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表哥叫王伯菁，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名字。他名字的第一个字，伯是他们这一代全要有的排行，按我舅舅的说法这对王姓的人就不大合适。而他们王家这一代名字的第二个字还必须有草字头，于是他的青字就成了菁。大多数人不知道还是念青，其实这个字应当念“精”。这就不大妙了。据说终二表哥一生，真正念对他名字的就只有一个人，曾在大庭广众之前引起小小的惊讶，这是生僻字带来的幸运。
二表哥原来还有一个大哥，叫王伯蓀。但在十八岁，患脑膜炎故去了。二表哥是属马的，一九三O年十月三十日生在山东泰安。他的童年时光在包头渡过。他的父亲，就是我的二姨夫王文质在包头被日本军队抓获，受刑之后在张家口为国牺牲。那是一九三九年七月十六日，二表哥还不到九岁，对他的打击和刺激想必非常大。
二表哥长得很英俊，个子在当时来说也是高的，有一米七八。国字脸，浓眉大眼，还有比较重的络腮胡子，很有些威武之气。
也许他身上有特别的冒险遗传，在共产党包围北平时，二表哥竟然参与了地下活动，是民先队的成员，到西直门有轨电车场为共产党进攻画地形图。那时他是北平三中的高中学生。可见他那时的思想是很左倾的。共和国成立之后，他曾积极参加共青团的活动，到先农坛开大会。但革命似乎并不钟情他。据我的回忆，他始终没有加入共青团，他的革命热情逐渐消沉了。
小时候，他给我最深的印象是特别讲究卫生，一个苹果也要用肥皂洗上十来分钟才吃。他的衣服要用热水烫了才洗，五十多年前，尤其在冬天用水就很难，滚开的水就更难以提供了。为此经常看到他发脾气。长大之后我才逐渐知道这是先天的洁癖，不是个人可以控制的。而他的洁癖正是从他父亲那里遗传下来的。每想到这里，我就体谅他了。但我也由此想，二姨夫有很深的洁癖，他是怎么在日本牢房熬过他最后时日的？
二表哥的理想是学药剂学，将来当药剂师。北京解放之后他不幸患了肺结核，在病灶开放期不能考大学。后来病倒是好了，可Ⅹ光透视在肺上显示有阴影，大学还是不收。为了能上北大医学院，二表哥受了不少苦。他每周接受“打气”，就是在胸部插入一个大针头，直接扎到肺上，然后从外面把空气注入，说是可以把因病萎缩的肺撑起来。到底有没有效就不知道了。但想见这会很痛。
二表哥还使用偏方，喝一种叫“红茶菌”的东西。我记得是在一个玻璃瓶里用红茶养一种白色的菌，可以一层层长。他每天喝泡菌的红茶，但作着成为药剂师的梦，他当时根本不信中医。
二表哥还买了月票，每天早上到中山公园呼吸新鲜空气，散步。那时他不过二十五六岁。偶尔他会带我去中山公园。我当然很高兴。特别是去中山公园可以看到在五色土训练就要开张的莫斯科餐厅服务员。二表哥大约天天去，和培训的人混熟了，得到不少新闻，经常回来转述。据他说，苏联专家要求服务员站有站相，必须挺胸抬头，所以在公园操练立正，队列，也许以后延续至今的军训就是这样从老大哥那里学来的。他还说，服务员被要求在餐馆要随时注意顾客的手势，但没有招呼不要过去；还有服务员之间不能交头接耳，更不能议论顾客。这些在西方服务行业的常识，我们当时听了觉得很新鲜，可似乎到今天仍没有被广大中餐馆重视。苏联共产党人九十年前就传授给中国共产党人不少革命理论和生活方式，好像中国共产党这个学生对这些文明行为却不以为然，没有真正学下来。
肺结核在古代是绝症，所以过去骂人最恶毒的就是痨病鬼，意味必死无疑。但1952年发明了治肺结核的特效药，叫雷米封即异烟肼。二表哥使用之后，效果很好。可是病治愈后，肺上的伤疤不可能消失，在Ⅹ光透视上看到的白点叫钙化点。当时的卫生标准没有与时俱进，大学入学标准认为肺的Ⅹ光照片上有白点就是不愈，考上也不能入学。二表哥无奈就找了个替身作透视。
