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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中共迫害的“十大元帅”之结局

中共军事史上仅有十人拥有元帅军衔,他们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中共建政后的1955年9月,中共当局授予为中共建政立下战功的这十人以元帅军衔。在随后举行的授勋仪式上,刘伯承、林彪没有出席,公开原因是生病,但在记者在随后去其家中所拍的照片看,两人都很精神。

按照常理来说,毛与中共对于协助自己“打天下”、甚至是与毛并肩作战的十大元帅应该是信任有加。然而,如同当年斯大林清洗苏军高级将领一样,十大元帅除罗荣桓早逝外,大多遭到迫害,有些甚至惨死。

“黑司令”朱德被批斗

在中共早期军队中,土匪出身的朱德的威望要远高于毛泽东,1927年的南昌暴动,朱德就是领导者之一,暴动失败后,其率领残部前往井冈山与毛会合。国共内战时,朱德被毛任命为军队总司令。中共建政后,朱德先后任国家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等。

庐山会议时,朱德因肯定了彭德怀积极的一面而被毛批评。1966年文革爆发后,看到不少高官被打倒,朱德常常一人独坐,很少说话。很快,他也被打倒,称其为“大军阀、大野心家、黑司令”等内容的大标语不仅贴满了北京街头,还贴到了中南海。其文件被停发,保健医生被调走,行动也受到限制,朱德同时被勒令交代反毛罪行。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吴法宪、张春桥等先后向朱德发难,说他“一贯反对毛主席”、“有野心,想黄袍加身。”谢富治也说,朱德从上井冈山的第一天起就反对毛。朱德岌岌可危。

其后,因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提到“朱毛”分不开,朱德才免遭红卫兵的揪斗,但却被列入有错误或历史上需要考查的一类。

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朱德多次被批斗。10月,因军队紧急战备,朱德被疏散下放到广州从化,直到次年8月,才回到北京。内心的苦闷使其身体每况愈下。

1976年1月周恩来死后,朱德身体更加虚弱。7月1日,病情急剧恶化。高烧不退,除肺炎外,并发肠胃炎和肾病,还有心衰、糖尿病等多种病症,连说话都十分困难。6日,朱德离世。

有一件事需要提及的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小学课本中有一篇课文叫《朱德的扁担》,文章大意是说:1928年,朱德与毛泽东在(暴动失败逃到)井冈山会师后,因东西不够吃,只好派人去往返有五、六十里的茅坪去挑粮。当时走的都是山路,因此非常难走。可肚子要紧,所以,身为军长的朱德也跟战士们一块儿挑粮。大家看了心疼,就把他那根扁担藏了起来。不料朱德又找来了一根扁担,并写上了“朱德的扁担”五个大字,大家就不好意思再藏起他的扁担了。

然而,在朱德被打倒后,在1967年2月,同样一篇课文悄然换成了《林彪的扁担》。更改后的文章称当年是林彪而非朱德在南昌暴动失败后,带着剩余部队上井冈山与毛会师的。1971年9月,林彪坠机而亡后,《林彪的扁担》又被悄悄改回了《朱德的扁担》。中共造假的本事令人瞠目结舌。

彭德怀死于癌症

1974年12月17日,一具遗体从301医院被秘密送往火葬场火化。火化的申请单上写的是:“申请人:王奎,住址:301,与死亡人关系:父子,死亡人姓名:王川,男,76岁,印号〇〇一二六九〇。”事实上,这个名叫王川的人正是中共的前国防部长、元帅彭德怀。

在中共内部,彭德怀个性直爽、冲动,算得上是一个敢于直言、较有正义感之人。1928年加入中共,发动平江暴动,失败后,退守农村,成为中共红三军团的指挥员。中共北上逃亡期间,曾以三千残兵救毛泽东摆脱张国焘的挟持,从而为毛所倚重。

抗战时期,彭德怀主张中共积极抗战,而不是躲在西北一隅养兵蓄锐。其主导的“百团大战”就是其违背毛泽东的只打“麻雀战”的指导思想而进行的,这场战役不仅成为中共日后吹嘘的屈指可数的抗战功绩,而且亦成为彭德怀被批判的罪状之一。

五十年代初的朝鲜战争,彭德怀受命担任中共志愿军司令员,携数十万军队入朝。毛的长子毛岸英以彭德怀机要秘书的身份随同参战。然而,到达朝鲜只一个多月,由于毛岸英没有遵守规定,在掩体内炒鸡蛋暴露了目标,被美军飞机炸死。毛十分难过,虽没有直斥彭德怀未尽保护之责,但据说毛更对彭心生芥蒂。

