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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晓农:西欧左派的兴起和本色

西欧是当代美国左派的精神发源地,而法国则号称“欧洲左派之都”,至于德国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至今仍然对马克思主义情有独钟。从西欧的法德两国左派的兴起,可以看到西欧左派如何内影响其国内政治、外影响北美和东亚诸国的政治氛围。要了解美国如今十分猖獗的左派底蕴,最好的窗口就是了解西欧左派的历史和现状。

一、法国共产党的兴起与困境

法国被称为欧洲之镜,不仅因为法国是新马克思主义的摇篮之一(还有一个摇篮是德国),还因为法国和德国主导着欧盟的方向。但现在法国社会似乎正在向右转,连标榜自己是中间势力的马克龙也大受冲击。

法国是欧洲左派势力的大本营。上世纪50年代初法国社会里共产党大行其道,巴黎的“欧洲左派之都”即由此而来。法共曾经是法国左派中最大的政党,另一个左派政党是社会党。法共坚持原教旨马克思主义,长期追随苏联,目标是消灭资本主义、建设共产主义。二战后法共一度成为全国第一大党,但后来其地位却一路下滑。1990年12月东欧剧变之时,法共第27次代表大会认为,资本主义正在东欧复辟,法共不能变成社会民主党,要坚持共产党名称和社会主义目标不变。但不久苏联就解体了,法共的苏联道路变成了镜花水月,法共也受到严重冲击。但这批顽固的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坚持共产党名称和社会主义奋斗目标。1996年底法共第29大放弃了“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这个提法,代之以“新共产主义”,主张实行共产主义变革,结果在社会上越发无人理睬。到了2010年,大批法共党员和干部纷纷退党,年青党员越来越少,这个党已不可救药,其各级民选代表人数也大缩水,2010年仅及2004年的三分之一。

法共的失败有一个社会原因,法共按照马克思原教旨主义,坚信要发动工人阶级来打倒资本主义。1962年法国的产业工人占总人口的40%,那时法共还能煽动他们;以后产业工人逐渐减少,1989年只剩下30%,今天已降到20%,法共的支持者群体越来越小,许多工人也不再支持他们。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预测,资本主义的发展会带来严重的两极分化,工人阶级数量会日益庞大起来。这个预言明显违背历史发展的事实,于是马克思主义害了法共。

虽然法共不可挽救地没落了,但新老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在法国一直根深蒂固,法共的衰落,并不代表法国人就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在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还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像萨特、德理达、福柯等人都为新马克思主义的泛滥出过力;另一个来源就是毛泽东主义,即中共的影响。这两个左派意识形态对法国社会的影响并未受苏联阵营解体的拖累,现在仍然在文化界、知识界非常活跃,与美国的情形相似。

二、法国的“五月风暴”造就了新左派

新马克思主义是法国土生土长的,那些原来相信斯大林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者,比如萨特,原来就是法共党员;由于苏共1956年批判了斯大林,萨特觉得,继续与莫斯科派的法共混下去,会很丢脸,于是和法共分道扬镳了。这些知识分子改而发展一些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延伸包装的所谓新马克思主义,自称“后现代”理论,骨子里还是鼓吹社会对立、反对资本主义、追求社会主义等。

法国曾深受中国“文革”的影响,一批年青的大学生模仿“文革”,1968年5月在巴黎“造反”,号称法国的“五月风暴”,那是一场大规模罢课、罢工运动。导演“五月风暴”的左派学生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反对法共的议会斗争路线,对苏联模式感到失望,转而向新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寻求启示。他们认为,传统的请愿、谈判等斗争手段已经过时,不起任何作用,需要采取革命行动,不断向统治者挑衅,让统治者不得不诉诸暴力镇压,从而使广大人民群众觉醒;然后再挑衅、再镇压、再觉醒,一浪接一浪,一浪高过一浪,把运动推向高潮。那时巴黎校园和街头上出现了身穿绿军装、头戴绿军帽、胸前佩戴毛泽东像章的法国青年学生,打扮得像中国的红卫兵。30多所大学被学生占领,游行示威者举着马克思、毛泽东、格瓦拉的画像,甚至打出了“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前进”、“再创一个巴黎公社”的大幅标语。

这批学生是毛派,而法共是莫斯科派,由于北京和莫斯科势不两立,所以法共不支持“五月风暴”。“五月风暴”本来不过是左派人士找机会和借口来发泄情绪,并没有严密的组织、纲领或计划,很快这个社会运动就瓦解了。这次“五月风暴”造成了法国左派内部严重的分裂,法共的影响力急剧下降,而新马克思主义者和毛派则扩大了影响。同时,“五月风暴”也激发了戴高乐为首的法国右翼力量的大团结。

