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1]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即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后，北大历史系就有系主任翦伯赞等九人[2]的名字上了学生的大字报，被点名批判。这个时候，上面急忙派来了“工作组”，“工作组”也责令他们作出交代。场面控制不住的时候，象六月十八日，吴代封、徐天新、范达仁的头上，被扣了厕所的纸篓或纸糊高帽，脸上、身上、被泼了墨水。到七月末，“工作组”一撤，“天下大乱”，又揪出来二十个人。[3]两年之后，一九六八年，再深挖出吕遵谔、罗荣渠、谢有实、吴维能、李原五人，“牛鬼蛇神”总数达到三十四人。这一年历史系（现在的考古文博学院当时还在历史系内）在册的教职工总数大约是一百人，[4]揪出来的超过三分之一。“牛鬼蛇神”如此众多，成了一支队伍，批斗他们靠什么人呢？学生！学校里有的是学生，运动初起，要在发动。青年学生一鼓即起，正是按照毛主席的亲自布署，充当了文革初期的主力军。
各系的“牛鬼蛇神”都被赶到校园的空阔地面上，或是扫地，或是拔草。实际上，这是一个开放式的批斗场。校外来人如同潮涌，据北大文革委员会的机关报《新北大》报导，自七月二十九日到八月二十八日，一个月之内校外参观者约达二百一十二点四万人次；[5]仅八月十二日一天，就有十三点八万人，[6]几乎赶上过年、过节时候的北京火车站了。我们每人胸前挂着一块“黑帮”分子×××的牌子，老远就把参观的人群招引过来。这时候的我们，活像动物园里的展物；而观众给予展物的，是责问，是斥骂，甚至是揪头发再加上一顿拳脚。那时候，历史系的办公室在三院。这本是一座庭院式的建筑，红柱青砖，对开的朱漆大门，从大门走到小楼，要经过一条只容两人并行的水泥小径。路面上长了不少青苔，院落十分幽静。一九六六年夏天，三院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一层又一层，有的前一张浆糊未干，后一张就贴了上去，其中以红笔打了叉的“翦伯赞”三个字最多。倒是爬在墙上的常春藤还透出一点往昔的情趣，可惜，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去理会它了。
有一天，历史系的“牛鬼蛇神”二十四人，被叫到三院“系文革”办公室，一阵照例的训斥之后，监管学生刚要押我们去校园拔草，还没有走出大门，就被迎面进来的“串联人群”堵了回来。人越集越多，小院的墙头上都站满了人。人流继续涌进院子，我们原来排成的队形早被打乱，压成了一个团团。说起来，这群“牛鬼蛇神”，此时此地，居然不忘患难相扶之义，先把我们之中唯一的女性陈芳芝围在中间，又努力把年长的向达和体弱的杨人楩、邵循正挡在身后，甚至连年过半百的周一良先生也奋勇向前，左抵右挡。四十多年以后，年近八旬的夏应元先生同我一起回忆“牛棚”往事，说到三院被围这段，他突然嗓音放高了许多，慷慨之情溢于言表。那时候我们被斗一个多月了，整天都是晦气，哪有一点豪气？整天都在做鬼，哪能做人？那天的三院，急难相扶，倒让我们找到一点做人的感觉，而且感觉至深！有道是，敝帚尚且自珍。此后的十年，我们只是日日苟活，中间能有这么一回，为算得上是轰烈一场。那天与夏先生共同回首之际，我们都觉自安自宽！
话说当时的三院，站在前面的校外来人，与我们身子挨近身子，弄得我们本该弯着的腰也得直起来；他们想喊口号，也挤得抬不起胳膊伸不出拳头；站在后面的，既听不见我们的交代，更看不见我们的脸。他们感到不满足！三院门外的人群还继续往里涌，院子里形成一个革命群众和“牛鬼蛇神”之间全无界限的尴尬场面。这时，人群中忽然有人喊道：“让他们站到上面去！”
