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62级学生。我的人生充满坎坷和磨难。但是，最刻骨铭心的经历，是在牛田洋军垦农场遭遇特大台风海啸的难忘日子。
（一）
时钟倒拨44年，1968年9月，文化大革命仍在进行，“工宣队”进驻北大，两派武斗停歇，燕园上空依然硝烟弥漫。
点燃这场政治火灾的大学生们，已经失去利用价值，不再被阴谋家吹捧称作革命闯将，蜕变成为社会动荡的危机，解决潜在威胁，斩草除根的办法是把学生全部赶出校门。毕业分配是最充足的理由。
我被分配到地处祖国北端的黑龙江鸡西煤矿。这时古典文学专业的女生卢燕丽上门求助，原来她分配到广东，男友却分配到吉林，希望与我对调。好在负责填写“毕业分配证”的工人师傅通情达理，很爽快地同意了，重新开出两张新的“毕业分配证”。
短短几分钟，我的人生轨迹彻底地改变了，从严寒的北疆转换到酷热的南国。
毕业分配证上填写的去向是“广东汕头广州军区牛田洋军垦农场”。
后来得知，牛田洋是个笼罩神圣光环的革命圣地。它位于汕头市西侧榕江和韩江出海口，原是一片荒芜的泥滩。1962年广州军区41军122师在此围海造田，解决部队粮食自给自足的困难。1966年5月时任国防部长林彪将有关牛田洋事迹的报告呈送毛泽东。毛借题发挥，写下很长一段批示，其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成为著名的“五七指示”。这段话演变为制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政策的纲领原则。“五七精神”凝聚为挥舞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头顶的尚方宝剑，“五七干校”锻造成惩治干部的劳动改造基地。
“五七指示发源地”的金字招牌奠定了牛田洋不可动摇的崇高政治地位。
前后来到牛田洋的全国各地大学毕业生共有2183名。还有一些本不属于应届毕业生，由于政治需要，也塞入这支队伍。包括七机部、中联部、外贸部的干部，甚至还有外交部的在职外交官员。
为了加强管理，学生按照原有的系统单独编成学生连队。
正副连长、指导员、排长、司务长及炊事班长，全部由部队解放军担任。
我被安排在地处潮阳河溪东牛田洋的656团3营机枪连。
（二）
来到解放军这个革命熔炉，目的是培养像解放军战士那样驯服的革命工具。军旅生活从刻板的作息制度、内务管理开始。
初进营房，严格军事化是首先面临的考验。每天清晨天色朦胧，起床号截断每个人的睡梦，出操跑步，队列训练，简单的动作让你不断重复，直到你的神经彻底麻木，只剩下机械反应。
每天操练结束，七点集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田间劳动宣读语录。要求挤出所有作息时间的间隙读毛著、念语录，写心得。晚饭后组织政治学习。每个人在班里讲述学习体会，斗私批修，深挖思想灵魂的丑恶根源。
突出政治，必然进展到行动上向毛泽东表示忠心。
开始的仪式是，早请示，晚汇报。每天起床后和睡觉前，要把语录本贴在胸前靠近心脏位置，面向毛泽东画像，口中念念有词。
吃饭前要“餐敬”。就是排列着饭堂门口，值星排长带头，大家右手挥动语录，口中赞颂“万寿无疆”和“身体健康”。
后来部队发起制作“忠字牌”，跳“忠字舞”的运动，学生连队也卷入这股热潮。
1969年4月“九大”召开，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连队政治空气日益压抑。“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两把利刃直插连队。
连长动员大家在劳动之余认真写出书面交代材料，还要背靠背揭发别人，人人过关，一个不漏，反戈一击可以立功赎罪。