朝鲜战争后,彭德怀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位列朱德之后,排在第二位。1958年,彭德怀同聂荣臻、黄克诚等人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对粟裕进行了批判,粟裕被扣上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帽子。

1959年在江西庐山召开的当年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指出了毛发动的大跃进的问题,他直截了当地说:“浮夸风、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

这封信遭到了毛的强烈批评,毛以另立山头相威胁,迫使党内高层屈服,最后彭德怀与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彭本人被诬陷为“里通外国”,彭被定为“反党集团”的首要份子,不仅被免去国防部长和军委副主席职务,而且还遭到了批判。

彭德怀离职后,在颐和园附近的挂甲屯吴家花园屯田六年,自食其力。1961年10月30日到12月26日,他到湖南湘潭县家乡调查,并将所写的5个调查材料送中央参考。1962年春,彭德怀基于大跃进后引发全国大饥荒、饿死人口无数的这个事实,再次以八万言上书毛,要求实事求是,改弦易辙,承认三面红旗失败,救民于水火。

这封上书不仅再度引发毛的不满,更引发了毛的担忧,他担忧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那股企图为彭德怀翻案的势力。毛深知,彭德怀一旦翻案成功,毛氏江山就有可能姓刘。

为了不让依旧在军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和号召力的彭德怀成为自己打倒刘少奇等人的绊脚石,善于权变的毛对彭德怀采取怀柔政策,将其派往四川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一职。

在彭德怀被调离期间,毛发动了以打倒刘少奇等人为目标的“文革”。1966年12月,彭德怀被揪回北京批斗。1967年1月,彭写信给毛,讲述了自己的现状,但毛并没有给予答复,他似乎默许了江青等人对彭的批斗。

7月19日,彭德怀被红卫兵揪斗。年近七旬的彭德怀被拳打脚踢,“打翻在地”七次,他被打得遍体鳞伤。

7月23日,在中央文革直接指挥下,并有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等人亲自出席的情况下,又在北京航空学院南操场举行了号称十万人的批斗大会。彭德怀重伤未愈,又添新伤,他的衣裤被撕打破了,两脚上一只脚穿着棉鞋,一只脚穿着草鞋,胸前挂着大黑牌,被一次又一次的强行弯腰九十度。

据一位目击者回忆,当日彭德怀被五花大绑的押在游斗的卡车上,经过天安门城楼前的长安大街时,一左一右两个彪形大汉押住了他,强按下他的头。其他的被游斗者都有头发,是被人揪着头发按下头的,只有彭德怀剃着光头,没有头发可揪,而被一左一右的两个彪形大汉抠住了眼睛!

1972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彭德怀专案审查组”完成了“审查报告”,建议“永远开除出党,判处无期徒刑,终生剥夺公民权利”。

在不断的毒打和折磨下,1973年春末,彭德怀开始大量便血,后被诊断为直肠癌。动了手术后,病情有所好转,但其所住病房的所有窗户都被报纸严严实实的糊死了。

1974年夏,彭德怀身体上的癌细胞扩散到肺部、脑部,并患上了偏瘫,生命垂危,但因有指示,一切医疗手段必须为“专案服务”,没有人给他打止痛针。他死前,想最后看一眼窗外的阳光、蓝天和白云,监管他的专案人员以保密和安全为由,拒绝了这一最后的人生请求。11月29日,彭德怀离世,死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他的遗体化名王川火化,而火化费也是从他少得可怜的“工资”中扣除的。骨灰盒则被送到了成都。

林彪命丧空难

在元帅中,林彪应该算是最年轻的一个了,而其年纪轻轻就能位居朱德、彭德怀之后,也完全是因为他善于打仗,为中共从国民党手中夺取江山立下了不小的功劳。

中共建政后,林彪地位逐渐上升。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被批后,林彪担任国防部部长,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深谙“毛太阳”心理的林彪早在文革前就率先在军队开展了将毛神化的运动,并在文革后推广至全国。林彪对毛的吹捧到了极至,不仅提出了“四个伟大”,还宣称“毛泽东同志天才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告诫人们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等等。

文革爆发后,刘少奇等高官被打倒,作为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林彪成为党内“二号人物”,炙手可热。

