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和女儿在小店吃驴肉火烧，看着墙上张贴的有关驴的画作，我无意间想起了“窑驴”这个词。我对举着火烧吃得正香的女儿说：“你知道窑驴吗？”她一脸迷惑。
其实我清楚，她肯定不知道什么是“窑驴”。不仅她不知道，世上知道的人也应该是寥寥无几。“窑驴”这个词是我在1969年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五团副业连，干上制砖这个行当才知道的。那里的人就把在砖窑背砖的人叫做“窑驴”。
我是北京第九十六中学的六九届初中毕业生。说是初中毕业生，实际的学历只有高小。在中学仅有的一年半时间里，除了隔三差五的到大街上庆祝最新、最高指示的发布，就是到郊区参加劳动。去了郊区大兴县数次，每次少则半个月，多则一个多月。拔麦子、挖渠、摘棉花、薅地，农村的活计大都干到了，体验了，知道了农村的苦和农活的累，可以说对以后上山下乡的艰苦，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哪想到，这点思想准备远远不够。真正的苦和累，是从我当“窑驴”开始的。
1969年8月29日，我们学校的八十多名同学，踏上去内蒙古兵团的列车，来到二师十五团副业连。到连队时大约是次日晚上十一点多了。还没下车，就看见前方有一个窑洞样的门，里面燃烧着熊熊的火焰，在黑暗中分外耀眼。我很好奇，下车后就问接待我们的战友，他们告诉我那是砖窑。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走出住房，就看见了三排土坯房和两个庞然大物（这是相对周边的建筑而言）。走近一看，是两个占地面积各有两个篮球场大小，高十米以上，上小下大的圆柱体。沿圆柱体边缘有窄窄的坡道一直延至顶端，中间高低错落着两三个通向柱内的门洞。
一位老知青告诉我们，这就是砖窑。因为形状有点像马蹄，所以又叫“马蹄窑”。西边这个大窑可以装十三万块砖，东边那个是连体窑，两个建在一起，一个可以装七万块砖，一个可以装五万块砖。他指着右前方几百米处正在兴建的几排青砖墙的房屋告诉我们，那些房是咱们连新盖的食堂、礼堂和宿舍，用的青砖就是这三个砖窑烧出来的。
十五团地处内蒙古河套地区，这里沟渠纵横，农田浇灌很是便利。但由于地下水位高，常年日照，“水走盐留”，导致地表含盐碱量很大。红砖不耐盐碱，三五年就被腐蚀酥了，只有用青砖盖的房子，使用时间能长久。
制红砖与制青砖的工艺不同。我们在包头学习制砖时，该厂用的是“轮窑”。轮窑是一个很大的长圆型，首尾相通。装窑、烧制、冷却、出窑这几道工序可以同时进行，循环往复，常年不停，制出的是红砖。制造青砖则要增加了一道“洇窑”的工序。就是在砖的烧制过程完成后，将窑顶封死，用土在窑顶上培一个蓄水池，将水注入池中，让水趁热慢慢渗入窑内。经过数天洇制，窑内发生化学反应，红砖就变成了青砖。
这两种制砖工艺，工人的劳动强度和效率有很大区别。轮窑的面积大，窑门与地面基本齐平，工人装窑、出窑用小推车，劳动强度相对较小且效率较高；马蹄窑占地面积较小，为了多装砖，建得较高，窑门沿圆柱体分布在不同的高度上，坡道很陡，小车上不去，装出窑只能用人背，劳动强度大且效率低。“窑驴”指的就是这些用身体负重背着砖坯装出窑的人。我到连队几天后，就当上了“窑驴”。那时我只有十六岁半。那时的“窑驴”大部分是知青，年龄比我大的也大不了几岁，甚至还有比我小的。
十五团是在原劳改农场的基础上组建的。我们住的土坯房和两座砖窑都是原场的遗存。刚到连队时，在押的犯人还没来得及全部遣散，他们大都在砖窑劳作。知青到连队后，每天与劳改犯从事一样的劳动，在一起背着砖坯装窑出窑。住的是他们腾出来的三排土坯房。之后，劳改犯人陆续转走，“窑驴”全部由知青担当。
背砖是个“技术”活。说背砖是技术活，是说背砖要有一定的技巧。技巧没掌握，不但背上的砖坯会掉下来砸着自己，还浪费砖坯不出活儿。背砖用的是牛皮条制作的“皮袢”。它上面挂在人的双肩上，下边挂住砖跺的两角，砖跺贴在人的后背上，在尾骨上方和肩背的支撑下，人才能将砖背起。那时，我们把这样码好的砖跺叫做“砖背”。一个砖背按标准是二十七块砖或坯，每块砖坯是六斤左右重（烧制好的青砖比砖坯轻一些），这样一“砖背”就是一百六十多斤。
从劳改犯那里学习来的码“背”方法，凹凸有致、相互交叉，虽砖坯之间没有任何连接固定措施，砖背能很好地贴合在身上，走起路来不会轻易散架。当然，背砖人一定要掌握好技巧，背起砖后要挺胸、塌腰、撅腚，哪一项不达标，砖背也不在你身上老实呆着。背砖走路也很有讲究，不能像正常人走路，那样砖背会因身体的扭曲而“稀里哗啦”。背砖走路一定要“顺拐”着走，让身体总是保持在“平移”的状态，这样砖背才不会散架。