三院二楼有个大阳台，座西朝东，当时早被腿脚快的站满了。不过，经这一喊，人群之中真的分出一条道来，我们被推上二楼阳台，一字排开，挨个儿向台下交代自己的姓名、出身、头上有什么“帽子”等等，台上、台下也都安静下来。其时，约在八月下旬，正是毛泽东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之后。毛泽东手扶栏杆检阅小将的大幅照片，在当时的大报小报和宣传栏里，随处可见。台下的青少年们，可能有他们那个年代特有的敏感，一看我们站在高处，又身在栏杆之内，他们却要抬头仰看，不知怎么，就联想起“八·一八”的检阅来。这时候，台下又有人高喊：“不行！像是他们在检阅！让他们站到栏杆外边来！”
四十年之后，为写这篇回忆，我携一卷钢尺，到三院特地丈量了一回。那个栏杆的高度八十公分；栏杆之外，只有一条宽约七十公分的排水槽，下凹的水槽，宽五十公分。当时，我们只好听命跨出栏杆，站到外面的水槽里，我的脚尖距阳台的边缘，约有十公分左右。不想台下又有人喊：“跪下！全都跪下！”到了这个时候，院子里的推搡、僵持，延续了半个小时；我们被拉到阳台上，又被斗了半个小时。在栏杆外，烈日之下，我们个个头晕脑胀。我自思忖，栏杆外的排水槽，只有一膝之地，又是个凹槽，里面铺着石子，跪下，无论如何要控制住身体平衡，否则一头栽到楼下地面，虽不一定致死，摔断两根肋骨，怕是免不了的。
那一年、我三十二岁，尚有如此之惧，向达先生六十六岁了，杨人楩、商鸿逵、邓广铭、邵循正几位，也都六十开外或年近六旬，他们能撑得住吗？说来真是万幸，那天，我们都撑到了曲终人散。不过，批斗会结束，监管学生喝令我们出去劳动的时候，向达、杨人楩却仍然跪着不动。——原来，跪得工夫大了，他们竟一时站不起来了。
这是我们“文革”中遭遇到的“第一跪”。其实，控制平衡不栽下去，还算容易；精神和人格上能够承受住这种压力和羞辱，才是难关。西语系的教授俞大絪是英国语言文学家，平时教学严谨，要求学生在准确之中更求熟练，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教授。在我们跪倒在三院之前几天，她被勒令当众下跪。出身名门、精神优雅的俞先生，是一个视尊严重于生命的人，这个世界既然如此地对待她，那还留恋什么呢？回到家里，她就从容、尊严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消息刚刚传到我们耳朵里，还在心头振荡的时候，齐唰唰的一长排，我们也都跪下去了。
最让人担心的是向达先生，他脾气倔强，恐怕承受不了这个待遇。第二天集合的时候，不想真是缺了他。我们心里一惊，还好，他只是迟到了。虽然他因此被臭骂了一通，站在队里的我们却替他庆幸——向先生挺过了这一关！
日后，向先生还有第二跪，那就是他一个人的独跪了。周一良和我等人，后来也有二跪和三跪。到了二跪的时候，我才悟到第一跪原来还有热身功能。三院那天，齐唰唰一排，我们跪满了阳台上的排水槽；屈辱、压力虽大，可“牛鬼蛇神”的人数也颇为众多。力学上有一条定理：底面积越大，单位面积的压强越小，两者适成反比。它用在我们身上，就显出独跪与众跪的差别！若问，独跪愧，与众跪愧，孰愧？当时我们人人都是羞愧难当，甚至愧得寻死觅活！如今呢？如今，我要向有问的朋友高声呐喊，喊出一声：该愧的应有人在！该愧的不是我们！
此刻的历史系三院正是密匝匝、闹嚷嚷、乱纷纷！忽而之间，竟然得到伟大领袖的亲切一瞥，此事又有几人知晓？
一天，我们照例按时到达三院报到集合，进门的时候，看见褪色的红漆大门上，多了一副对联，写的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
我自沦为“牛鬼蛇神”已经一月有余，低头弯腰、口称“有罪”等手、眼、身、法、步等四功五法的台上功夫，大致练就，心理上却还没有调适过来。这副对联，用的是当时写大字报的那种薄薄的粉连纸，字写得歪歪扭扭不说，贴也没贴牢稳，一副的上角耷拉下来，半个字还遮在里面。我看了一眼，心里就恶心、反感，觉得这是直白的人身侮辱，歪曲了严肃的政治斗争，相信有识有见的领导者一定会站出来给予引导和纠正。您别见笑，那时候我虽然身陷牛棚逾月，还是一脑袋的正统思想！过了几天，还是三院大门那个老地方，另换了一副对子，上联依旧，下联却改动了一个字，成为：庙小神灵大，池深王八多。
