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文革”即将结束的1975年，一个初春的清晨。我的探亲假马上就要到期了，返回地处塞外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之前，我和爸爸有一件大事要办。
只见爸爸洗干净了手，坐到他那张破旧的书桌前，我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张盖着海淀医院公章的空白诊断书，轻轻铺展在书桌上。恐怕这张小纸被桌面划破，爸爸赶紧拿了一张硬纸板垫在这张薄薄的小纸下面。我掏出了事先打好的草稿，上面写着“胃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准备让爸爸把这几个字抄到那张空白的诊断书上。
这时。爸爸突然站起身，走到房门口，向外张望了一下，然后把门从里面锁好，又把所有的窗帘一一拉上，这才又坐回到书桌前。爸爸紧张的神态和做法，让我的心头一紧。我知道这件事太难为爸爸了。
爸爸原本是个热情开朗的人，读大学时还是话剧队的成员，曾经出演《雷雨》里周冲一角。爸爸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大学任教，我们举家迁到北京，爸爸最爱在厨房刷碗时一展歌喉，大多是京剧清唱，偶尔也有救亡歌曲。那首《九一八》我就是从爸爸的歌声中得以熟知。爸爸讲课幽默风趣，深得大学生们喜爱，他的课大都排在下午第一节，在学生最爱犯困时登上讲台，课堂上笑声迭起很是活跃。每有大学生来家里请教功课，爸爸立马进入状态，展纸提笔翻书，讲得不亦乐乎。之后还要送出家门。夏天的夜晚，我们会听到从离家100多米远的路口，传来爸爸宏亮的声音，他站在那儿，还在不厌其烦地向他的学生讲着什么。
爸爸的专业造诣我不是十分了解，只是多年后听系里的老师提起爸爸当时有一个绰号，是一个前苏联知名学者的名字。但我知道爸爸的外语很棒。因为爸爸在东北沦陷区上中学，日语娴熟。后来在哈工大由苏联导师指导学业，研究生论文以俄文写就。爸爸的英语也达到一定水平，“文革”开始后爸爸指导的柬埔寨留学生到家里请教功课，爸爸用英语和他交流。
爸爸还是个特别本分、廉洁自重的人，教学单位纸笔供应充足，但他不曾将公家的一张纸一支笔拿回家给过我们，一次我们几个小孩从马路边的土沟里弄回一堆土坷垃，爸爸看到后命令我们马上把土坷垃放回原处，我很不解不肯行动，爸爸说：“土坷垃也是公家的，不能随便拿回家！”我们只好把那堆土坷垃又运回到土沟里。在孩子们的眼里爸爸是个博学而本分，沉稳而亲切的人。
可是，随着历次政治运动的扫荡，特别是“文革”对知识分子的打击，爸爸的性情有了很大的改变。那时普遍盛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声称大学是修正主义的泥潭，要彻底砸烂。学有专长的人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要彻底批倒。知识分子包括教师被排在“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的第九位，是“臭老九”。爸爸面对这一切变得越来越沉默，总是心事重重的样子，行事也越来越谨慎。除了伏案看书几乎很少高谈阔论。他那种谨小慎微的态度，给家里带来莫名的紧张气氛。
弟弟在工厂上班，车间的师傅来家访，他怕说错话，躲进小屋里不肯露面。由妈妈一个人出面寒暄。妈妈一边和师傅们说话，一边担心爸爸在小屋里弄出动静造成尴尬。
工农兵学员进校后，学校的老师边讲课边接受学生的监督改造。那时的说法叫做掺沙子，工农兵大学生都是各地推荐的无产阶级立场坚定的优秀分子，是无产阶级的沙子。要改造资产阶级泥潭里的教师，就要掺进来，具体说就是要在学校“斗批改”。其中一项就是老师每天要向学生交思想汇报，有时还要当众口头汇报。爸爸从不敢怠慢，每次都要反复斟酌写出汇报来。
后来爸爸到工厂给“老工人班”上课，工人师傅免了爸爸的口头汇报，一个学期只需爸爸写一份思想汇报即可。得知此事我们都为爸爸高兴，爸爸也表现得轻松了很多，但是他还是惴惴不安，几次对妈妈说：“你说我不汇报行吗？师傅们定的应该没问题吧。”我到兵团以后，爸爸精神上好像有了支柱。他把兵团战士这个身份看得很重，和弟弟妹妹单位打交道的事情，都要等到我探亲回京，由我出面去办。
到了1974年前后，知青政策有了变化，知青返城的口子打开了，大家开始找路子托关系，各显其能，以病退困退等方式拿到回城资格。凡是家里拐弯抹角和医院，知青办公室等部门沾上点关系的知青，都想方设法开出了病退困退的假证明。有的知青为了拿到疾病证明，自毁身体，超量服下对肾脏肝脏等有损伤的药；有的为了造成精神分裂的假象，当着医生的面吃土甚至吃自己的大便。为了能回城，知青们上演了一幕幕沾满血泪的苦涩悲剧。