于是连续几年的夏天，我在家就看到这样的几幕：二表哥复习功课，参加高考，接到了北大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到北大医学院办理了入住手续，买了食堂的饭票，把我二姨，即他母亲浆洗的棉被，褥子，新买的搪瓷脸盆，饭碗，搪瓷水杯和洗得干净，熨得平整的衣服一一打点起来。在九月一日早上坐三轮车到北大医学院报到去了。但中午时分，二表哥又原装乘三轮回来了，原来北大医学院坚持在入门后再作个透视，这下替身的照相就没用了。
写到这里，想到网上闹得熙熙攘攘的胡斌替身事件，当局为什么不拿出他被捕时的照片呢？中国的验明正身也没有程序吗？在美国被捕的人均要留有标志身高的正面和侧面照相。北大医学院五十多年前不就有相应措施吗？当然这说远了。
我舅舅说二表哥太任性，为什么非北大医学院不念。因为其他大学没有临门透视，他可以蒙混过关的。但二表哥就这样执著，因为北大医学院是中国最好的医科大学。可是二表哥这样考了好几年。渐渐岁数大了，就上不了大学了，只好应征到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作。他从此在大北窑上班了。那时觉得是非常远的地方，其实就是现在北京国贸的对面。
二表哥的执著也表现在他坚持骑车上班，尽管这段距离对自行车还是蛮远的，但一年四季，风雨无阻，他为了锻炼身体从不搭公共汽车。
我不能肯定，二表哥是以工人还是技术员的身份开始工作的。但知道他工作很努力，在当时比较重要的滚珠轴承工艺上，他有过突出的表现。他最后退休肯定是技术员的身份。文革的时候，叶选平被三结合到革命委员会，负责抓生产，还来过家里找二表哥。
二表哥对文学有很大的兴趣，他喜欢收集《译文》。这是国内发行的文学翻译期刊。发行之后前几年刊登的几乎全是苏联作品和少量东欧的作品。二表哥花费了大量精力来补足他缺少的几集。他到各个书店去找新书，实在淘不着才到旧书摊去寻。一旦买到旧书，就要有复杂的消毒步骤来处理：先在阳光下晒书，两天之后，把书放在圆铁桶里封闭，然后放到水里煮沸一小时，再晾两天，这才能阅读。这也是他的洁癖在作怪。
二表哥收集另一个题材的书是苏联的惊险小说。这也是我小时最爱看的。所谓惊险小说大约就是今天悬念小说的前身，好像是福尔摩斯小说加上革命背景，成为肃清西方特务间谍的警匪故事。
五十年代中国国内公开发行的外国长篇小说多数是俄国的，古典的例如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果戈里，冈察洛夫等，近代的就是肖洛霍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法捷耶夫等等。二表哥对书很珍惜，从他手里借到书很不容易。幸好他的书柜的玻璃破了，我就冒被碎玻璃割破手的危险，从书架上偷偷取出来看。
这些书是我文学的启蒙读物。应当说，俄国的文学水平很高，比当时中国的文学八股好多了。即便是最革命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有人性的描写，也有细腻的爱情。我觉得当时中国比较好的小说，如曲波的《林海雪原》和杨沫的《青春之歌》等长篇小说之所以被欢迎就是因为受苏联文学的影响比较深。而后来的《红旗谱》，《金光大道》等是在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开始后写的，每况愈下，看不得了。