林彪在成为毛的接班人后,开始与毛在对美关系上和如何重建中共的权力机构,如是否设立国家主席一职上产生了分歧。多疑的毛遂怀疑林彪要搞垮他,怀疑林彪想要从自己手中夺权。特别在随后由毛发动的“批陈(伯达)整风”运动中,林彪并没有完全顺从毛,而是采取了拒不出席会议的消极抵抗态度,这让毛更加怀疑,并由此设下了阴谋倒林的圈套,周也再次选择充当了毛的帮凶,直到让林彪一家死得尸骨无存且不明不白。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坐的飞机在蒙古坠毁。有消息称,林彪的飞机是被导弹打下来的。不管是什么原因,毛除去了林彪是不争的事实。

其后,毛开始了新的一轮的清洗。支持林彪的20多个高级军官在逃亡香港途中被逮捕,21名政治局委员中有11人被解除职务,而林彪则被扣上了一大堆如阴谋杀害毛,建立军事独裁“极左”等罪行。

文革结束后,中共高层将文革的罪责归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名下,而这是毫无道理的。一方面,文革是毛发动的,江青所做的一切也都是秉承毛的指示。另一方面,文革中,林彪和“四人帮”从来不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关系。林彪相当排斥江青所在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多次支持黄永胜挫败江青想染指军队的企图,而江青对林彪也是恨之入骨的。二者之间充满了冲突。

中共将林彪和四人帮混在一起加以鞭挞,其目地只有一个,就是要歪曲历史,要推卸毛的罪责,掩盖中共的罪恶。

刘伯承双目失明

被中共视为“著名军事家”的刘伯承,其军事生涯从1915年护国讨袁战争一直到62年的对印战争,长达50余年。因为战争,他失去了右眼。他是十大元帅中最先被打倒的。

中共建政后,刘伯承受命在南京创办中共第一所军事院校。在其埋头打造军事院校时,却卷入了中共掀起的“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

1958年,毛和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在军队掀起了对“军事教条主义”的批判,矛头直指刘伯承。当年5月,时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的刘伯承被叫到北京。连续两天未睡的刘伯承,在眼压很高的情况下,刘伯承忍着剧烈头痛,被别人搀扶上台,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查。因“检讨深刻”,以及邓小平和周恩来的力保,才没有被打成“反党分子”,但被迫辞去军事学院院长之职。

有分析指,刘伯承之所以最先被打倒,与其和毛较差的关系有关。如他曾公开批评毛引以为傲的“游击主义”,他曾留学苏联,而毛对留苏派极为痛恨和反感。毛在1949年前对刘伯承的冷淡,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熟知中国历史,深知飞鸟尽良弓藏的道理的刘伯承,在中共取得政权后,即马上交出兵权,去南京筹办军校,毛泽东欣然默许。可叹的是,以为这样就能脱离政治上的旋涡的刘伯承,因为在在课堂上常常给学员讲苏军的条令和战术,只讲二战中苏军的十大打击,不讲毛的游击战,而被一些人在毛的耳边吹风“蒋介石也是靠办军校起家的哦,不可不防……”

正好国防部长彭德怀与刘伯承素有不合,毛就借彭德怀之手整治刘。而据说刘伯承当年没有参加授勋仪式,也是因为深知毛对其不满,只是碍于刘的战功和威望,迫不得已授予其元帅。刘伯承推病不去,是为了避免尴尬。

被批判后,刘伯承唯一的左眼得了青光眼,视力逐渐减退。1959年9月,刘伯承被任命为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组长。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经常头痛,眼压增高。1964年7月,刘伯承在东北视察部队时眼疾发作,诊断为急性青光眼,不得不乘专车返回北京,住进北京医院,从此左眼只能分辨出衣服的颜色。

文革爆发后,中央军委战略小组被撤销,刘伯承没有了工作。1972年刘伯承彻底失明,只能长期住在医院中。1973年因误用药物,病情加剧,丧失思维能力,1975年丧失生活自理能力,1986年离世。

有意思的是刘一生政治上不得志,被称作“老教条”,文革后期时已年过八旬,说话和走路都很困难了,中共的十大上反而还被破天荒的选为政治局委员壮场子,真是莫大的讽刺。

“两把菜刀起家”的贺龙惨死

自称“两把菜刀起家”的贺龙,1927年参与指挥了南昌暴动,并加入中共,此后为中共夺取政权立下了不小的功劳。1949年后曾担任国家体委主任、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职。

可以说,贺龙对毛泽东是忠心耿耿。如当年毛在延安与江青的婚姻,除康生支持外,就只有贺龙支持。贺龙当时说:“堂堂一个大主席,讨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谁再议论我枪毙了他!”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中共眼中的功臣,毛眼中最忠实的属下,却在毛发动的文革中被打倒,并最终惨死。

