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来自印度达兰萨拉的消息，我有关1956-1962年西藏历史的专著《当铁鸟在天空飞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战争》藏文版正式出版。与此同时，英文版（When the Iron Bird Flies：China's Secret War in Tibet）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已经在亚马逊网站上预售。这本书是我几年研究的结果，在研究、写作、翻译和出版期间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帮助。欣慰之余，怀着感激和谦卑，我想写下如下感言。
青史是否成灰，有时在一念之间
1999年，我在纽约中央公园聆听达赖喇嘛尊者对数万纽约市民演讲，深深震撼，这改变了我的余生。我开始阅读有关西藏问题的书籍文献。2004年，我在纽约第一次拜见达赖喇嘛尊者，被尊者的慈悲与智慧深深感动。我利用在图书馆工作的条件，开始广泛阅读有关西藏文化和历史的书籍。2007年，我第一次前往印度达兰萨拉和南印度，采访西藏流亡社区。从此以后，我几乎每年都会前往印度做田野调查。
与西藏流亡社区的初次接触，我意识到一个问题：迫使达赖喇嘛尊者1959年出走印度的事件，其前因后果的记载叙述，远非完备详尽。
中共在1950年入藏后，以“占领”和“改造”西藏为纲领，展开了一系列精心筹划，严密组织，逐渐展开的统战和社会改造工程。从1955年底开始，受内地合作化运动的鼓舞，中共决定在藏地启动土地改革，先从四省藏区着手，逐渐向卫藏地区推广。这一以中共意识形态和革命纲领为指导而彻底摧毁藏区传统社会结构的做法，立即激起了藏人的反抗，中共随即派兵镇压。这就是从1956年春天开始，一直延续到1962年夏，在青藏高原发生的长达六年的秘密战争。
中共为此动用了兰州、昆明、新疆、内蒙古、西藏、成都等军区所辖部队，计有步兵至少八个师，三个空军师和另两个空军独立团，骑兵总数约等于三个师。参战部队累计兵力约为23万5千人，以及大量民兵。参战的解放军包括空军和陆军，动用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杜-4，伊尔-28等轰炸机，陆军兵种包括步兵、骑兵、炮兵、装甲兵、航空兵、工兵、防化兵等，以及运输、通讯、侦察、医疗等部队。
根据我后来收集中国方面的档案文献所做出的不完整统计，在镇压藏人的这场战争中，被中共“歼灭”的藏人人数至少为34万7千人。中文版出版后，我找到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一份机密文件，根据文件中的数据，截至1961年11月，被“歼灭”的藏人人数达45万6千多人。在英文版和藏文版里，我采用了这个军方数据。战争之后，中共大规模逮捕、处决和监禁藏人精英和青壮男子。有些牧区部落的青壮男子几乎被捕杀殆尽，到了部落无法延续而濒临灭绝的地步。中共内部的藏人干部甚至不得不向上级祈求，给藏民族“留下人种”。这是当代世界史上一起鲜为人知的人道灾难。在此期间，1958年中共还在藏区展开“宗教改革”运动，摧毁了藏区几乎所有的几千所佛教寺院，只剩下几十所外界影响很大的寺院作为文物保留下来。现在旅游者在藏区各地看到的寺院绝大多数是在1980-90年代重建或者部分修复的。然而，外界对这一切知之甚少。
经过大量文件研读和亲历者访谈，我逐渐了解了1956-1962年青藏高原上的这场秘密战争的大概情况，意识到这场战争被长期掩盖，而中共的话语主导了这一段历史的叙述。西方藏史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卫藏地区，对其他地区，特别是安多牧区发生的事件知之甚少。有些亲共的藏学家即使略知一二，却使用中共的话语：中共在藏区展开“民主改革”是帮助藏民族引入文明和先进，是藏人的上层精英反对这种社会进步而武力阻扰，从而导致了武装冲突。甚至藏人中的年轻一代也不了解那六年里发生的事情，大多只知道1959年达赖喇嘛由于“平叛”而出走。