说背砖是“技术”活，只是说背砖需要有一定的技巧，其实背砖实实在在是个力气活。没有一定的力气，没有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这些技巧是难以掌握的。那时规定每人每天要背二千块砖坯进出窑，二十七块砖一趟，每天就是七十多趟。坯场离砖窑近处的有十几米，远处的有二三百米，这样平均往返一趟至少是一百五十米，一天就是近三十里。不要说背负着一百六十多斤重的砖坯一步步爬上狭窄陡峭的窑道，就是空身，一天走三十里地平坦大道，人也会很累的。
年轻人天性使然。尽管背砖又苦又累，大家时常还会比一比赛一赛，在砖背上多码几块砖，看谁背得多。那时背砖块数最多的要数刘淦、高洪、曹殿满几个，他们都是连里的大力士。我记得不很准确，好像他们最多背过六十多块砖坯，折合将近四百斤。蔡振新、张立民、郭开元等人也都很厉害，背上四五十块砖坯不在话下。
砖窑除了下面烧窑的那个门洞以外，从下到上共有三个窑门，底下两个窑门是有顶的，只有最上层的窑门是“露天”的。四五十块、五六十块砖坯，码背的方法自然也与二十七块砖坯不同，码得又高又宽（那时人们管它叫“鸡窝”，现在想想倒是挺像上海世博会的标志性建筑），下面的窑门根本进不去，只能走最上面的窑门才行。所以，砖背得越多，就得爬得越高，也就更累。
那时我也有过类似于他们那样的骄人战绩。坯场的砖坯是一行一行码放的，每一行砖坯大致在六千多块。排里规定三人一组，每天要把这一行砖坯背进窑。那时我和建宝、小东经常在一组，三人配合还比较默契，两个人背砖，一个人码“背”。背砖较累，码“背”较轻松，三个人轮换着干。因为小东的身体比我稍壮，建宝的身体还不如我，所以大部分时间是建宝码“背”，我和小东背。
那时年轻气盛，干活不服输，我和小东经常“较劲”。最多时，我们都背过三十九块砖坯，而且是上最高的窑门。那时我的体重是九十多斤，三十九块坯是二百三十多斤，相当于我体重的两倍半。每次背砖上坡时，我的双腿都会打颤，喘气声呼哧呼哧地像拉风箱。这个时候可以看出，人还真是比驴能干。
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没有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是不可能的。那时的我，可以说是骨瘦如柴。有一年，团医院抢救一个战友，需要AB型血。当时团里大喇叭广播，号召团部周边几个连队血型是AB型的战友报名献血。副业连里就我和蔡振新是这种血型，我们都报了名，结果蔡振新去献了血。事后我问王俊俏大夫为什么没让我去献血，王大夫说：你不够“份量”。这时我才知道，国家规定男性献血，体重要达到一百斤。那时我也就九十多斤，而且在那样的生存环境下，我这个记录一直“保持”了好多年。
记得刚背砖时，砖一上肩，我就打晃。经常是没走几步，砖背就散架了，砖坯顺着脖子往下掉，几次险些砸在脚上。一天下来腰酸腿痛，躺在炕上骨头像散了架。每天早上和午睡后，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又该上工了。即使双手托着疼痛的双腿勉强挪下了地，也很难迈动几步。背起一天中的第一背砖时，双腿最是酸痛难忍。只有咬住牙，忍住痛，晃晃悠悠地背过几背砖之后，腿上的酸痛才会稍稍有些缓解。
除了腿上的酸痛，后背的伤处也钻心地疼。数日的摩擦，我后背的尾骨上方和脊柱的凸出部位，这些每天和砖坯“亲密接触”的地方，都已经“皮开肉绽”了。让同屋的战友帮着涂上红药水，远处一看，像人后背上插着一串糖葫芦。
那时的“劳保”就是一个麻袋做的“坎肩”，坎肩后背上用铁丝挂了三个旧鞋底子，一个在肩的位置，两个在尾骨的位置。尾骨上方是支撑砖背的重要部位，一二百斤的份量差不多全压在那儿，走一步磨一下，这个“劳保”基本上不起什么作用，所以尾骨上方被磨破的面积最大。破了好，好了又破，磨得时间长了，那里长出了一个似茧又不像茧子的凸起的硬硬的肉疙瘩。
我小时候养过蚕，蚕的一生要蜕两三次皮才能长大。蚕蜕皮是个痛苦的过程，不吃不喝，还要经常用力扭动身躯，以使老皮尽快脱落。老皮蜕下后，蚕明显地长大了许多。但也有一些蚕，因为没能把旧皮蜕下而夭折。其实人也一样，在受到磨难后也会蜕变，多数会变得坚强和成熟。
我在一排的时候，有过两任排长。一个叫王永胜，一个叫王士春。他们都是复原兵，人也都很实在，很能干。近三十岁的人了，每天也不比知青们少干。
