝贝啊！接下来，朱健又开车去了西洞庭大通湖，给那里的公社书记说好话，买了一头牛，就在那里杀了运回来。正圆两千多人，大家都去食堂分着吃一点，带回去一点。
有天，朱健听孩子说，有街坊饿死了。当时街道上也办公共食堂，按粮食定量，把饭票发到每个人手上。有个街坊，是个单身汉，饿得控制不住，半个月不到就把饭票吃完了，结果不到月底就饿死了。那时候，朱健大部分时间住在厂里，妻子也下乡了，四个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都饿坏了。直到现在，儿子们聊天，对饥饿细节的记忆，还能描述得真真切切。
六
一九六五年，朱健调长沙铝厂当厂长。第二年，文革一开始，他就成了走资派。朱健带铝厂职工下乡支农“双抢”回来，市委来人，要他回正圆厂接受群众批评教育。朱健在长沙铝厂当厂长都一年了，却还叫他回正圆厂挨批判，这是哪儿的道理啊？但朱健也不分辨，回家拿了点换洗衣服和一张草席，就进了正圆的“牛棚”。“牛棚”一词，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明，就是把牛鬼蛇神集中关在一个地方，不让回家，并不是真的搭个棚子。
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有段时间，几乎每个星期要把全市的走资派都集中到体育广场批斗，每个走资派胸前挂个大牌子，有的站在卡车两边，有的跪在车顶上，游街示众。好几个朋友挺不住就自杀了，一个叫陆芳，就是刘晴波的妻子，她听说过两天要拉她去游街，就自杀了。还有市总工会的主席、粮食局的局长等，也都走了绝路。
不久，造反派组织自己斗起来了，对朱健这帮“死老虎”也没心思管了，但也不准回家，只能住在厂区。朱健在正圆厂一直待到一九六八年的五一节。五一节过后，又回到长沙铝厂，在车间劳动，当了七年的阳极工，这是铝厂最辛苦的工种。
一九七四年，随着邓小平的复出，大批解放干部，基本上都是官复原职，朱健也恢复了工作，又当上了长沙铝厂革委会副主任。这个时候开始“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安排朱健负责，他便趁机坐在办公室堂而皇之的读书。
读来读去，他最大的感触是：说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中国历史不知道搞过多少次，王莽搞的还要乱，一次又一次，大动乱太多了。
晚年，朱健回想自己一生，亲历改朝换代的大变局，从“三反五反”开始，审干、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三年苦日子、重提阶级斗争、四清，各样运动纷至沓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文革时期更是成了革命的对象，批斗来批斗去，搞得身心疲惫，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人生的大好时光，就这么荒废了。而且人人卷入，不得安宁，真是人类史上的大悲剧。
故事来源：《朱健九十自述》；改写：尔新
2020-09-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