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69年初插队落户的杨坪，共有三女四男七名知青。我们七人下乡之前属于同一所中学同一个班级，但是，我们三个女生和那四个男生之间是不说话的，因为那四个男生属于红五类，而我们三个女生是两黑一麻。这种同班同学之间的阶级分野是“文革”初期开始的。
三年困难时期过后，刚刚能吃饱肚子了，伟大领袖就在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1966年5月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再接再厉，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如果前一篇社论，只是营造气氛，那么6月1日这篇社论，直接吹响了“文革”的号角。
《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之后的一个下午，成都二中我们班上的团支书突然宣布：全班都去礼堂开会，黑五类子女留下！我不知道我该留下还是去开会，因为我逝去的父亲曾是“右派”。
伟大领袖说过，“右派”问题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天真地以为，劳改农场才是关押犯人的地方，父亲不是犯人，因为他被判的是劳教。何况我父亲1961年就被释放回家——他回家没几天就去世了，我想当然地认为，释放就意味着摘帽，摘了帽就算回归人民队伍了。
但是我拿不准，所以忐忑不安地请示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我父亲是摘帽“右派”，我算不算黑五类子女？她白眼一翻，对我说：你算。留下！
大约半个多小时以后，去礼堂开会的同学就回到了教室。他们进来之后，一位革干出身的同学就叫大家把教室里的桌椅分成三组，每组都是课桌拼在中间，形成一张大桌子，四周是椅子。然后这位红五类同学宣布，黑五类子女分为一组，坐在靠黑板一头，麻五类同学坐中间，红五类同学坐另一头——以家庭出身为界的人为分野就这样在同班同学中形成了。
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同学不多，大约只有四五名，但是如果把父亲是共产党员的都算进去，再加上工人家庭和贫下中农家庭的子女，我班红五类族，大约有十数人。人数最多的是麻五类，即既不是红五类又不是黑五类人家的子女。我所在的黑五类族人数最少，只有七八个。
对于学校里阶级路线的贯彻方式，我还是比较熟悉的。我小升初，初升高，填报志愿都是重点中学，结果都未遂愿。我明白，不是我考试成绩有问题，而是我的家庭出身有问题。毕竟，家里已经有了两个先例。
二哥当年考大学被分到了志愿之外的川农，毕业后考研究生，虽然被同学们誉为“种子选手”，还是落榜分配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后来政工干部告诉他，落榜是因为出身问题（他“文革”后参加首批研究生招考，成为著名土壤学家侯光炯的研究生）。
三哥初升高时，学校要保送他上本校高中，此事尽人皆知，大家羡慕，但发现他有出身问题之后，取消了保送，叫他自己考试，而且一定得考本校高中。三哥遵从了，但心里很不爽，开学后有两个星期没去上学。有两个哥哥的例子在前，我对落榜于自己中意的重点学校而去了一般学校，是有思想准备的。
接纳我的成都二中是一所极普通的中学。我们班一共也就五十来个学生，具有阶级敌人家庭背景的学生人数，却超过了10%。如果不是“狗崽子”们特别优秀，考上高中的特别多，那就是阶级敌人在成都市民中超过了10%，这个比例远高于一贯以来强调的5%，即“一小撮”。
