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矿医院手术室前照，中立者为我
1963年，我是宝鸡市太白县医院刚从医学院毕业不久的年轻医生，因反右倾运动中单位要完成“右倾分子”人数指标，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定性，我被判处了三年劳教（1979年彻底平反）。将近三年后的1966年，我被分配在崔家沟煤矿就业。没满3年（差两个月），是因为矿上急着要人。我记得去的时候看到矿上黑板写有文化大革命的事。那时文革才开始。因我们不参加文革，只听说社会上剪头发剪裤腿。那是66年夏天，记得我去焦坪照像还是穿的单衣。
按当时政策，劳改劳教刑满释放后，大多并不能回到原来的工作单位，不能回到原来的生活，而是国家同意安排“就业”，所以一些地方就有“二劳改”的称呼和特殊的“就业”单位。有的时候，在农场刑满后，“就业”就在原来服刑的农场，只是有了更多自由、有了工资。
当时的崔家沟煤矿并不是矿务局属下的地方国有煤矿，它是由陕西省公安厅劳改局领导下的劳改就业单位。但这里并没有电网、军警、哨楼、高墙，而更多的是平静与寂寥，这在疯狂的文革时代更是非常少见的。
崔家沟煤矿位于陕西铜川市西北部山区，是与旬邑、黄陵交界之三不管地。此煤矿原名跃进矿，为劳教单位，对外称101信箱。后因劳教分子服刑期满，遂改为就业矿，名称亦因地域改为崔家沟煤矿。全矿以大队为单位，分13个大队，除13队驻瓷腰子属老残队外，其余12个大队包括掘进、回采、运输、机电、通风、救护等一线队。另有宣传室、设计室、浴地、矿灯房、机加工车间、食堂等。各队除小队长以上职务由干部担任外，组长由就业人员担任。一线队组以下又分茬，实际叫工作面，每个茬4至6人，设负责人（矿工自嘲曰茬首长）。
我刚从马栏农场到该矿就业，分在回采中队，先干嚯煤工，不久就升任打眼放炮的茬首长。创造出一茬进度3m的高纪录，超过了原本矿工出身的就业人员齐长敬。曾使当时公安厅来矿蹲点的干部惊异，特问了我的过去，得知我过去是一名医师后，他更是觉得不可思议。逐在大会上说：“你们都是干体力活出身，怎么这样不行，黄长明是知识分子出身，人家干的多强，我说黄长明劳动关已经过了”。其实，那时自己20多岁，正是身强力壮的年纪，由于几何三角的理论基础知识，选择打眼角度较准确而己。那时下井每月工资37.4元，下井费一个班0.5元，除工作服、安全帽、胶靴外，再无任何补贴。粮食标准54斤（月），粗粮百分之三十，以细粮为主，我每月余还剩很多粗粮票。
一茬分四人，采角专司打眼放炮。将煤打下最好轰在溜子（皮带运输机）上或附近，但也不能全上溜子，否则压溜子就麻烦了。还得向下嚯煤，应该是不多不少，不超过机器负荷。最好在溜子边，减轻嚯煤工的劳动。这就需要采角的眼力，掌握合适角度。装药多少也有讲究，全靠经验。还有一人称支保工，负责放炮后空间的支架。我们当时用木料（现已改为金属支架），移动支架很累。其它两人系嚯煤小工。采角要注意顶板，发现危险立即喊避。我们是壁式回采，安全系数大。还有一种叫洞式回采，产量大，浪费也大，又不安全。
我在井下干了一年多，由于就业人员不准参加文化大革命，我们反而过得相对太平。1967年12月12日我和妻子结婚。婚后一个月，因矿上干部参与文革、两派武斗，造成较多伤亡，矿医院需要医生，我因此被调入医院。
我当采角时，河南人芦生明是我的支保工。李华、王小保（陕西人）任嚯煤工。我离矿时李华尚在，芦生明、王小保都被顶板冒落的石块砸死了。愿他们在天之灵安息。
那时的矿医院基本是就业人员，身份是干部的医生很少。医院只分内、外、中医、妇产、化验、理疗、X光等科和一个处置室，一个注射室，医师绝对是一流的。基本上全是“右派”和各种政治问题进来的，仅个别是因为男女关系问题（当时称生活作风问题）劳教后就业的。医院共有病床30张，每日忙忙碌碌，除担负全矿医疗外尚有附近乡村、以及市区患者慕名而来者。
内科有庞春秋、李振武、李琨三人是“右派”、李洪义（曾因非政治问题劳教）、由干部医生谭先柱领导。外科李明志、朱子威二人是“右派”，马世畅、吕伯玉、孙孝明和我，还有手术室护士孙家梁等人，都有不同政治罪名。另有谢振海（他罪名是盲流）。我们都由干部医生孙文辉领导。中医曹计龙、化验毛德仁、X光李维成、他们三人是“右派”，由干部医生刘沛然负责。（以上凡右派的后来都被改正，有政治罪名的后来也全部得到平反。）另外尚有担任护士护工许多人。这些人原本多是社会医疗界的骨干。这样一个名医汇集的医院，手术精湛、诊断准确、治愈率相当高，自然吸引社会患者蜂拥而至。在医院我工资升为43.5元，由于不再从事重体力劳动，定粮减为30斤（仍有30%粗粮）。