宿舍、饭堂张贴了许多白纸蓝字的标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无产阶级专政万岁！”营区弥漫着恐怖肃杀气氛。
暨南大学学生陈卓雄，有亲戚从海外回国探亲，从广州发了一封电报给他。此事引起部队保卫部门怀疑，责令连队追查。陈卓雄百口难辨，精神崩溃，陷于极度绝望。晚上在蚊帐里彻夜不眠，在黎明时分割开颈动脉自杀。幸而不久被换班的值班哨兵发现，及时送去团卫生队抢救，才保住性命。
连长发现在厕所墙上有一条“打倒……”的反动标语。全连立刻进入戒备状态，团营两级保卫干部如临大敌，进驻侦查破案。折腾几个月，毫无结果。直到连队解散，也无头绪。
我们几个来自北京的学生面临与侨生相似的处境。每次领导训话都是怒目圆睁，声色俱厉，严重警告，显示充足的信心和决心。学生们照例低头无语，作出听话驯服的模样。心里却紧张颤抖，唯恐遭受不白之冤。
荒唐的是，声势浩大的清查运动，猛烈开展三个月，突然无声无息地中止了。营区的标语一夜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连队也绝口不提这个敏感的词汇。
（三）
牛田洋毕竟是军垦农场，绝大部分时间耗费在“与地奋斗”的艰辛劳作中。
初到连队已经是初秋十月，夏收已经完毕。我们的任务是把大田的禾杆担回营地。
看似平常的工作，我们并不轻松。干枯的禾杆叶缘，像锋利的锯齿，每个人的手脚都伤痕累累。从大田到营房最近的距离也有三四里路，最远的距离有十几里。走过的大部分是田间小道，挑着七八十斤的禾杆，跌跌撞撞，东倒西歪。有的半路禾垛散了架，只得压下怒火，耐心地重新捆绑。有时天黑才回到连队。
夏收完毕，部队的任务转向加固堤围，整修水利。海边的泥滩类似沼泽，下滩挖泥的同学要把裤子上衣脱下才方便操作。挖泥时五指并拢，向深处狠劲插下，才能取出湿漉漉一坨泥巴。每个人就这样机械重复简单动作。在泥水里浸泡几个小时。进入隆冬季节，更是受罪，泥水寒澈入骨，手脚冻僵，皮肤开裂。泥滩本是海边渔民养蚝的场所，残留的蚝壳和贝壳也来捣乱，像锋利的匕首，在手脚留下一道道伤口。鲜血渗出又被泥巴糊住，甚至连察看伤口，埋怨叫痛的机会都没有。
六九年春天来到了。连队投入紧张的春插备耕。为了保证按照农事季节阴历四月完成插秧任务，首要工作是平整土地。我们三机连的任务是三百多亩面积。牛田洋的淤泥深及大腿，耕牛下田迈不开步子；拖拉机下田只听发动机轰鸣，无法前行，原因是烂泥湿滑，拖拉机轮子使不上劲，只能打滑空转。更何况牛田洋没有那么多耕牛和拖拉机。唯一的办法是人力拉犁拉耙。
这是牛田洋的传统，当年围海造田的解放军就是这么干出来的。有人挖苦说：名符其实牛田洋，人力代牛犁耙忙。
在泥泞齐膝的地里拉耙特别费力，每迈出一步都要互相鼓劲，不足一个小时就汗流浃背，累得筋疲力尽。实在顶不住了，借口抽烟，稍微喘口气。
寒冬过去，初春来临。一年里最繁忙的季节来到了。连队安排晚上拔秧。虽然时令迈入春季，秧田的积水却依然冰冷刺骨。大家排成一列，或借助暗淡月光，或在漆黑中摸索，不断机械重复同样动作：拔出秧苗、洗去根部泥浆、绑扎成把、码放在簸箕里……原本沉睡的田野充满了噼里啪啦的声响。这样的准备程序大约持续到将近午夜。
每个人挑着一担七八十斤重的秧苗回到营地，顾不上洗漱，一头倒在床上，几乎没有转辗反侧的过渡，立即进入沉睡，连做梦都没有时间。
天刚擦亮，大约凌晨四点，急促的起床哨吹响。穿衣洗脸，随后集队向大田出发。担着沉重的秧苗，大家逶迤行进在田埂间，在晨曦中留下一幅剪影。田埂细窄湿滑，每个人学会光脚行走，五指岔开，才能抓紧脚下的泥土，减少跌跤。
大家的手指在泥土里上下穿插磨损，不知重复多少万次，泥土混杂蚝石贝壳，留下许多伤痕裂口。卫生员的胶布成为保护双手的最后手段，每个人手上都裹着层层胶布。
（四）
“学习毛主席著作”是那个特殊年代表示忠心的最佳形式，“活学活用”成为学习“毛着”的超常发挥。
刚到部队不久，连队组织了一次夜间军事行动。
那晚大约午夜三点，突然一阵刺耳的口哨声响起，传来连长急促的命令：快打背包，紧急集合，长途拉练！