非我族类，其心当诛。大家分组入座以后，红五类族那边就有两个革干出身的男生，威风凛凛地走到我们黑五类族这边来，大声喝令我旁边的女同学艾蓉站起来，交待她父亲解放前的反革命土匪罪行。我们都是1949年前后才出生的，那时都是十五六岁的年纪，艾蓉哪里知道她父亲解放前的什么“罪行”？她站着，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那两个男生中的一人，就解下腰间的皮带，在空中挥舞得哗啦啦地响。艾蓉浑身颤抖，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后来索性双手捂面抽泣。我坐在艾蓉旁边，皮带抽起来的风，掠过我的耳畔，感到冷得心里发抖，尽管这时候的窗外，仲夏的骄阳似火。还好，他们的“霸王鞭”，没有抽到艾蓉身上。
我家离艾蓉家不远，我俩上学放学常常同路。我去过她家。她父母都讲山东话，是解放前从山东过来的。她早就告诉过我，她父亲抗日时期，拉起了一支抗日游击队。后来队伍垮了，日本人进占了山东，她父母就从山东逃难到成都了，她就是在成都出生的。现在想来，她父亲组织的游击队是自发性的，没有共产党员领导，所以就被视为土匪。如果有党员领导，她父亲可能就是革命干部了，艾蓉那时就应跻身于红五类族中了。
艾蓉学习成绩很好，我们黑五类这组，好像学习都不错。其中，守常同学更是书画俱佳，多才多艺。他后来成了四川省美术家协会和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会员，但那是“文革”以后的事了。
三中的红卫兵去抄了艾蓉家。我们班上的红五类同学，抄了我们那组黑五类中另外两位女生的家。他们原本也想来抄我家的，大约了解到我家一贫如洗，无甚可抄，而且我主动上交了家中仅存的几本线装书和两个乾隆年间的龙凤瓷盘，他们就没有光顾我家了。
也许是因为后来太忙了——成都二中红卫兵组织“红闯将”的领袖人物就是我们班的，我班红五类族没有再追究艾蓉父亲的“土匪”罪行。但是，那天那两人杀气腾腾的表演，使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女此后在班上战战兢兢，对他们“敬而远之”。
我们吓得战战兢兢，对他们有没有“腹诽”呢？大约还是有的。有一段时间，流行“忠字舞”，不管喜欢不喜欢，会不会跳舞，每个人都必须学着跳。我班有个红五类女生跳得特别卖劲，她发育比我们早，那时就显得很丰满。跳“忠字舞”时，她总是站前排，挺胸翘臀，十二分地卖弄，以示“忠诚”。我们几个黑五类站在后面，无奈地跟着比划，心里对她很是不屑。
我们二中“红闯将”的领袖，绰号“XX”（此处隐去二字），因“文革”之前打篮球时，在球场上不守规矩横冲直闯而暴得大名。我们下乡以后，听说有高三的男生养狗，给狗取名，就用了那绰号。
红五类同学中，也有和我们关系不错的。我们的班长包包儿，贫农出身，也是红五类，但她没有半点把我们看成“非我族类”的意思。那时候，我对那副著名的对联很想不通，我认为党的阶级路线应该是“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因为许多革命领袖，包括革命导师恩格斯，都出身剥削阶级。包包儿去北京串联之前的一个晚上，我和我的麻五类好友俊儒，很认真地嘱托包包儿到了北京，一定要去中央文革办公室打听一下，真正的阶级路线是什么。
包包儿从北京回来后，告诉俊儒，北京有人把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改成了“老子反动儿反叛”。俊儒虽然觉得上联也有很大问题——她向来看不起班上那个耀武扬威学习成绩极其一般的革军子弟，但还是觉得新对联中的“儿反叛”比“儿混蛋”好得多，就找来纸墨，写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反叛”，贴在教室的后门上。这就跟前门上红五类同学贴的“儿混蛋”对联，唱上了对台戏。红五类同学中一个男生看到后，对俊儒说：反叛？反过来又叛过去还差不多。你要注意立场问题！
俊儒一直没有“注意立场问题”。1968年底，伟大领袖号召我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工宣队让我们自由组合。俊儒找到我，要和我在一起，我俩又邀请艾蓉加入，三人一组，被分配到了名山县合江公社的杨坪。