二表哥还有中国主要的古典小说，包括《红楼梦》，《水浒》和《西游记》，但他是为他母亲买的，他好像并不看。但这些著作我看了很多遍，特别是《红楼梦》，恐怕在十次以上。他如果不买，我是没有机会这样反复阅读的。二表哥不但看书，还试图当作家。他写的是相声，大约有两三篇出版了，竟然成了中央广播电台的保留节目。现在我手头上还有一本，叫《结婚》的书，是讽刺女孩子以物质基础作为找对象标准的。这本书在今天可称为迷你书，只有十页的单行本，定价三分。这个相声好像由侯宝林说。他的作品发行之后，有一个专门写相声的作家来拜访二表哥。他给二表哥讲了不少写相声的术语和窍门。
我那时正在上小学，也听到几句那位作家和二表哥的谈话。我学到其中一个术语叫“抖包袱”，就是写出一个能使听众笑的段子。如果听众真笑了，就是包袱抖响了。后来这点知识我还真用上了。那是七十年代在伯克莱大学上学时，台湾的左派写相声讽刺台湾国民党在美国大学安排特务学生。他们因我说地道的北京话，求我上台说。推辞不了，接过稿子一看，一个包袱没有，手一痒就给润色起来。当然我还加了点私货。那时四五天安门事件刚过，我愤愤不平，却又不敢公开支持。就利用抖包袱暗示了学生的抗议，
逗哏：“（五四）抗议的学生们浩浩荡荡到了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停顿）”
捧哏：“那时候有人民大会堂吗？”
逗哏：“的后面的西交民巷……”
捧哏：“大喘气呀！”
这算是解解我心头只之恨，却也不知下面的同胞有没有听懂的，反正那几个左派是蒙在鼓里，否则也不会叫我上台了。
二表哥还有一个手摇留声机，是他父亲留下来的。黑色的唱片主要是当时京剧名角的录音。我弟弟喜欢京剧，很可能就和这些唱片有关。我记得的有一张叫《洋人大笑》，是国外的一个录音，从头至尾就是一个洋人在笑，很有节奏，听了令人开心。可惜这些珍贵的文物全没有保存下来，在文革中毁灭了。
小时候二表哥对我非常严厉，说实在的我很怕他。比如吃饭，他喜欢吃葱炒鸡蛋，我们就必须吃。但我不喜欢，也不敢不吃。他完全不知道孩子的味觉比成人灵敏，很多有气味的东西都不喜欢吃。
我每学期拿回成绩册，要先给他看，如果成绩不好，他就要训斥我们。那时成绩册上还有评语，我的评语经常有这样一句话：上课说话。这使他非常生气，要用尺子打我。有时老师来家访，我就胆战心惊，因为老师总会说点我的毛病。结果老师一走，我必然挨打。有一次，在老师没走之前，我和弟弟就把凡想得到能打人的东西，例如扫把，尺子，鸡毛掸子全藏了起来。老师走了之后，他果然要找这些来教训我们，结果找不到，知道是我们藏起来的，大约也觉得过分了，那次就没有打我们。
我还养过一只黄猫，不知为什么，猫头上长了癞，我给上药，贴上胶布，大约这刺激了他的洁癖，他也打了我。
虽然他的这种强迫式教育在我的少年造成很大的阴影，但我成年之后并不恨他。我觉得二表哥当年还是个青年，在家里是比较娇生惯养的，有一种少爷的脾气，好为人师，以管人作为自己成熟的表现。而他其实是很胆怯的人。加之当时中国教育从来没有考虑过儿童心理，老以为严厉就是对的方法。我后来当小学老师其实也犯过类似的毛病，当然我不能体罚学生，但我和二表哥一样很少从学生的心理去考虑问题。
据我们家老辈人讲，我的二姨夫，就是二表哥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活跃，善于交往，有侠义心肠的人。他当年为傅作义军队抗日搞粮食和情报，说明他还是一个胆大的人。但我的表哥却完全不像他父亲。他几乎没有任何朋友，胆子也非常小。
现在时隔多年，回想起来我不能不承认在毛泽东时代，没有任何社交，没有朋友是非常必要的自我保护方法。不交朋友是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只不过，很多人是要控制自己不交际，而二表哥是自觉地闭门谢客。他虽然写过相声，但时过境迁，从不声张，几乎没人知道，不然在文革时，他写相声这件事就足以令他被批判的。