这新的一副，字体大了许多，换了一手漂亮的颜鲁公，贴得也是严严整整。
时任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一时叱咤风云的聂元梓，后来在回忆录中谈到前一副对子时说：“这对联不知怎么传到毛主席耳朵里，毛主席说，要改一个字，‘池深王八多’。毛主席的话，是他的女儿李讷当面告诉我的。”[7]
彼时彼刻，毛主席他老人家但凡有一句什么话发出，各地都要作为“最高指示”、“最新指示”，敲锣打鼓，广为传播，号称“不能过夜”，已经成为通例，可偏偏这个独家消息、足可抬高聂元梓身价的奇货，却悄没声地闷了下来，这是何缘故呢？后来看到的材料表明，毛主席他老人家那个时候的打算，是把文革这把火直烧到高层，烧到全国去，可这是他葫芦里的药，又有谁能够知道呢！
原来这是一盘棋，不过刚刚开局而已。到得后来，只杀得天昏地暗，血流飘杵，方才见罢。此时此刻三院大门上的对联，不过是他布下的一个小小的棋子而已。北大北大！北大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成了政治棋盘上的金角银边！三院三院！三院沾光不小！
我被打成“牛鬼蛇神”，来得太突然。当时我家住在市中心的东单，距北大约有一个半小时的公车路程，交通不便。爱人担心我的处境，但是无从打听，不想，女儿给她带来一点消息。当时，不足四岁的女儿，在天安门附近缎库胡同一个街道办的寄宿托儿所里，星期六接回家。那天，她回家就告诉妈妈：“爸爸是‘黑帮’，在北大拔草！”这是托儿所一位到过北大的老师，同另一位老师说话时被她听到的。小孩子学舌并未经心，更不知道什么叫“黑帮”；可多少年之后我爱人仍然记得女儿说话时那一脸的严肃神情。她传达的是老师的语气，是那个时代的气氛，也是毛主席要把“文革”烈火从底层烧起的战略部署！我整天被人推来搡去，不知道观众里有女儿的老师；终日淹没在人群、口号和批斗声中，懵懵懂懂，我哪里知道自己的角色呢！
正是：开局布子 金角北大劳借重，池浅池深 银边三院有楹联！
注释：
1，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有聂元梓等七人签名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在校园贴出，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全文播出。
2，其他八人是：许师谦、周一良、徐华民、汪签、徐天新、吴代封、范达仁、俞伟超。
3，这二十人是：向达、杨人楩、邓广铭、齐思和、邵循正、陈芳芝、商鸿逵、阎文儒、宿白、荣天琳、陈仲夫、田余庆、高望之、杨济安、张注洪、李开物、夏应元、孙机、郝斌以及北京大学党委派到太平庄协助工作的办公室党委干部张胜宏。张胜宏后来在经济系任教。
4，参见郭卫东、牛大勇主编：《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简史》（初稿）未刊。
5，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989￣1997）（下册），第六五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版。
6，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989￣1997）（下册），第六五〇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第二版。
7，《聂元梓回忆录》，第一六三页，时代国际出版公司，二〇〇五年。
摘自郝斌：《流水何曾洗是非》，大块文化出版社，20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