我意识到，记录和保存这段对藏民族来说无比惨痛的历史，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事件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当年的亲历者，即使是青少年，也已经垂垂老矣，来日可数。如果没有亲历者的证言和档案文献相互参照比对，那么将来即使有人从文字记载中寻找真相，也只能是纯粹的文献研究。更何况，有关这六年的记录是零星散布在大量性质不同的中、英、藏文资料之中，收集整理极为费时费力。
在我后来多次采访达赖喇嘛尊者的时候，有一次尊者说，纳粹德国迫害屠杀犹太人，红色高棉迫害屠杀民众，全世界都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可是我们藏人遭受如此屠杀和迫害，外界却将信将疑，因为我们没能拿出详尽的证据来。作为藏民族的领袖，此话何其惨痛！
中共和纳粹德国不一样，和红色高棉不一样，他们在镇压屠杀、逮捕监禁藏人的时候，从一开始就打算隐瞒，打算掩盖。他们从一开始就明明白白地知道那是十恶不赦的罪行，是只能做不能说的，所以他们在历史资料的隐瞒掩盖方面做得最为彻底，通过历史学研究揭示真相非常困难。中共对藏区六年战争的详情实行了严格的保密。战场是在边远偏僻的高山草原，中国军队在屠杀部落牧民后甚至任其曝尸旷野，因为那是人迹罕见之地，外界毫不知情。
有一个声音一直在我耳边响着：当年跟随达赖喇嘛尊者前往印度避难的藏人游击队员阿塔，在目送尊者越过边境后向CIA报告中写道：“请把藏民族的苦难告诉世界”。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这六年的历史如果没有人搜集研究，就无法避免青史成灰，消失如烟。
我知道藏学界和史学界没有人在做这六年的历史研究，因为这早已不是学术热点。在事件发生后几近半个世纪，亲历者都进入晚年的时候，研究这一段历史的最佳时间窗口正在一点点地无声关闭。过了这段时间，很多只有亲历者才知道的细节将会消失。
我思考再三，决定辞去我在美国的工作，用自己全部的时间、精力和个人资源来调查、研究和记录这段历史，不让青史成灰。那是2009年，美国正陷于经济危机，大家都在担心被解雇的时候，我辞职了。
和难民们在一起
辞职前，我在纽约法拉盛公共图书馆工作。我是单亲母亲，女儿正在读大学。我有一套小小的公寓，按揭还没付清。每天上班只要步行十几分钟，生活工作都算安定。一旦辞职，安逸的生活方式立即消失。
我是怀揣八十美元到美国留学的，在美国没有其他家人可以求助。没有一个学术机构资助和支持，进行完全独立的学术研究，我只能利用自身仅有的资源。我完全不知道靠我自己能够支撑多久，能不能按照我的设想进行下去。辞职后不到两个星期，我整理行装前往印度。我要去印度和尼泊尔的西藏难民定居点，寻找当年的亲历者，让他们留下亲身经历，再来比对中共方面和西藏方面留下的各类文献，重建史实。这是我当年在课堂上学到的史学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比单纯的文献研究更为繁琐，也更费时，但是可以揭示出中共文献资料所没有记载，或者经过扭曲掩盖的细节。
我的图书馆专业训练和工作便利，使得我熟悉文献和资讯的储存、检索、调阅方式，我的历史学训练让我重新拾起了当年从犹太教授那里学来的严格的文本分析和史实重建的方法。具备这些基本技能，使得我有信心进行这样一项难度颇大的研究。