我后来和弟弟讨论二表哥的性格，觉得他的弟弟，三表哥王伯苓和在台湾的姐姐王伯芬也全对人冷漠，没有朋友。这从遗传的角度无论如何说不通的。我们的结论是其父的突然牺牲，对幼年的他们兄弟姐妹刺激太大了，使他们永远处在自我防护的意识之中。
二表哥的婚事值得提一提。我的二表嫂，叫于淑萍，生于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她的父亲是北京一个小有名气的中医，于潮芝。于老先生只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就是我的表嫂。在她小学毕业之后遵循其父的要求，不再上中学，跟随父亲学习中医，专攻外科。五八年之后由于政府强制私立中医合营，于淑萍和她父亲到北京中医医院工作，当时年仅十九岁。我们家的一个远房亲戚，我称之孙老姨的也在中医医院行医，认识他们父女俩，就当了媒人。
于老先生住在离北京白塔寺不远的羊肉胡同，是一个两进的四合院，他们住里面的四合院，这样在外面大门里面还有一个过道和一个大门。四合院中有很大的枣树，很安静，房前还有走廊。文革时搬进去不少市民，成了大宅院，文革后也不搬走了，据说也无处可搬。到了改革开放，那一片就统统拆了，盖起了居民楼，租给了于家一套。
这种介绍的婚事通常要谈恋爱半年到一年才会谈论婚娶。所谓谈恋爱，无非是互相串门，偶尔外出看个电影，多到公园，或逛街，俗称压马路，到餐馆吃饭是绝无仅有的。因二表哥原立志当药剂师，一直订阅《大众医学》，所以他们在医学上到有了点共同语言。我当时称二表嫂为于姐姐，这个称呼直到他们结婚后也没改。于姐姐经常以借阅送还《大众医学》的名义来找二表哥。而这个杂志是不许我看的，大约是因为内中有至今电视台不许讨论，却人人需要知道的内容吧。
我的性启蒙是同学间口头传授的，但我的性科学知识却是从二表哥这些《大众医学》杂志上获得的。我觉得我从来对性有正面的看法，和这个杂志有很大关系。而看这些杂志最好的机会是于姐姐还书之后，我有机会从中抽出一两本待下次再放回去。当然不但对性，对其他医学知识，如传染病，营养，人体组织等等我都受益匪浅。我的爱好广泛，和我几个表哥藏书有关；我的好奇心强，又和我的表哥们采取和今天网管类似的限制有关。这样说不是开玩笑，是我思考很长时间的一个结论。中国古训说“夜半无人读禁书”是人生一大快事，很有心理学道理的。今天上网的限制，关健词的控制莫不起这样的作用。
令我吃惊的是一次他们两个人到颐和园去了，回来于姐姐竟然说这还是她第一次去，而动物园她还没有进去过。那时虽然交通不像现在发达，到颐和园要换车，但一个二十岁刚出头的北京大姑娘没去过颐和园和动物园也实在不多。另一个比较奇怪的是于姐姐从来不在我们家吃饭。不过这是以后才想起来的。到底这为那般，且慢慢看下去。
有一个冬天的晚上，天黑的很早。二表哥工厂晚上有会，没回来。于姐姐来找二表哥还杂志，她坐了一下就走了。我的弟弟不知为什么对我二姨说：“于姐姐神情恍惚，有点问题”就和二姨翻她送回来的杂志，果然在一本杂志中发现夹了个纸条，上面说：“伯菁，我们岁数相差比较大，可能不合适，交往就到这里吧”。真没想到我弟弟还能察颜观色，我是浑然不知恋爱新动态。
二表哥当然不肯就此罢休，那一年，于姐姐23岁，他32岁，相差9岁。在人年轻时，这个差异是比较大的。但于姐姐人长得高头大马，文静美丽，又是书香门第出身，对二表哥这样的有历史污点出身的人来说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共产党说国民党没有抗日，所以二姨夫为国牺牲的事是不能拿到桌面上来讲的。二姨一家在解放之后一直隐瞒出身，报称二姨夫小职员。反正二姨夫去世已久，希望无人追查。最近看碑文，我突然意识到，于姐姐出生后整整二十天，她未来的公公就为国捐躯了。