原来文革前,贺龙与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等关系过于亲密,引起了毛的猜忌。此外,毛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要贺龙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也遭到了他的拒绝。毛发动文革的目地就是打倒刘少奇等“党内当权派”,与他们亲近的贺龙自然也脱不了干系。

此外毛还得知贺龙随身带有佩枪,故心生疑虑。有人曾向毛密报,贺龙有一支精致进口的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也带在身边。毛是以在与贺龙见面时心有忌惮,但据中共元老董必武之女董良晖的回忆录记载,这把小手枪早已被锈蚀,无法使用了。

1966年夏,文革爆发后不久,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诬陷贺龙和彭真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这让毛对贺龙疑虑加深。

同年12月,红卫兵杀进贺龙家中,揪他的领章帽徽,抄他的文件书籍,扬言要把他押往天安门广场,举行十万人批斗大会。

贺龙情急之下,躲进了中南海周恩来家避难,而这又犯了毛的大忌。一个是握有实权的总理,一个是握有兵权的元帅,两人若勾结在一起发动兵变,岂有毛的活路?毛遂勒令周恩来劝贺龙离开中南海,周恩来为自保,委婉劝说贺龙前往西山兵营暂避。

1967年1月,曾在贺龙为指挥的红二军团当过师长的许光达被诬陷为贺龙“二月兵变”的总参谋长,后含冤而死。9月,在毛的同意下,“贺龙专案组”正式成立,康生任组长,杨成武、叶群为副组长。办公室设在军委,抽调了10名军队干部参与调查。

11月8日,康生和叶群主持讨论并批准了“关于贺龙专案工作的设想”,指出要把三十年代贺龙“投敌叛变”问题作为全案的“要害”和突破口,并专门布置动员原红二方面军的干部揭发贺龙问题。专案人员对被调查对像大搞逼供、诱供,甚至大打出手。然而,结果依然是没有查到贺龙“叛变投敌”的任何证据。

1967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的《中央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代表的意见》的文件中指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王明等绝对不能留在中央委员会,不能当九大代表。此文件发到全军连队党支部。”

1968年2月5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刘、邓、陶、及其同伙彭、贺、彭、罗、陆、杨、安(子文)、肖(华)等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隐藏在党内,窃取了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结成了叛徒集团,推行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这是第一次对贺龙点名定性的中央文件,经毛圈阅后发到全国。

从此以后,贺龙被当作“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和省市的文件中,频频被点名批判。他被排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之后,要被打倒的第五个人物。

根据大陆出版的顾永忠著的《共和国元帅:贺龙的非常之路》一书,在审查期间,贺龙夫妇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他们的被褥、枕头被收走,使他们在一段时间内只能睡在光光的床板上;伙食也越来越差,饭里的沙子是越来越多;大夏天供应的水也是有限的,甚至有40多天停止供水。患有糖尿病的贺龙只能节省用水,并接雨水解渴。

后来,贺龙夫妇又被调换了驻地,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而且,提供的饭菜也是见不到一点油花的清水煮白菜、糠萝卜等。对贺龙的糖尿病,也在医疗上进行限制和拖延。贺龙的身体愈来愈虚弱,最后连上厕所也走不动了。

3月下旬贺龙终于病倒了,患了脑缺血失语症,被送进了北京卫戍区某医院。由于医护人员的种种刁难,贺龙病还没有好,就出院了。

10月13日至31日,在毛主持下,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毛在会上再次宣布,他对贺龙不保了。贺龙的命运由此被注定,其处境每况愈下。

12月底,贺龙的主治医生被换成了一个神经科的男护士,他根本不懂得贺龙所患的糖尿病和高血压该如何调养。他只是按照专案组的命令,减少、调换和中断使用一些重要药品,使贺龙连每天3片必需的最普通的降糖药也无法保证,且每次服药都要在他的监视下服用。

1969年1月15日,“贺龙专案组”竟然向“医生”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尽量用现有的药物,维持现在的水平就行,也不要像‘对待好人那样’对待贺龙。”

6月8日早晨,贺龙发病,连续呕吐了3次,呼吸急促,浑身无力,但拖了13个小时后才被实施抢救,而且不仅没有输治糖尿病的特效药胰岛素,反而输了葡萄糖。9日,贺龙去世。当晚,贺龙的遗体就被悄悄地送往八宝山以“王玉”的化名火化了,火化时不让亲属到场,火化后,“贺龙专案组”把骨灰盒,秘密放在一个小殡仪馆里,并下令:“不准传出去,要绝对保密。”

林彪出事后,毛深受打击,决定挽回军中老人的心。1973年底,毛在军委会上承认在对待贺龙的问题上“搞错了”,并说“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1974年中央为贺龙“平反”。惨死的贺龙若地下有知,该作何感想呢?