我的爸爸妈妈生活在大学校园里，社会关系和交往都极其简单。他们绞尽脑汁苦思冥想，也找不到可以走动的关系。又加上他们属于“拿着猪头也找不到庙门”的人，历来羞于张口求人。因此除了在家里长吁短叹发愁犯难以外，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主意。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远在齐齐哈尔的亲友寄来一张“胃十二指球部溃疡”的钡餐片子，只要弄到一张北京某医院与此相应的诊断证明，病退的希望就很大了。
但是怎么弄到这张诊断证明呢，爸爸妈妈仍是一筹莫展。这时好友把她在海淀医院做勤杂工的姐夫介绍给爸妈。爸妈如获至宝，把这位姐夫当做座上宾，极尽能力招待，特别是爸爸，他知道女儿回城的全部希望就在于此了。他放下全部自尊，讨好这位“姐夫”到了点头哈腰的程度。
爸爸从不饮酒，从江西干校也是血吸虫重疫区回来后就有被血吸虫感染的症状，肝指标不正常，更不能沾酒。但是“姐夫”特别爱喝酒，经常来我家串门，每次都要喝到午夜，妈妈和弟弟妹妹都睡了，爸爸独自陪着“姐夫”，不仅不敢叫停，还要再三挽留，让“姐夫”喝得尽兴。
我回京探亲和爸爸一起招待过“姐夫”。冬雪之夜，家里没有暖气，煤火炉驱不散深夜的寒意。姐夫喝了酒不怕冷，越喝越兴奋，爸爸强撑着病体，裹着棉大衣陪坐在酒桌边。此情此景让我心里好生难过。我说：“爸，对不起。”爸爸笑着说：“能找到个在医院的关系是咱们的运气啊，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后来我发现家里的自行车不见了，一问才知道自行车送给姐夫了。爸爸高兴地对我说：“咱们光送烟酒，他吃了喝了就没了，送他自行车，他一骑就能想起咱们托他办的事来。幸亏他没自行车。”
姐夫也是个实在人，串了小一年的门，终于在我探亲时拿来了这张无比宝贵的空白诊断书，也就出现篇首爸爸和我办大事的情景。
唯恐填写诊断书时出差错，爸爸先在草稿纸上练了几遍，然后小心翼翼一笔一划地在诊断书上填写了病名，爸爸又问我：“医生签字这儿怎么填呢？”我说编个假名填上。爸爸迟疑地看着我，那神情似乎说可以吗？会不会出事啊？我以坚定的口吻说“不会出事的，就填个假的。”爸爸略做思索，在医生签名后面填上了“姚俊”两个字。之后爸爸长舒了一口气，放下笔，拿毛巾擦干手心的汗水。
爸爸是个规规矩矩的教书匠，有着知识分子诚实自重的操守。让他做这种编造假证明欺骗组织的事，彻底超出了他的底线！他内心的不安恐惧我完全能理解。但是为了女儿他百般无奈地心甘情愿地不得不去做。走笔至此，“逼良为娼”四个字跳到笔端。这不仅是我们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终于把病退报告交了上去，我回到兵团后不久，爸爸给我寄来了两条高级香烟，让我送给劳资科的领导以防出现其他变故。我选择在一个夜晚去给劳资科杨科长送烟。在杨科长家门前我徘徊了很久，竟然没有勇气推门进去，最后我匆匆写了个小纸条，标上我的姓名，蹑手蹑脚把纸条和烟放在杨科长家的窗台上，然后一溜烟跑回了宿舍。白天见到杨科长我赶紧绕着走，感觉自己做了亏心事。我至今不知道窗台上那两条烟到底是被杨科长取回抑或被路过的人拿走。
半年后我办好病退回到北京时，爸爸已被确诊为肝癌，生命进入倒计时。走进家门之后我和爸爸抱头痛哭，哭了很久，泪水打湿了我们的肩头。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看到爸爸汹涌而出的泪水。又是半年后，刚满49岁的爸爸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爸爸的泪水和着我的泪水，至今还在我的心头流淌。
2018年4月于静淑苑小区
后记
记得刚到兵团时，连队里还有高干子女，可能他们的父母还没有被解放，后来随着干部们官复原职，这些高干子女第一时间离开了农村和边疆，所谓“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说法不攻自破。加之“三不满意”的现状等原因，迫使高层松动了知青政策。于是一场潮水般的返城运动汹涌而起。
没有最高指示更不必动员，知青和知青的家长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用尽一切办法达到返城的目的。开假证明以取得回城资格成了公开的秘密。大家互相都知道在造假，但从没有人举报过，而是互相帮忙互相掩护，俨然是命运共同体。
该怎样评价和认识知青大返城中这场集体大规模造假的大剧？
曾经，对这段历史，我是以悲愤的心情来回忆和描述，以“逼良为娼”来定义。在我的下意识里，造假是不应该的，是无奈之举。然而，回看被知青运动耽误的一代人，我想用我的战友的一句话拷问历史。“造假回城，逃离兵团我们理亏吗？我们不理亏！我们用十年青春年华做代价，理直气壮地谴责理亏的那一方。谁理亏？当初使学校停课，让十几岁花季之年的中学生中断学业，把本可以成才报国的一代人送到农村耽误了十年青春的悲剧制造者理亏。”是的，造假回城是知青自救的手段，是一次追求命运公平的抗争，对于是非道德要放到历史的大背景中来评判来界定。
这就是知青们反思后的回答。
2021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