为了挽救这门婚事，当然要出动原来的媒人孙老姨，有她从中说合，于姐姐也就答应了婚事。婚礼很快就在我们住的地方举行的。按于家的要求，于姐姐不能走来，但当时既没有轿子也雇不到出租汽车，只好雇了个三轮坐过来。我们小孩觉得很有意思，也想不通：既然来过几十回了，怎么结婚就不能走呢？中午时家宴，菜是在西四同和居叫的，送到家里来。同和局是山东菜，北京菜就是山东菜。于家是老北京人，正合适。这是于姐姐和我们一起吃的第一顿饭，也是她在家和我们吃的唯一一次饭。还有一次是在西单的全聚德，我出国前，于姐姐请我们吃烤鸭。
结婚当天晚上是二表哥工厂的同事来闹洞房，我记得一个人用线吊起个苹果叫他们两个人同时咬，拉吊线的同事一次次把苹果拉起来，希望看到他们俩嘴对嘴。但这个方法好像效果不好，工人和技术员们就干脆叫他们两个人亲嘴，一个人还用英文说：“Kiss”。在二表哥亲过去的一霎那，于姐姐羞涩地把头偏了过去，结果二表哥只亲到脸上。那是1962年。
结婚后，于姐姐就住在我们家了，但她从不在家里吃饭，她下班就回到自己家吃饭，然后走过来。好在她们家在羊肉胡同西口，离我们家缸瓦市不远，走路十五分钟就到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为什么于姐姐不在我们家吃饭。原来于家一直是老规矩，吃饭时，男人先吃，在她们家，就是于老大夫一人先吃，于老太太和于姐姐要在旁边伺候添饭盛菜。于老先生吃完之后她们母女俩才自己坐下来吃，久而久之，于姐姐根本就不习惯和别人一起吃饭，真要坐在一起，她根本就吃不下去。而她的妹妹则不接受这样的安排，基本上在外面学校食堂吃饭。二表哥在于家吃饭当然是和老丈人于老大夫先吃。所以我想二表哥他们夫妇当年也没有在一起吃过饭，更不会有他们两个人单独下餐馆的情调了。
那时正是毛泽东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造成的大饥荒，粮食的供应非常紧张，即便一家人，往往吃饭也是要分得很清楚，个人吃个人的份。到他人家吃饭是很个别的情况，就是去也是要带自己的粮票去的。也因为如此，二表哥主要在我们家里吃，二表嫂在她家里吃。到后来情况好转，二表哥就到二表嫂家吃饭了。他和老丈人先吃，于姐姐和她母亲后吃。
提到于姐姐使我想到《浮生六记》里的芸娘，黎明即起，打扫庭院。有典型老式家庭妇女的作风。可惜我的姨却不会在两个儿媳前把水端平，她怕不扫院子的三儿媳面子不好看，竟然对三儿媳说：“你看她（二儿媳）干得多慢”。这样不仅不会讨得三儿媳的好感，反而增加了彼此的矛盾。虽然我们的家庭已经不是大家了，但我由此看到老式大家庭的矛盾由来和复杂，很大的原因是婆婆没有文化，处理不好人际关系，善良的企图左右逢源，凶煞的企图控制晚辈，其结果都是一样，搞得家里离心离德，等于人为制造矛盾。而西方婚后离家另立门户倒是比较好的方式。家庭矛盾不一定要解决，避开也未尝不是好办法。
婚前我二表哥对中医是全然不信，婚后却开始背起汤头歌来了。最后非中药不吃不用。有一次我和舅舅到于家拜访于老医生。于老医生说：“西医有什么，还不是把中草药提炼一下，加了个化学名称，说来还不是我们中医的东西。”我当时听大人的话全觉得有道理，这个很有民族精神的说法不但令我信服还令我兴奋。可是离开于家之后走在大街上，舅舅告诉我说：这样的说法是中医的偏见。他给我做了简单的解释。舅舅的这几句话给了我一生重要的启发。从此以后我对大人的话总要想一想，不再盲目接受，也不再盲目相信中国文明。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婚后一年出生了。二表哥不知起什么名字好，在去报户口的路上问我。而我当时刚看了越剧电影《追鱼》，觉得女主角王文娟美极了，就建议用娟字，叫小娟。二表哥真接受了，她的名字就这样选定的。那时我们正走在今天西四砖塔胡同到羊肉胡同的小夹道，叫核桃瓤胡同。现在这里拆迁成了地质博物馆。这个孩子一岁之后比较胖，小名叫胖子。但大了之后身材高大，气质雍容，可一点不胖，特此说明。