陈毅死于癌症

1901年出生的陈毅,曾在法国留学,因受共产国际蛊惑,参与围攻使馆、进军里昂等活动,引起法国市民反感,最终被法国政府将其同另外一百多名留学生遣送回国。

陈毅回国后,通过蔡和森,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加入中共。1927年参加中共的南昌暴动,其后在中共军队中任师长、政治委员、总指挥等职。抗战期间,任新四军副军长等职,参与了牵制国民党抗日军队的战役。国共内战期间,任中共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

中共建政后,任上海市市长。中共为了夺取工商业者的资产,掀起了“五反”运动,残酷的运动导致不少商人自杀,尤其在商业发达的上海更是如此。而据说,身为市长的陈毅,每天晚上都坐在沙发上端一杯清茶听汇报。通常使用的问句是:“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实际上就是问,今天又有多少商人、资本家跳楼自杀。

1954年,陈毅出任国务院副总理、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8年2月起兼任外交部部长,1966年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文革爆发后,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在内的不少中共高干被打倒。1967年2月,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央碰头会上,陈毅、叶剑英、谭震林等为一方,与“中央文革小组”发生了尖锐冲突,他们指责江青等人是乱党乱政乱国。谭震林还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他当年不该加入革命的行列,不该加入红军,不该在1930年初和毛一起上井冈山。

毛得知此事以及读过谭震林的信后,十分震怒,遂召集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这些人,指责他们搞复辟、搞翻案。由此在全国开展“反击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大规模的批整各级领导干部。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由中央文革小组并头会取代。这一事件被文革小组称为“二月逆流”。

据说此事发生后,陈毅还给毛写了封信,要求见面谈谈,希望能面对面澄清事实。几天后,他等来了回信,开头写了一段“历来犯错误的改也难”的话,结尾写了八个字:“见面有期,稍安毋躁。”

1969年10月,陈毅被以“战备”为名,下放到石家庄劳动。同年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他又卷入了所谓“二陈(陈毅、陈伯达)合流”事件。1970年,陈毅因病回到北京,次年,林彪死,陈毅被发现罹患直肠癌。1972年1月6日,在北京去世。

可以说,林彪的“背叛”,给了毛沉重的打击,他有意将迫害军方将领的帐算在林彪身上,借此化解怨气。在陈毅去世的同一天,毛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转达一下。”叶剑英当即赶往医院,赶在陈毅闭眼前告知了毛新的“指示”。

然而,毛在“二月逆流”上的松动,并不代表着真正的“平反”。陈毅死时依然带着“搞复辟”的帽子,因此其追悼会规格到底如何其妻子张茜也不知晓。民间流传,张茜曾为此询问过周恩来,对陈毅心怀愧疚(曾参与批判陈毅)的周恩来于是给正在住院的毛打电话,询问如何定性。当时毛说了一句“陈毅是个好同志”。凭借着这句话,周恩来通知了在京军队高层准备参加追悼会。据说,当时301医院门口聚集了不少来自四面八方的军队高层。

追悼会定在1月10日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追悼会原定由周恩来主祭,叶剑英致悼词。悼词由毛审阅。毛看过后,勾掉了悼词中的“……有功有过……”四个字。

正在养病的毛原本不打算参加追悼会,但1月10日当天却临时决定参加,而且直接穿着白色的睡衣,外披着大衣前往。这也就难怪民间戏称毛是给陈毅“戴孝”。毛见到张茜后,挤着眼睛,说道:“陈毅是一个好同志啊。”不过,没有人看到毛流出一滴眼泪。

显而易见,毛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并非是真心悼念自己的战友,而是再次在政治上收买人心,安抚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头的老干部。不知这些作古的老干部们内心是否曾明白,谁才是祸害他们的元凶?!