我的背包带平时也压在枕头下面，谁知慌忙出错，背包带竟然搅成一团，无法理出头绪。我刚打开手电，解放军排长一声怒吼制止。周围的同学各自打好背包，奔向操场。情急之下，我背上挎包，夹起被卷，赶到队列中。
那晚没有月光，只见满天星斗闪烁。连长亲自带队行军。他有意离开大路，在田间小路或者荒山野岭疾行。我夹着被卷，行动更加笨拙，多次跌倒，挨骂更多。
班内讲用，我找不到可以夸耀的成绩作为讲用内容，干脆“自轻自贱”把这件丑事作为实例，证明改造知识分子政策的伟大正确。大家恶作剧，推举我参加连队讲用。
不巧那天团政治处尹副主任也来旁听。过几天指导员通知我到团部，尹副主任要与我谈话。
原来为了显示改造知识分子的巨大成果，军区首长要求树立大学生学习毛著的典型。六团领导指示，在我们团也要培养发掘类似炮团女子连陈慧明那样的标兵。尹副主任看了我的讲稿，认为我有文字基础，请示团领导后调我去团政治处“写材料”。
尹副主任物色的苗子有几个。我首先接手的是撰写团女子学生连炊事班班长先进事迹。稿子被否决，说是没有新意。
接受的新任务是学二连标兵卫生员老顾。他不是应届毕业生，来自北京外语学院，已经担任历史教师。年龄将近四十，中等个头，身材结实。他的事迹是经常上山采药，为连队熬制防暑败火大锅汤药，或是送医送药到田头，对患病学生也坚持熬制中药和针灸，有时甚至在自己身上试验针灸位置。团领导把他列为选拔先进的首位候选人。
我写了一篇《煎药炉前炼红心，上山采药为革命》。这篇造句别扭的文字居然获得通过，老顾内定本团典型。我的任务就是继续提炼加工他的讲用文稿。
不久，各团“写手”集中住到师招待所，准备师“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讲用材料。
领导我们的是师政治部朱主任，他是廖干事的上级的上级，我们接触的最高层领导。
（五）
灾难总是以突然的方式闯进人们的生活。
1969年7月26日，仅有八开版面的《汕头日报》在头版右下方刊登了一则几十字的消息说，一场强台风即将在潮汕地区登陆。
我们写作班子也暂停工作，整装待命，集中到会议室，准备接受师部下达的紧急任务。
廖干事亲自来到招待所传达命令。领导指示，军人的职责是保护国家财产和保护人民群众，必须确保拦海大堤不出问题，人在大堤在，誓死捍卫“五七指示”发源地。
抗风抢险部署第一方案，抢险部队坚守一线大堤；假如形势危急，执行第二方案，抢险部队撤退到二线大堤，也就是营房前面的旧堤；假如二线失守，采用第三方案，部队撤向北部地势较高的莲塘、大场地区。
第二天早上天气果然变脸，强劲的海风从海面吹来。狂暴的雨水，凭借风势倾泻下来。我们聚在会议室，眼看大树经受不起狂风摧残轰然倒下；房间门窗插销失去作用，仿佛巨手猛力推开，碎玻璃散落满地；汽车连车库好像遭遇炸弹袭击，屋顶突然爆开，瓦砾随风飞舞。
朱主任手下的通讯员浑身湿透地闯进招待所，气喘吁吁地传达命令：莲塘半山小村面临危险，全体出动帮助转移。
我们赶到村里，村民残旧的泥砖屋在风雨中颤抖。村支书用生硬的普通话让我帮他转移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妇人。我背起老人出门。老人身体消瘦，分量很轻。她也意识到危险，用双手紧紧扣住我的肩膀。
门外风力更猛，雨势更狂。密集的雨点打得浑身疼痛，仿佛挂下一幅水帘，眼睛被雨水遮住，视野看不到两米以外的东西。雨大路滑，巨大的风力推搡着我的身体，几乎每前进一步都要跌跤。我担心背上老人的安全，她的高龄经不起磕碰。只能采取最稳妥的办法，在泥泞的路上爬行。大约一个多小时总算回到招待所，交给安置人员。
喘息未定，通讯员再次送来命令：全体人员参加抢救部队战士。
我们连滚带爬，冒雨顶风向莲塘山坡下冲去。大家被眼前恐怖的景象惊呆了。原来脚下原是一望无际金黄色的稻田，如今在朦胧的雨幕里只见一片汪洋。远处看去，依稀可以分辨出有人在水中漂浮，有的时隐时现，有的沉下去再也没有露头。有个领导站在那里吼叫，指挥大家把找来的小船放进水里，打算划过去救人。可是我们面对台风刮来的方向，风势猛烈，小船刚放进水里，立即被狂风揭翻。三番四次，无法成功。