后来法共逐渐垮下来了,但新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主义却兴盛起来,支配了整个法国乃至欧洲的教育界和文化圈。法国的高等院校里有大批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师和学生,连一些大学校长也是这种人。

三、法国左派面临社会挑战

左派长期受各种马克思主义的熏陶,都喜欢激进、幼稚的“乌托邦”。从追求社会主义大锅饭到追求大一统欧洲,再到追求世界大同、二氧化碳零排放等等,一向如此。但一旦这些“乌托邦”被转变成社会政策,最终却往往产出苦果。比如,法国长期的左派社会政策对阿拉伯移民宽纵,用马克思主义的反抗思维和社会福利养育出一代具反社会情结、不思努力工作学习的年青穆斯林,他们把上世纪80年代尚且平和的巴黎北郊阿拉伯人社区变成了同情恐怖分子、动辄进入市中心打砸抢的混乱之源。法国现有650万移民,占人口10%,其中240万人已入籍,大部分是北非阿拉伯移民,其中很多人住在巴黎北郊,那里的阿拉伯社会对穆斯林恐怖分子十分袒护。其他法国都市里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相同的问题,法国的社会治安深受其害。面对这种局面,法国的左派普遍采取精神逃避态度,他们往往拒绝从价值观上批评自己及其父辈追求的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就像吸毒上瘾的人要戒毒那样,非常困难。

不过,法国社会现在开始厌恶新老马克思主义思潮塑造出来的种种社会政策,社会不满集中反映在国内社会治安问题上。前几年法国《世界报》曾发表一篇《为什么知识分子辩论偏向右翼?》的社论,认为从前法国的知识分子都左倾,而今天法国知识分子中存在着一种文化上的悲观主义和防御性心理。我所了解的情况是,这些左派对一些法国穆斯林在文化上和社会治安方面的侵扰型行为越来越担忧,但因为自己的左派价值观是这种行为的根源而十分无奈,既看不到希望,又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

现在距下届法国总统大选只剩1年,而法国因移民、恐怖袭击、郊区骚乱等问题导致社会治安很糟糕。从4月下旬到5月上旬,法国各地连续发生袭击警官的暴力事件,嫌犯明显受伊斯兰极端主义蛊惑。法国民众对总统马克龙在社会治安方面的“不作为”非常不满。5月10日法国知名右翼媒体《当代价值》(Valeurs Actuelles)周刊登载了法军官兵警告马克龙的声明,联署的军人达20余万,占法军27万人的四分之三。该声明指出,法国正处于暴力案件频发的“内乱”局面;声明呼吁法国各界要奋起,避免成为一个“Etat failli”(失败国家)。这种看法得到了法国各界的认同。

马克龙2017年当选时代表中间势力,但在国会的席位相当低;当时法国左派即已大败,法共溃不成军,温和的社会党的国会席位也从过去的277席下降到40席。而现在马克龙这股中间势力也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他在政策上仍然延续以前的偏左当局的基本方向。

四、上世纪德国的“红军派”

德国社会也对马克思主义充满好感。上个世纪后半期,不仅德国社会民主党仍然尊敬马克思,不少德国人对“毛派”恐怖主义小集团也充满好感,统一之后的东德社会更是怀念前共产党的社会主义。

上个世纪70年代西德出现了一个暴力团体“红军旅”,他们的口号是马克思主义加毛泽东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部分是消灭资本主义,毛泽东主义的部分是暴力革命。他们在西德以放火、绑架、暗杀起家,勒索钱财。1968年4月2日第一代“红军旅”的首领巴德尔(Andreas Baader)和恩斯林(Gudrun Ensslin)等人在法兰克福的两家百货公司纵火,宣称是为了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方式,火灾造成70万马克的损失。当时的西德民意调查显示,40%的西德民众支持他们。许多人曾自愿为“红军旅”成员提供秘密住所;这些人被监禁时,社会上还出现了对“红军旅”的声援浪潮。

这个恐怖组织在28年里长期从事地下恐怖活动,包括绑架并杀害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布巴克(Siegfried Buback)、银行家彭托(Jürgen Ponto)等,1977年9月到10月还绑架并杀害了德国雇主联合会主席施莱尔。案发后这些骨干成员逃到东德,躲避西德的追捕。“红军旅”从1970年到1998年实施的谋杀、炸弹袭击和抢劫事件共造成34人死亡、200多人受伤,迄今为止,这些事件仍然未完全查清。

东德垮台以后,躲藏在东德的“红军旅”恐怖分子堂而皇之地回到西德,以其二线骨干组织了绿党,登上了德国政坛。近年来,老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式微,而绿党打着环保主义的旗号,吸引了很多左派选民。默克尔即将卸任,据分析,下一轮德国选举时默克尔的政党可能不得不与绿党联合执政。

在德国,不只是老一代的德国人仍然吹捧马克思,年青人也同样。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们觉得,相信马克思主义、尊重马克思主义、追捧马克思主义,不是耻辱,而是荣耀。马克思主义在上个世纪对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而中共这个马克思主义政权现在仍然是本世纪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口口声声讲良知、正义,但他们今天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这不恰恰是对人类良知和社会正义的背叛吗?

