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下半年，我在绍兴湖塘生活了100天。理科下工厂，文科下农村，这是当时常有的事情。这次我们到湖塘去，除了平时所强调的体验生活，改造思想外，还有很重要的一项任务：改造落后队，巩固社会主义。
当时我正在杭州大学中文系读四年级。全年级四个班近两百人到湖塘后，分在四个生产大队中，大部分同学都担任了副职，如副支部书记、副大队长、副小队长、副××委员、副食堂主任……正职都是原来的农民干部。我的职务是副食堂会计，平时不用下田，而在食堂帮助工作，三餐帮助卖饭，其余时间查帐。
我下放的大队的食堂，设在一所祠堂里，我和我班的党小组长即新兼的支部副书记一起住在祠堂厢房里。
到湖塘后的第二天，天阴沉沉的，大约十来点钟，已经有一两个农民拎着篮子、钵头来排队买中饭了，可是饭没有烧好，而且柴没有了。炊事员并不着急，没有柴就坐着。食堂主任名叫伯寿，比我稍大几岁，他急得满头是汗。见他在祠堂里东找西找，找不到足够的柴，只好冲出门去，坐上小船（祠堂门口便是河），用脚划着到田坂里去拿稻草。大约四五十分钟后，稻草运到了，我帮忙去搬。可怜这些稻草还没有燥，真难为炊事员了。这期间很多农民（大多是妇女、孩子）在窗口排起了队，喊的、怨的、骂的都有。饭总算烧好了，我帮忙去卖饭：盛饭、过秤、收票。农民们嫌饭太糊、指责秤棒太平，仍旧是怨声、骂声不绝。
农民们买完饭回去后，我和食堂正会计魏胜坤（也是比我稍大的一个青年）一起吃午饭，我问他：“天天如此吗？”他说：“差不多天天如此，柴米油，问题不断。”啊，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桥梁。过桥却有这么难。这是我原来不曾想到的。
农民们都不愿意吃食堂饭。常有农民找一个什么借口，让大队长批一下，便到食堂里拿饭票来买米，回家自己煮。有一次，一位三十来岁的妇女，找到我，说家里孩子生病发热，要一碗米去修精（盛一碗米，上面放一个铜钱，一小块木炭，一撮泥土，一小截树枝，用手巾包着，碗口朝着病人头上转，同时燃香念咒以祛病，是迷信活动）。我想，她孩子可能真的生病，但她的主要目的是买米回家自己煮，是反对办食堂的行为，她又拿不出大队长的批条，我就对她说：“有病要去看医生，这样修修精是不相干的。”她立即扭住我，大喊：“你怎么说不相干？你怎么说不相干？出了事情你负责！”任我百般解释，还是没用。幸亏这时大队长来了，经他同意，把米卖给她，她马上破涕为笑，高高兴兴回去了。
我们大学生每月有31斤大米的定量，当时农民只十几斤原粮。为了消除不良影响，我们的带队领导把我们的定量减为28斤，后来又减为22斤（减下来的粮票，在我们返校时是全部发还给我们的），这样我们还是比农民多得多。每次排队买饭时，总有人在喊：“我们的饭给大学生吃去了。”我们去解释，农民们看着我们盆子里的饭比他们多，没有一个人是对我们表示谅解的。正巧这时食堂仓库的米常常失少，不知漏洞出在炊事员身上还是别的什么地方，总之我们同学是不会偷米的。农民知道米失少的事后，便在买饭时喊：“大学生管食堂，食堂成贼堂！”我们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其实我只管帐，不管实物。但米失少了总是问题。
后来发现仓库里的米上面有一条条像瓦楞一样的痕迹。原来有人用铁丝做成一个碗口大的圈，套上小布袋，绑在竹竿上，从窗口铁栅中伸进来每次可扒进半来碗米，次数多，便数量可观。为了长久施行，取米的人还注意消除痕迹。那次痕迹未尽除，于是被发现。
我们很气愤，农民自己偷米，还说饭给大学生吃去了，一定要抓住贼给大家看看。
我们有几个同学当晚没睡。蹲在仓库窗口下。夜里，那人来偷米，我们同学便抓住他的手，在手指上割了一刀。
第二天，他包着纱布来买饭，我们便冲上去抓住他，那个得意劲，仿佛捉住了美帝派来的特务。买饭的农民看到了，都是同情那“贼”的表情。我们把他交给大队长，以为明后天晚上会开斗争大会，但事实上大队长领走以后，就一直没有公开批评的消息，更不用说斗争了。
我们在学校里吃惯了三十一斤，现在减为二十二斤，实在吃不饱，夜里常常被饿醒。醒了以后就想吃东西。有时想起三年以前刚进大学的时候，早晨稀饭，中晚干饭，是管吃饱的。早晨的菜有油炸花生米，又大又粗的油条，皮蛋，有时还有肉松。中午和晚上都有荤素菜两样。除了青菜、萝卜、马铃薯等以外，还有咖哩鸡鸭，冰糖栗子炖肉、油炸黄鱼，有时候还有大闸蟹。可是，曾几何时，荤菜减少了，没有了，几乎到了三月不知肉味的地步。啊，当年美餐成追忆，只是如今已杳然了。