我们遭遇的是百年一遇的特大台风，据气象资料记载，最高风速阵风每秒52.1米，按照国际标准，风力应该定为十八级。
台风过后，首要任务是清理现场，埋葬死难人员。
灾后统计，牺牲部队官兵470名，牺牲大学生83名。
（六）
连续几天，师部大楼灯火通明，彻夜不息。浑身沾满泥水神情疲惫的军人在大院里匆忙进出。廖干事告诉我们，各团、营、连的指战员当面向师首长汇报遭遇台风的过程。
各种信息、材料、数据陆续向师部汇总。灾害发生的过程开始梳理成清晰的脉络。
台风到来前夜，所有连队接到命令：每连派出一个班，连领导亲自带队，到大堤担任巡查任务。
大堤长度将近三十华里，其间设有七个排涝水闸，水闸边的水泥建筑是水闸管理处，成为临时指挥所。每个营都配备有线通讯班，架设了专用线路；此外，特别配备了一个无线通信兵，背着短波电台备用。参加巡查的每个连负责二百米距离。
夜晚平安无事，次日早上七点天色突然灰暗，狂风暴雨猛然袭来。
泥土构筑的大堤在风雨侵蚀和海水浸泡的双重摧残下，变成毫无抵御能力的软豆腐。险情多处出现。堤身、堤脚，四处冒出水柱，有的急窜而出，仿佛喷泉一般。
危情上报，上级命令每个连队紧急增派两个排赶到大堤抢险。
将近八点，增援队伍陆续赶到，与昨晚派来巡查的先头部队会合。大家兴奋地彼此呼唤，握手拥抱。到处是“井冈山胜利会师！”的激情呼喊。
战士和大学生哪里有险情就向哪里冲。有的往麻袋装泥土，有的肩扛近百斤麻袋往缺口处填，有的抡起大锤在缺口处打桩…大家脑海里只有一个共同的念头：堵住缺口，保住大堤。
一场实力悬殊的搏斗在大堤惨烈地展开。
最早从东牛田洋堤坝缺口涌入的海水，很快淹没了生产基地所有农田的机耕路。抗风抢险第二、第三方案预定用以撤退的通道在洪水中消失了。
一向令行禁止的部队失去指挥，大家只能凭借感觉逃生。许多战士和大学生在撤退途中，被巨浪卷进大海；有的在游水过程中被水里的杂物撞击呛晕…
面对灾难发生的过程，师首长果断截取其中抗风抢险的悲壮段落，赋予精神升华，注入政治色彩，彻底颠覆了灾难的性质。
师政治部负责起草文件的文职干部和筹备“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写作班子”全体动员，总结抗风抢险涌现的英雄事迹。
手挽手结成人墙阻挡海水的英雄连队；抱着麻袋石头跳进缺口堵漏的孤胆壮士；五号水闸仅剩两米残堤护佑下83名幸存者组成的悲壮群体；冲进倒塌营房抢救毛主席宝像献身的崇高烈士；撤退途中奋不顾身保护大学生的可敬战士……
这些故事的基本情节并非虚构，牺牲战士和大学生都是十八至二十三岁刚刚踏进社会的稚嫩青年，在当时狂热高压的政治氛围里，他们信任组织、尊重上级、听从指挥、服从命令，可以为了政治口号要求赴汤蹈火，实现“誓死捍卫”的诺言。面对死亡，没有人退缩，没有人逃跑。
分工写作抗风抢险英雄事迹的几个小组搜集了大量信息，很快写出了十几份英雄连队及英雄个人的材料。
（七）
几天后，师组织处刘干事突然通知我借调结束，明天返回连队。
晚上廖干事请我喝酒送行，醉后讲出内情：原来部队准备把我留下参军，政审时发现我的伯父曾经担任美孚石油公司总经理，后又迁居美国，属于“社会关系复杂”，有“里通外国”嫌疑。不仅不能入伍，也不允许参加“写作班子”。
我回到连队集结地鸥汀。
见到大难不死的战友，有说不出的滋味。
牛田洋灾难已经过去几十年，我们国家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但是牛田洋留下的阴影依然无法抹去。
我期望这类历史悲剧永远不再重演，呼吁大家汲取这段惨痛的教训。
2012.6.23端午深夜于广州
选自奚学瑶、张从、孙兰芝编《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九州出版社，201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