五、德国统一之后东德社会的价值观照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德国统一之后,并没批判东德社会里被原共产党政权灌输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对马克思主义充满好感的西德就这样与本来就强制灌输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东德社会“统一”了。这样的“统一”没有完成社会转型,因此为德国留下了深深的红色印痕。

所谓的社会转型,指的是原共产党社会若要摆脱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束缚,必须有一个多数社会成员参与社会重建的过程,要清理共产党统治留下的精神遗产,重新形成一套与民主制度、自由经济和公民社会相适应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中欧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就是这样做的,它们由异议知识分子和部分思想开明的原共产党官员组成了新的政治精英,提出了三个社会重建口号,即“忏悔”、“灵魂净化”和“牺牲”,在社会上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支持。“忏悔”的意思是,每个人要通过反思和反省,认识到共产党统治的错误;“净化”是要人们把思维中共产党的价值和道德观念逐渐清除,达到灵魂的净化;而“牺牲”是要求社会成员放弃共产党时代的既得利益,为制度转型做出牺牲。

而在德国,西德只是在经济上为东德投入巨资,政治上批判东德过去的秘密警察(Stazi),但拒绝批判马克思主义,因为那样的批评会打到西德左派的头上。结果东德未实行社会重建,而是被号召要“逾越过去”;这种“向前看”方针放过了共产党统治时期灌输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任其继续影响社会。这种方针虽然避免了社会分裂,却造成了东德民众像上世纪80年代中国城市居民那种“拿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心态。许多东德人认为,德国统一不过是西德人胜利、自己失败而已。为了安抚东德民众,德国的中间派执政党便选择了默克尔这个成长于东德的人担任总理。

六、默克尔的红色印痕和德国左派当道

默克尔在共产党统治时期是青年团员,她在东德生活了35年,统一后从政了,却从不批判自己成人阶段接受的共产党文化;相反,她回首往事时说:“我有一个美好的童年,西方常常忽视这一点,东德的生活也不全是政治。”默克尔的这句话其实就是变相地为东德共产党辩护。默克尔执政后亲中共,当然有德国经济上依赖中国市场的因素,但也有她个人青年时代培养起来的对共产党好感的影响。

默克尔的想法和说法在东德人当中十分普遍。德国统一后我多次到德国,每次都会遇到原东德的知识分子,他们普遍对中国好感,因失去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既得利益而充满失落。默克尔对共产党制度的态度,既体现了她个人的价值观,也反映出德国很多人的价值观。这样的民族、这样的国家,很难走出马克思主义的阴影。

现在德国各领域掌权的都是1968年那一代普遍左倾、崇尚左翼革命、崇尚毛泽东的人,德国近40年来的社会和政坛越来越左,在德国的资深知识分子、政治家、中产阶层和文化精英当中尤其突出。默克尔所属的基督教联盟(CDU)原本是西德中间偏右的政党,默克尔执政是与左派社会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她为了迎合左派,政策大幅度左倾。德国联邦国会的多数议员也都是左派,绝大多数州政府都被左派把持,所以,德国政坛的主流是左派思想和左派势力,他们主导了联邦德国的政策方向。德国的政治和社会精英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动欧盟一体化,其本质就是去德国化、去国家化、去民族化;他们梦想中的欧盟一体化是一个没有国界、没有民族区分的欧洲,为此他们不断消除德国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想让德国融化在欧盟这个大家庭里。这就是2015年的难民潮在德国失控的原因之一。

一旦左派的政策遭到失败,他们神经里的马克思主义“基因”就会引导他们抛弃民主、拥抱专制。例如,2015年德国社会里出现了对荒谬的开放移民政策的批评,德国政府便模仿共产党专制国家,禁止媒体报道移民犯罪的负面消息,公职人员谁公开批评就开除公职;德国政府甚至动用其反间谍机构——国家宪法保卫局,把手伸到美国来,要求美国的德国移民政策批评者闭嘴。西方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推崇,时时处处都反映出马克思主义那思想专制的特点,今天的美国也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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