有一次饿醒以后，想起动身来绍兴前，一个星期天，我在杭州延安路宁波汤团店的情况。那时菜场里、食品店里，一般饭馆里都买不到好东西，据说宁波汤团店的汤团却仍旧保质保量，价格也不贵，只是要收粮票。我进去后，见每一张小桌子有四个顾客坐着在吃，每个顾客身后都有四五个人排着队。我也去排着。除了顾客，还有很多乞丐，向顾客苦苦哀求着。忽然，一位妇女，一抱一携两个孩子来到我面前，手里拿着两元钱，求我卖给她二两半粮票。她说是安徽人，丈夫和公婆都饿死了。她们也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眼睛里闪着悲苦、哀求的光。我家里经济困难，学校发我生活补助费每月4.5元。身边一两斤粮票还是有的。我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看看周围没有熟人，就收了她2元钱，给了她一斤粮票（我听说过一般的黑市粮票2元一斤）。她自然是非常高兴，我却非常担心。万一学校里知道，就会有麻烦，因为买卖粮票是违法的。现在事已过去一个多月，无人知道我有过“违法”行为。但那位安徽妇女的眼光，还时时在我脑海浮现，刺痛了我的心。
晚饭以后，同学们有时到各自的小队里开开会，有时自由活动。我没有小队，便常常溜到附近的酒店里，买茴香豆吃。每次去都有好几个农民在喝酒谈天。他们什么都谈，有一次忽然谈起了彭德怀，都说他是忠臣。谈得最多的当然是有关肚子的事情。他们对大跃进意见很大，特别是公共食堂。我想我们的任务是改造落后队，对落后农民要进行教育。我插问道：“那你说新社会好，还是旧社会好？”一个农民说：“你看呢？”另一个农民说：“旧社会落难，吃饭；新社会享福，喝粥！”再一个农民说：“马上连粥也没得喝了！”我看我是根本无力教育他们的，只好姗姗而回。几年前，高年级的同学有人把农村里这些落后话语传到学校里来，他便成了右派。这天，我便当作没有听到过这些议论，对任何人都不提起。
我们的定量减到22斤后，真的是天天肚子饿。写信回嵊县家中，父亲来信说村中叫袁长木的人已经饿死，大家都在挨饿。但还是给我寄来了一罐炒面粉。我收到后，打开一看，原来是炒糠（是从猪吃的糠中筛出的，叫米皮糠），大约有三四斤，香气扑鼻。我收到这外援的食物后，什么时候吃，成了大问题。我不是怕别人同吃，而是怕汇报上去，说我怕艰苦，思想锻炼没成绩。
一天晚上，我实在饿了，而党小组长正好酣声如雷滚，于是我小心翼翼地拿出炒糠吃了起来。第一口刚下肚，突然：“小吴，你吃什么东西？”原来党小组长醒了。十分后悔，举事不密，被捉了个正着。但事已如此，只好实情相告，等待着严厉批判。谁知他说：“有好东西独自吃，像话吗？拿来！拿来！”我连忙送过去让他有福同享。他吃了一些，说：“藏好，明天再吃。”我总算心中石头落地，一觉睡到天亮。
有一次，同学们要去另外一个大队帮助掘蕃薯。上午劳动完成以后在那里吃中饭。有一位同学诸暨人，姓L，他人高马大，常常吃不饱。那天中午他多拿了一钵头饭，藏在衣服里面，躲到厕所里去吃。等只剩他一人，正想吃，突然紧急集合，下午不劳动要返队了。他听到有人来厕所，来不及藏，便把饭丢在毛坑里。
事情很快被发现了。我们所在的大队里，于是很多农民在传告：“大学生真的偷饭吃。”“大学生没良心，吃不完把饭丢在毛坑里！”农民对我们大学生本来没有什么好印象，这下子更留下了深刻的坏印象，同学们对L同学非常愤慨。当天晚上，在带队老师陈老师同意后，召开了批斗大会。大家都声色俱厉，有人还上去打了他的嘴巴。L同学低头不响，自认倒霉。
几天以后，传来消息说L同学逃走了。大家并不怎么吃惊。他家庭出身不好，平时表现不求上进，下乡前领导再三强调思想改造，现在他造成了这样恶劣的影响，明年上半年毕不了业，是确定无疑的，说不定回校后大规模的批判会正等着他呢！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倒是明智的。
在湖塘待了一百天，接着回杭大。客观世界、主观世界都没有得到改造。返校后继续读书、考试、学习、讨论，一切如常。关于L同学，恰如黄鹤一去不复返，泥牛入海无消息。
1961年春夏之交的一天下午，领导叫我们全年级集中开会，会场前面赫然坐着L同学。会议开始了，一位校领导讲话，说L同学离开集体后，爬火车到过华北、西北很多地方，但都难得有吃的东西。最后到了厦门，靠从垃圾筒里拣食物维持生命，满身虱子，又生了病，生命垂危。写信给校领导，希望能领他回校，愿意受任何处分。学校领导就派人把他找了回来。
接着宣布杭州大学校党委的决议，个个同学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上，L同学更像将被判死刑的囚犯，脸上全无生气。
宣布的原话已经忘却，主要内容是两条：1、L同学在下放湖塘的表现，不记入档案，按时毕业，工作分配不受影响。2、带队老师陈老师未向党委请示，私设公堂，斗争学生，给予党内××处分（什么处分今已忘却）。
这样的结果，大大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但细细想来，倒是合情合理的。大学生偷饭吃，为什么呢？无非是为了肚子。
去年是彭德怀为民请命含怨受屈50周年，我记下近50年前的一段经历，可以印证彭德怀的正确，算是我对彭德怀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