中共有一套文件命令下达和回收保管的制度，有绝密、机密、保密和内部发行等级别。文革后的改革开放时期，有些当年的秘密文件得到了部分解密的处理，有些作为领导人生平的功绩而得以汇编成册，内部或公开地出版。同时又有一些领导人或其家人和下级的回忆录出版。这些资料在得以公开的同时，也有可能做了删改。这类资讯，分布在各个不同时段的各类不同出版物中。从世界各地的图书档案馆搜集整理，获得复印件或抄件，还需要比对不同时期的不同版本，得出最可靠的内容，整个过程极其枯燥，极其耗脑。但是，在经过一番分析后终于厘清线索而有所发现的时候，也是非常令人兴奋的时刻。为了重建这六年多的事件，我把资料“提纯”，即从成千上万页的资料中通过考证提取出准确信息，再把大量零星散碎的数据制成一系列表格，用这样的方式把资料“浓缩”成详细的研究笔记。在具体的“战役分析”部分，则需要对藏人的口述历史和中共的官方记录进行对照。经过这样漫长繁琐的过程之后，整个事件的原因、过程、结果就一目了然了。严格说来，这个过程并未在中文版由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而结束。此后的近十年里，我仍然在继续挖掘和整理新资料，并且把一些后来发现的资料加入了英文版和藏文版中。这个过程在我的有生之年里还会继续。
感谢流亡藏人的协助，我访问了几十个西藏难民定居点，采访了几百位亲历者。他们的口述经历，常常让我非常震惊。而这些口述历史资料用于历史研究，又必须非常小心地核实求证时间地点。早期的西藏难民很多没有受过教育，如果他们不能确切地告诉我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我就不能用于历史时间线的重建。旧时藏区有很多地方只有部落或寺院的名字，中共占领后，部落结构被摧毁，寺院也几经变迁，很多地方改了名。把藏人流亡者告诉我的传统藏文地名和现在的地名对应起来，是我研究中非常繁琐费力，而又十分重要的步骤。
这时，西藏难民已经流亡半个世纪了。他们流亡中出生的第二代已经长大成人，第三代也已经是青少年了。他们向我讲述的流亡缘由和经历，有时候连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都没有听到过。在一些偏远的难民村，他们说，我是半个世纪里唯一到了那里的汉人。他们提到汉人，没有愤怒，没有怨恨，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藏人向我表达过对汉人的仇恨。我所采访过的年纪最大的老人已经94岁，他卧床不起，却坚持要见到我这个来到小山村的汉人，要告诉我当年的事情，还感谢我来倾听他的经历。面对这些善良、朴素的老人，这些出走时还是青少年，如今垂垂老矣的长者，我在心里反复责问自己，为什么我来得这么晚？五十年了，为什么我现在才来？
这是一件值得做的正确的事
《当铁鸟在天空飞翔》交稿后，2012年，我回南昌探望母亲。那时还很少有人知道我在做这项研究，我还可以拿到签证。趁探亲的机会，在朋友的帮助下，我悄悄地在四省藏区做了一次自驾旅行。我的目的是要亲临当年镇压藏人的战争中一些重要的战场，并且接触藏人僧俗民众，了解现状，同时采访一些重要人士。我在西宁采访了退休的果洛州州长达杰先生，长谈三天。如今他早已辞世，所以我能够公开说出他的名字了。我深深地怀念他。我一直记得他对我说的那句话：“我已经八十岁了，这些话现在不说，什么时候说？”我有幸能够记录下他在生命最后阶段为藏民族留下的历史见证。
在黄河边，大风大雨中，我站在坡顶，面对远处的河滩。我有证据，当年就在那片河滩上，尸横遍野，几个部落的藏人牧民男女老少在那里遭到屠杀。在“兴海东南歼灭战”战场，我静默良久，仿佛听到历史深处传来轰炸机投下的炸弹惊天动地的声音。
随后，我要回美国一次，参与美国之音“解密时刻”有关西藏问题的节目，同时想为女儿安排好最后的学生生活。我买了来回机票，打算美国之音的节目做完就再回中国，继续我在国内的访谈。就在登机回国前两天，中国驻纽约领事馆把我找去，宣布取消了我的签证。我知道，他们终于察觉了我在做的研究。从此，我上了黑名单，再也去不了中国。
