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位外国著名学者联合提名黎智英﹑李卓人﹑邹幸彤﹑何桂蓝和黄之锋竞逐今年诺贝尔和平奖，这是世界各国人士对香港人反独裁争自由的和平抗争的高度赞赏。
提名人对香港人的抗争很熟悉，这五位杰出民运人士具有各自的代表性，有男有女，有长者有青年，有记者有学生，有商人有劳工代表。香港抗争者入狱或将入狱者数以千计，他们是这些人的代表，也是全体香港抗争者的代表。
去年美国跨党派议员也曾提名香港人角逐同一奖项，今年的提名是对香港人应得的这份殊荣的接力坚持。这个提名基于五义士的贡献，也基于全体香港人共同的抗争历程。
香港反送中运动震惊全世界，香港人向全世界展示高度的政治质素，展示各种和平抗争的可能性，赢得各国人民的赞赏与支持。因为武汉疫情肆虐，运动中途受阻，中共颁下国安法展开大抓捕，将运动打压下去，但运动的影响力已波及全世界。
中共独裁统治的真面目暴露无遗，一国两制的谎言被揭穿，时至今日，中共已成为普世价值的公敌，这一切相当程度上是由香港人的抗争引伸出来。
世界并没有忘记我们，历史也将记载我们的足迹。早前区家麟先生被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要求香港特区政府释放区家麟以及其他“因行使基本自由而被囚者”。美国政府为一位普通的香港新闻工作者发声，这在外交上并非常见，证明得道多助，普世价值广被世界，而美国政府对区家麟的声援，正如提名黎智英等五位角逐和平奖一样，都是一种道义力量的展示。
负责统筹提名信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Perry Link表示，在众多受尽苦难的候选者中获得奖项并非易事，但香港人是绝对实至名归，尤其是他们本来可以选择远走高飞，却留下来奋斗，“这是最以身作则的例子，自愿选择入狱所作的牺牲令人惊叹。”
“自愿选择入狱”是一种面对政治高压的姿态，大义凛然，当仁不让，以万死之志行万难之路，这是所有为抗暴政而身陷囹圄的志士共同的道德承担。当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等人选择流亡，谭嗣同选择就义，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黎智英等人的选择，正与谭嗣同相同。砍头是大痛苦，瞬间已成大义，坐牢也是大痛苦，是长时间的煎熬，比起砍头，坐牢的痛苦考验的是意志力，是忍耐的韧性，是对理想的坚执。因为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凌驾一切，而丧失自由的精神痛苦，足以淹没肉身的痛苦。
历史学家陈寅恪为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颐和园写过一段著名的文字，他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相隔百年，这段话用来概括香港人仍十分贴切，旧香港生活方式丧失之痛苦，造就了香港人波澜壮阔的抗争。
共产党专制统治造成香港人精神文化上的痛苦，这种痛苦造就了香港人的抗争，香港人的抗争引来中共的残暴镇压，中共的镇压造成香港人更深沉的痛苦。所有这些痛苦，投射在香港人身上，最终由黎智英﹑李卓人﹑邹幸彤﹑何桂蓝﹑黄之锋，以及更多知名不知名的民主派人士去承担。
痛苦是共同的，承担痛苦的份量不同，因为反送中运动而被捕入狱的手足，他们是替我们去承受肉体与精神痛苦的。选择离开者无可厚非，可以离开而选择留下，必是内心有更强烈的呼唤﹑更坚强的决心﹑更壮烈的人格力量。他们藉显示自己的人格力量，来鼓舞香港人的民主诉求。
诺贝尔和平奖不仅是颁给对世界和平有贡献的杰出人士，它更颁给百折不挠坚持普世价值的人，去年得奖的两位记者，其得奖理由便是“表彰他们为维护民主与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言论自由所做的努力”。
今年是兵凶战危之年，俄乌战争未见尽头，和平更是这个时代强烈的召唤，但和平不能建立在专制统治的基础之上。在没有自由的土地上，和平是没有意义的，正如今日中国，即使没有战事，而中国人仍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香港也没有战争，香港人的生活作息也没有太大变化，但今日香港与港英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香港人活在一个和平而窒息的环境之中，只有一个候选人的“民主选举”正要举行，政治文化上的管制进一步严苛，洗脑教育蓄势待发，二十三条箭在弦上。在和平的香港，我们承受前所未有的痛苦，而黎智英们正因反抗暴政而承受加倍的痛苦。
这份提名不只是黎智英等人的荣誉，也是所有参与抗争的香港人共同的荣誉，单是提名本身，已展示世界各国人民对我们的高度赞赏和道义支援。不论得不得奖，香港人都受之无愧：自由是和平的前提，痛苦是抗争的动力，血写的历史，是天道循环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