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
这时，我们到农村当知青已近半年。“九大”闭幕公报发表的第二天上午，在县城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来自四乡八村的农民、知青和县城的机关干部、工人，高举红旗、语录标语牌、毛主席像和“红宝书”，高呼革命口号，雄赳赳气昂昂地行进在狭小的街道上。小县城似乎又成了一片“红海洋”，高音喇叭里反复播送着革命歌曲“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
在县城热闹了一天，回村时已近黄昏。
光开会不下地干活也挣工分，这令大家兴奋不已。草草吃过晚饭，不觉月已升空。银盘似的月亮挂在天边，小山村笼罩在薄纱般的如水月光中，显得十分静谧，还有几丝神秘感。因为里间炕小，睡不下五个男生，我就将被褥铺在外间灶房的大案板上，仰头倒下，望着透过窗纸的皎洁月光，听着门框上小喇叭一遍遍播送着“九大”新闻公报，渐入梦乡。
半夜时分，皓月当空，万籁寂静。我却被窗外一阵阵“哗啦哗啦”的响动闹醒，朦胧中睁开双眼，眼前的情景令人毛骨悚然：紧靠案板的窗户白纸上，透过惨白的月光，映出一双手的黑影在晃动着！摸索着！我骤然一惊，心里“砰砰”狂跳，头发似乎都竖起来了。这是谁？！要干什么？！
我心里迅速判断着，害怕惊吓了其他熟睡的同学，就悄悄爬起，顺手抄起插在案边的大菜刀，紧握着蹲在窗边，准备一搏！盯着窗户纸上那个黑手影又变成一个身影，似乎在翻找什么，踩得堆放在窗外的玉米秸秆“哗啦”作响，随后就听见迟缓的脚步声渐渐远去。
我紧张的心略略平静，但也不敢贸然开门。毕竟才来半年，人生地不熟，当时正值“清理阶级队伍”，谁知这又是什么复杂情况？窗外堆放了生产队分给我们做饭烧火用的玉米秸秆，还有我们用的笼、筐、绳、锄、锨、水担等农具都扔在窗根，即使有人拿去又值几个钱？我松了口气，继续上案睡觉，可睡意全无。惨白的月光透过窗纸照得屋里白森森的，一闭眼就是那个在窗棂上晃动的黑影。
就这样迷迷糊糊挨到天亮，忽听屋外“啊！”的一声女生尖叫，紧接着又是脸盆落地的“咣当”声。我飞身跳下案，拉开门，只见一个女生坐在门前地上，脸盆、牙缸滚落一地，满脸惊恐地指着崖边。我顺着望去，只见崖边的槐树上直直地挂着一个人！其他四个男生已经冲到树下，有几个社员也赶到了，听见有人喊“有治他二伯！”人们七脚八手地从树上放下上吊的人，但早已气绝身亡。原来是村里的一个伪保长，他用我们放在窗外的绳子上了吊！
记着刚进村时，要对知青进行“认门，认人，认阶级”的教育，我们见过有治他二伯：一个瘦弱的小老头，戴着白袖章，见人说话细声慢气地，据说是解放前几年，当过几天保长，也无什么大的罪恶。我们这些下乡知青，早已见识过疯狂残酷的武斗和血淋淋的尸体，和那些批斗所谓“牛鬼蛇神”的场面：戴高帽，涂黑脸，站高台，剃阴阳头，坐喷气式相比，村里的批斗会就显得“温良恭俭让”多了，不过是大队革委会指定几个人念念千篇一律的发言稿，喊几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名副其实的文斗，应付而已。
那么有治他二伯为什么要走绝路呢？当时我们不太理解，但现在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一个小人物在那种巨大严酷的社会压力之下，精神是会崩溃的！这样的悲剧“文革”中不知有多少？
当天晚饭时，我把半夜的情景向大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遍。同学们都停住了手中筷子，呆呆地听着，几个女同学吓得不敢回她们在沟那边的宿舍。我一再劝慰大家，不要紧张，不要害怕，这是社会政治压力所致，与我们知青没有关系。同时，我们又为自己订出一些“约法三章”，要求大家对村里的宗族、宗派、阶级斗争的动向要保持冷静，不要贸然介入。
后来几日，有治家办丧事，村上的赵、雷两大姓都参加帮忙了。安埋那天早上，任凭村里人咋叫，我们一个人都没出去，所谓“划清阶级界限”罢了。可是对洒在坟头上的小馍馍，倒捡回来不少，照样吃得津津有味。
多少年过去了，每当想起这件事，我眼前总浮现出那个夜晚的如水月光，总是闪现出那双在惨白的月光中颤抖、摸索的黑手影！总有一种沉重感压迫在心头，久久散不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