我看过许多关于劳改劳教及就业人员受迫害折磨的文章，而我却没有这种经历（仅军管时一个小兵踢我一脚），在医院和干部医生相处基本和和气气。医院设了一名管教干部，每晚2小时政治学习，基本不照面。除工资、福利过低外，上班下班和社会上没太大区别。现在想来，文革期间多亏身处崔家沟煤矿，如在社会上，象我这样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死也得脱层皮。
煤矿的队上也一样，干部们忙着造反，忙着抓革命，没有功夫管就业人员的闲事。我是外科骨干医生。当时流行一句民谚：“听诊器、方向盘、人事干部售货员”，那是别人有求于你的职业。我就靠“一把刀”走了许多“后门”，也时常帮助队上的干部们走“后门”。不过当时不兴红包，人们也没有这个概念。我在矿内外接触人较多，办事顺当，在林场可以买到木料，在农民的小煤矿可以买煤（当时这些均为计划物资）。生活用品如大肉、油、蛋、糖，在社会上全是限量供给，而我只要有钱全能买到。那时农村医疗工作薄弱，附近公社，大队有病全来医院。尤其当时矿周围有许多小煤窑，川流不息的运煤车，经常发生伤亡事故。所以我可以说是没明没黑地忙在手术室或处置室，从而也练就了我创伤外科的精湛技术。
劳改劳教释放后的就业人员，简称“老就”，也同样是人，同样有自尊心。70年代那里还发生一个“513事件”（和汶川513地震巧合）。矿区周边建设梅家坪－－焦坪铁道，从农村抽调一批农民工参加建设。当日，一伙农民工来矿上商店购物。矿商店供应白糖（限购半斤），原本是供给矿上的，这伙农民工却要抢购。其它人并未说什么，按次序排队就是。谁知这伙人并不排队，硬要抢先。后面人说了一句，他们立即张口大骂，什么“劳改犯有什么资格”、“就业犯还吃什么糖，屎都没得你吃的”、“你们这群乌鬼王八蛋”等等，双方争执激烈，相持不下。一传十，十传百，立马全矿震动，就连井下生产的人员也上井理论，一时间数千人将商店包围。干部们吓呆了，他们晓得这群绿林好汉聚集起来的力量，担心事态扩大，急令全体干部出动分头劝说，并责令那伙农民工立即离矿，好不容易才平息了这场纠纷。
在医院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同科室的谢振海，其人是院内元老，一直在外科。他是个卖雪花膏的（据说他对雪花膏的制作过程十分熟悉）。可能在国军中当过卫生兵，对医疗简直外行，根本不懂医疗术语，大约是靠胡吹冒料到医院的。记得那还是我尚未调医院时的事。当时两派干部武斗，一派名曰219，一派名曰212，动起真家伙。听说有位叫吴招梅的属212的干部被枪击中腰背，抬往医院。我当时年轻好热闹，赶往医院观看。按照脊柱伤治疗原则应尽量避免移动，移动时要保持伤处，然后拍片在手术室精心探查，解除脊髓受压。但我看到的一幕却大出意外。伤者被放在处置室床上，谢振海用一把直止血钳沿弹道塞入，狠劲向外拉出，说是子弹。结果从里面拉出脊椎横突，患者立即无痛感。我心里明白，完了！肯定脊髓被拉横断，留下终生截瘫。果然此人以截瘫了却后生。现想来很后悔，当时怎么没出面制止。但那时我在井下挖煤，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加之当时医院里的内行们都不言语，作为煤黑子的我，哪有资格说三道四。这个秘密我一直守口如瓶，直至今天才说出。
吴招梅妻子是场部管教科干部，对我很不错，我也从未向她吐露过。谢振海这个人始终很神秘，藉贯、年龄、甚至姓名也不一定是真的。他和矿附近一位农村妇女结婚，并生育二子一女，安稳过了二十年。改革开放后不辞而别，再也没回来。猜测他是回了老家，但老家在哪？是否叫谢振海？还是一个谜。
后来在就业人员中也常开展运动。在“一打三反”运动中（不是社会上的内容），号召人们互相检举揭发，但收不到效果，便将一些人的老问题拿出批斗，“右派分子”赵经纬就是在这次运动中自杀的。
赵经纬也是一名医生，原任西安第四人民医院内科主任。1957年被打成“右派”送马栏农场江南站劳教，解教后送崔家沟矿医院就业。因和干部妻子有染，激怒了干部们，从医院贬往瓷腰子老残队继续劳动。运动开始后上钢上线，说是阶级报复。大会批，小会斗，他实在受不了，便在夜晚用刀片割开股静脉而亡。
大约在70年代中期，崔家沟煤矿扩建，相继又建起桃花洞，杏树坪两个矿区。重点转移至杏树坪，并开始接收犯人。随着1976年文革结束，逐渐冤案平反，1979年后，原医务人员几乎走空。医院虽迁至杏树坪，又建了医院大楼，但医疗水平明显下降，已没有当年车水马龙门庭若市的场面。整个文革时代我在崔家沟煤矿医院渡过，由于不允许就业人员参与文化大革命，我们没有经历社会上如火如荼的运动，也没有敲锣打鼓鞭炮轰鸣的欢闹，我们更多是旁观干部们的文革，自己反而相对平静和安全。
现在那里已筑起高墙，修起哨楼，名副其实是崔家沟监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