没有料到的是，同时分到杨坪的，还有四个红五类的男生。虽然这些男生中，没有趾高气扬的革干子女，但是沿袭“文革”初期就划分出的阶级阵营，他们不跟我们说话。当然，我们也没有半点想跟他们搭讪的意思，尽管我们同在一个生产队，住处相距不到百米。
记得我们跟男生还是有两次“交往”。那时我们三个女生基本上每天出工，粮食也基本够吃，虽然每年有那么一两个月，跟当地农民一样，青黄不接，只能吃土豆红薯玉米。这四个男生出工的日子比我们少得多，挣的工分少，分的粮食就少。有一次他们无米下锅了，派出其中一人，到我们的住处“借”米——他们“借”米是不还的。这个男生走到我们的住处门口，站定了，说：借点米来。我说：自己进来舀。他便直奔米坛子所在，大大方方地装满了他带来的盆子。然后，一句“谢谢”都没说，就端着一盆米离去了。
他走进来舀米时，熟门熟路，因为这些男生以前就偷过我们的米。但是，以前偷，还给我们剩一点，不会让我们马上就断炊。后来的一次偷，就偷得我们米面全无，连炒菜的油盐，也偷得干干净净。那一次他们偷得如此彻底，可能是因为我们三个都回成都了。
我们从成都返回，要先坐长途客车三小时，在百丈区政府所在的街上下车，然后走二十里山路，才能回到杨坪。那天我们回到住处，又累又饿，想做饭，才发现米面油盐都给偷光了。倒是还有谷子，但是谷子要背到碾房那里去碾出米，起码得花两个小时，才会有米下锅。
我们饥肠辘辘，怒火中烧，决定去男生的住处吃一顿。毕竟，无论他们偷米还是“借”米，从来没有还过——他们欠着我们的。
到了他们的住处，发现他们没锁门。于是我们进入厨房，找到他们的米和蔬菜油盐，就开始煮饭。饭煮好了，炒了小半锅青菜，我们尽兴而吃。刚吃好，男生们就收工回来了。见我们在厨房里，就站在外面踟蹰着，不肯进屋。我们做好的饭菜都还有剩的，饭在蒸笼里，剩下不多的菜在铁锅里。至今想起来，我们扬长而去之前的得意之举，是把他们盐罐子里的半罐盐全部倒进了锅里——也不知他们后来吃到那咸不胜咸的青菜时，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
那就是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交往”。没过多久，这四个男生都被招工进城了，因为他们是红五类子女，属于“可靠的革命接班人”，尽管他们劳动表现很差，还偷鸡摸狗。主要是偷农民的蔬菜，间或捎上一只鸡——那时很多男知青，尤其是红五类男知青，都干这种事。农民拿他们没办法。他们走了，皆大欢喜。杨坪的农民当然也希望我们离开，离开了，就不会再分食他们交了公粮之后，所剩不多的口粮。但是，我们是黑五类，贫下中农推荐了，招工的干部也不要我们。奈何！
1970年代后期，我们三个女知青也先后离开了杨坪。我和艾蓉进了川师，分属77和78两届。俊儒在一家工厂里当技术干部，没有参加“文革”后的高考。
1980年代中期，虽然还在清除“精神污染”，但不怎么提阶级斗争了。我们三个女生回了一次杨坪，也去了一趟名山县城，两个早早就招进县城工作的红五类男生尽释前嫌，请我们吃了一顿饭，饭桌上，大家相谈甚欢。什么“红五类黑五类”，已经成了前朝往事过眼云烟，无人再提了。当然，那些年他们偷米，我们把半罐盐倒进他们的菜里，这样无聊且令人尴尬的事情，也当没有发生过，避而不谈了。
后记
“文革”虽然过去四十多年了，当年我读到遇罗克那篇为他引来杀身之祸的《出身论》时，那种兴奋惊惧的感觉，仍然记忆犹新。我在街上花五分钱买了一份红卫兵小报，仔细读了上面的《出身论》。发现该文论述精辟例证详实，对作者十分钦佩——钦佩他的才华，更钦佩他的勇气。
说真话，在那个年代，需要置生死于度外的勇气。我胆小，赶快把那份报纸藏进抽屉的底部，上面放上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我怕红卫兵万一来抄我家，发现这份报纸，将我暴打一顿。后来遇罗克因为这篇文章被枪毙了，又被平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