徐向前三次被抄家

帮助中共夺取政权的徐向前,在1949年后,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文革爆发后,徐向前受命担任军队文革小组组长。

面对着文革带来的乱局,1967年2月,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央碰头会上,陈毅、叶剑英、谭震林、徐向前、聂荣臻等为一方,与“中央文革小组”发生了尖锐冲突,他们指责江青等人是乱党乱政乱国。谭震林还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他当年不该加入革命的行列,不该加入红军,不该在1930年初和毛一起上井冈山。

毛得知此事以及读过谭震林的信后,十分震怒,遂召集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这些人,指责他们搞复辟、搞翻案。由此在全国开展“反击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大规模的批整各级领导干部。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由中央文革小组并头会取代。这一事件被文革小组称为“二月逆流”。

1967年3月29日晚,在中央文革的一次会议上,宣布徐向前不再管全军文革的事,改由萧华主持。4月7日下午,徐向前突然接到通知,勒令他在4月8日下午的大会上作检查。康生一伙亲自到会议各小组点火,批判徐向前。徐向前因要作些准备,检查推迟到11日。他下午作了检查。到晚上,批判他的广播车、小报、漫画就拥上街头。

4月16日、17日,测绘学院的“造反派”两次抄了徐向前的家。他们翻墙破门而入,楼上楼下蒐了又蒐。徐向前自己平常看的书、文件和私人保存的几十年的资料、信件、作战日记都被劫去。因为叶剑英事前得悉有人要抄徐向前家的消息,在前一小时打电话,以开一个小会的名义,请徐向前上了西山,他才没有被揪斗。

7月20日,武汉发生“七二〇”事件。一些“造反派”声称徐向前是武汉事件的“黑后台”。于是北京城里和全国各地,到处是“打倒徐向前”的喇叭声和大幅标语。

7月29日夜,清华大学蒯大富一派数十人,第三次抄了徐向前的家。他们翻墙进入院内,窜入卧室和办公室,把整个楼内翻腾得乱七八糟,又强行拿走了徐向前亲自保存文件的五屉铁皮柜。书信、照片等物也被抄走。他们还在住处的墙壁上、走道的地板上、台历上、茶几上,到处写上“打倒徐向前”的口号和标语。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朱德、陈云、叶剑英、徐向前、陈毅等人被分为不同小组,进行批判。在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朱德、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元帅继续被分组批判。

文革结束后,徐向前于1990年9月因多脏器衰竭离世。

聂荣臻被批判

早年在法国留学时加入中共的聂荣臻,同样为中共夺取政权立下了不小的功劳。中共建政后,他先后出任军委总参谋长、军委副主席等职。

文革爆发后,因为“二月逆流”事件,聂荣臻也遭到了批判,被批是“华北山头主义”。不过,因毛有意对其实施保护,聂荣臻没有遭到如其他元帅那样的迫害。

文革结束后,聂荣臻于1992年因心衰离世。

叶剑英曾备受冷遇

对于叶剑英这个名字,很多中国人并不陌生。正是他在毛泽东死后,主导抓捕“四人帮”,并力荐邓小平复出。而他在文革爆发后不久,中共军队高官因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指责江青等人是乱党乱政乱国的被定性为“二月逆流”事件后,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遭到批判,是因为他在中共党史上数次挽救过毛。

不过,虽然没有遭到批判,叶剑英还是遭到了冷遇。据2011年第11期《世纪风采》题为《叶剑英“战备流放”湖南的前前后后》一文披露,“文革”中,叶剑英被“战备疏散”下放到湖南,备受冷遇与屈辱。期间,其次子叶选宁在下放改造时,右臂被卷进机器,受了重伤,并一直没有脱离危险。

叶剑英想了解儿子的病情,但其住处只有一部老掉牙的手摇电话机,好不容易接通了电话,却又因线路不好,杂音干扰很大,根本听不清声音。叶剑英在电话里请求湘潭军分区总机的接线员帮忙想想办法,减轻些干扰,但却遭到接线员的粗暴呵斥,直到最后,他始终没能与家人说上一句话。当时叶剑英的手在抖,眼里含着泪。

1980年,叶剑英被诊断为帕金森氏病,1986年离世。

结语

为中共夺取天下的十大元帅中的九人的遭遇,在告诉我们,在中共统治下,无论身处怎样的高位,都无法保全自身的安全,更遑论普通百姓,而这显然并非偶然,因为中共卸磨杀驴、兔死狗烹的做法,在中共建政后的包括“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皆可见到,那些“听党的话”为其冲锋陷阵的人们,都没有好下场。这不仅仅是毛为了巩固自身权威而为,更是中共邪恶本质使然。简言之,这样迫害所有中国人的流氓政权存在一天,就是身为中国人的耻辱。

2017-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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