然而，我期待，甚至盼望的，中国方面对我的研究及著作展开的反驳、辩证、讨论，却从没出现。我明白，任何史学研究，任何发现和结论，任何史料，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完备的。没有人能够在一部专著里穷尽一切。所以，我期望有人出来指出我收集的史料何处不足，何处分析出错，何处结论偏颇或错谬。作为研究者，我只会感激任何同行的商榷，我会由此得到修正的机会，使之更完善。但是，中共在禁止我入境后，对我的研究和著作，却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我知道“有关方面”买了我的书，“有关人士”读过我的书，但是他们一声不响。
原因很简单，他们的任何反驳或讨论，只会促进这一课题的研究，使得数据更具体更详尽更准确，使得证据更无可辩驳地证明，这场秘密战争，这场对藏人的大屠杀，曾经发生过。
另一方面，我的研究与写作也并非没有遇到种种干扰。
《当铁鸟在天空飞翔》在台湾刚刚出版，互联网上立即出现了对我的批判。这些评论丝毫不涉及这本书的具体内容，不涉及史料、数据、方法和结论，只是从道德上攻击我是反对西藏独立的大汉族主义者，诸如此类。从那以后，每每是在我出版新书、发表文章或者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这种攻击就会在互联网上出现一波。攻击者从来没有对我的研究内容发起讨论，而是利用互联网的环境，将无法正面交流的攻击渐渐转变为对个人的人格谋杀。
这种状况一时给了我很大的困扰。曾经有那么短暂的时间，我对我付出如此代价而进行这样的研究是不是值得产生了怀疑。这一切，值得吗？
感谢那些热情接待我的西藏难民，当我对自己产生怀疑的时候，我想起了他们。他们还在流亡，他们有家不能回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和他们相比，我这点不快算不了什么。这种攻击的组织、发动和协调方式，仔细考察就不难发现我很熟悉的某种特征，无非是要让我觉得不值，让我觉得无趣，让我感到恼怒而退出，不再把研究进行下去。想通了这一点，我就更不能退出了。
达赖喇嘛尊者说过，“西藏问题，是一个道德问题”。坚持研究那一段历史，是一件值得做的正确的事情。我永远不会退出，因为我有坚持这样做的道德自信。
致谢
《当铁鸟在天空飞翔》中文版、英文版、藏文版都已正式出版，在此之前，《1959：拉萨》的中文、英文和藏文版也已经出版。《一生三世：阿坝戈尔登仁波切回忆录》的英文和中文版不久前在台湾和印度出版，藏文翻译也已经完成。我履行了我向黄河滩的草原上被中共屠杀的藏人亡灵的承诺，向世人，也向后世讲述了他们的命运。在中共党史上，这是一笔血债；在藏民族历史上，这是一场浩劫；在千年佛教史上，这是一场法难。不管多少年后，当人们回顾这段历史时就有了记录和证据。对那时的人来说，对我们的后代来说，我个人为此所付出的一切，相比之下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不让青史尽成灰，是历史学家的责任，也是使命。
我感谢达赖喇嘛尊者多次开示，多次接受我的采访。感谢阿坝格尔登仁波切和果洛州达杰州长的信任，接受我的长时间访谈。感谢西藏流亡社会几百位藏人热情接待我，并且尽可能详尽地告诉我他们的遭遇。感谢采访中的翻译达瓦才仁、扎西次仁、桑杰嘉、加央、贡波措，以及很多我无法一一提及名字的翻译。感谢藏文版的翻译强巴丹增和达赫拉嘉，英文版的翻译Susan Wolf和Stacy Moshe。感谢西藏档案图书馆馆长拉多格西亲自审校藏文译本。感谢藏学家Mathew Akaster帮助我搜寻和翻译藏文资料。感谢台湾联经出版公司林载爵先生和香港新世纪出版社鲍朴先生的提携，以及编辑同仁的辛苦工作。感谢哈佛大学出版社和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十几位编辑的努力。感谢书中地图的绘制者和图片提供者。我还要感谢中国境内帮助过我而此刻还不便提及姓名的朋友们。德不孤，必有邻，我们一同努力，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