有一件事，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刚背砖那会儿，我经常把砖背搞散架，砖坯掉在地上有些就摔坏了。一天，在我前面背砖走着的王永胜，回头看到我掉在地上被摔坏的砖坯，很是心疼，对我吼道：“你不能小心点？！”我也知道他那是对工作负责，但我还是很委屈地回了一句：“你以为我是故意的？！”他当时看了我一眼，什么话也没说扭头就走了。他看我的眼神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那目光中充满了歉意和同情。
这年的秋天，我被调到了二排六班，并和我的老班长宋元欣、后来的搭档刘秉让等人一起，被派到包头制砖厂学习机制砖坯。在以后的一两年里，虽然以制坯为主，但期间也没断了背砖。
1971年，因为一排的人手不够，向连里要求调我们六班到一排。那时六班是比较能干的一个班，经常独立完成一些较艰巨的任务。像乌梁素海打苇子，我们是先遣；安装向阳渠团部附近两米粗的大涵管，我们班八九个人给搞定；团部盖房我们夯地基等等。这些又苦又累的活，都是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独立完成的。于是，我们六班被调到一排，我又当起了“专职”的窑驴。
这时的一排长是王士春。经过两年多的磨练，我的背砖“技艺”有了很大提高，背起砖来已是非常的自如。那时，仨人一行的砖坯，大家都是从远处开始背起，图的是越背离砖窑越近，越到累的时候走的距离越短（赵建政为了减少体力消耗，还发明了倒着爬坡的背砖方法），而且，砖背进窑门后一步也不想多走，看到哪儿有个空就把砖背塞进去，搞得当时“码窑”的女生很累。
我那时看到窑门口砖背太多，总是多走几步把砖背放到靠里一点的地方，这也只是为了方便码窑的女生，没想到还被王士春表扬了一通。
我最不愿意干的就是上夜班。那时为了加快装窑进度，在旺季多烧出几窑砖，装窑时经常分成白班和夜班两班连轴干。我比较好睡，白天不论睡多长时间，到夜里还是睏得不行。再有就是那时坯场的照明不好，不光走路磕磕绊绊，还经常会被倒了的砖坯砸着。
一次我正在码背，砖跺不稳砖背倒了下来。如果是在白天，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马上把它扶住，在砖背下面垫些东西就可以了。可是天黑视线不清，人的反应就慢，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整个一背砖倒在我的脸上。好在砖背不高，距离也较近，只是重重的砸了一下，没有破相。我捂着脸蹲在地上，半天才缓过劲来。
那时最高兴、最盼的就是天阴下雨。一旦天要下雨，连里就要把没装完的窑抢装完，免得大雨把装进窑的砖坯淋湿、泡烂。窑装满，封了顶，烧上火，就任什么狂风暴雨也不怕，万事大吉了。我们把下雨前装窑叫做“抢窑”，一般都是全连总动员，能来的都要来，不分男女、不论老少，背的背，抱的抱，百十口子像蚂蚁搬家一样，在坯场和砖窑间穿梭，场面甚是壮观。
最高潮的时候，连长站在窑顶上，操着他那浓重的山西腔，向食堂方向大吼一声：“炊事班的杀猪嘞！”于是，整个坯场一片欢腾，不论是背的、抱的，两脚迈的速度都更快了。下雨天是我们的“休息天”，大家可以美美地睡上一觉，还可以吃上一顿连长犒劳我们的猪肉。
1969年，中国和前苏联在珍宝岛爆发冲突，中苏关系骤然紧张起来，内蒙兵团在那一年入冬也开始了军训。那时，连里边生产边训练，每天挖战壕、练射击、练投弹，忙得热火朝天。一天下午我和一个呼市的战友在窑前的空场上练投弹，他在西面把教练弹投给我，由于我面朝着太阳晃眼看不清，躲闪不及，教练弹重重地砸在我的左腿膝盖上。当时，我身体弹起，呈水平状摔在了地上。痛得我眼冒金星，差点没晕过去。
后虽经卫生员岳志强的治疗，疼痛有所减轻，但从那时起，我就落下了膝盖痛的毛病。尤其是背上砖以后，膝盖总会时轻时重地作痛。痛的厉害时，晚上我就到卫生室，让卫生员小岳给我打一针“封闭”。有一次因打针感染，膝盖肿了起来，还住进了团医院，从膝关节腔里抽出20多毫升脓液，又注进去数次抗生素。
经过治疗，膝关节是消了肿，但关节痛的毛病还是没有治好。那时我们没有什么书可看，每天只有“天天读”。报纸电台听到的，都是英雄人物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如何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不怕死的拼搏精神。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那时是深信不疑。背砖膝盖疼的时候，就在心里背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现在想起来哭笑不得，干的是驴干的活，脑袋也像被驴踢了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