在文革前一年，他们第二个女儿也降生了，长得很俊，取名娜娜。这个名字起得有点不合时宜。因为那正是强调学雷锋的时代，孩子的名字多有革命的含义，三表哥的女儿就是我给起的蕾字，来源于雷锋，因是女孩，加了个草字头。我不记得谁给二表哥二女儿起的名字，但我认为这是二表哥从俄国文学中引申过来的，所以有点洋气。
由于父母都上班，于老大夫也上班，于老太太血压高，二表哥的母亲，我的二姨正给我三表哥带孩子，小娜娜就只好托给一对没有孩子的夫妇带，就在兵马司胡同。那对夫妇视为己出，真是比自己带还好。男的是工人，在文革时也没什么麻烦。
转眼到了文化大革命。1966年红八月，就是在毛主席18日天安门接见学生，号召造反后，最恐怖的那个月。年轻的学生，只要出身是红五类的（工人，贫农，下中农，解放军和革命干部）就可以印了红卫兵的红袖章戴，到处打砸抢。而最凶狠的是中学的学生，他们什么也不懂，受了阶级斗争的教育就成了一群狼崽，北京打死几百人，多是他们干的。
一天二表哥狼狈地跑回家门，告诉他母亲说：“于家被抄了”。这多少出乎我们的意外，因为老于大夫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在中医医院工作，早就没有自己的诊所了，还应算是职员。二姨问抄得有多凶，二表哥说：“我没有看见，是于淑萍把我堵在门外，叫我赶快跑。我跑出来，没看见有红卫兵追，估计不会跟过来抄咱们家。”
等待的时间最难熬，试想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不知道你的亲人是否会被活活打死或带到哪里去，你不知道你的亲人谁会出事，有几个会被打伤打死，你不知道红卫兵会不会顺藤摸瓜，在下一分钟打将进来，你也不知道这个磨难何时会结束。你只知道你不能在亲人最危险的时刻去帮忙，我们就这样等着。
直到天蒙蒙黑，大约九点多，于姐姐来了，说事情过去了，就和二表哥匆匆走了。后来我们才知道详情：
红卫兵是随意闯进来的，因为于家的房子比较好，是个完整的前后四合院，被红卫兵认为是有钱人，就进来抄家。红卫兵得知于老先生是大夫后，并不住手，反而要找出点毛病来，就叫老于大夫夫妇和于姐姐跪在地上，威胁要拷打。逼问他们的钱财和文件。当他们发现了老于大夫的文凭上面印有青天白日徽章时，如获至宝。按当时的逻辑保持这个标记这就是企图变天，即渴望恢复国民党反动统治。
红卫兵找到了把柄，更加猖狂起来，一个红卫兵说：“把衣服脱下来”。于姐姐说：“我一听心就沉了下来，但我听说这是因为我父亲的文凭有国民党徽，我一下就站了起来。我告诉红卫兵，你们看清楚了，这是个毕业文凭，是解放前颁发的，现在政府就是根据这个文凭批准我父亲行医的。”
红卫兵不知道如何应对了。于姐姐又适时说：“如果这个文凭有国民党党徽，我们可以现在就烧了。”她当红卫兵的面划着火柴，把老于大夫的文凭销毁了。这下红卫兵一时找不出继续为非作歹的理由，就撤离了。一场可能的浩劫，在于姐姐机智应付下化险为夷了。但于姐姐不敢马上出来给我们报信，怕红卫兵随时回来。那时性命攸关的事并没有道理可言，这伙红卫兵出去，如果找不到造反发泄的地方，还可能回来。再说，红卫兵并没有统一的指挥，这拨去了，另一拨随时可以闯进来。
等到黄昏，毛主席的红卫兵小将们累了，回家吃晚饭了，于姐姐才敢出来找我二表哥。现在想，她还真是勇敢，维护了家人和自己的生命财产。我们全没想到一个从来不敢在人面前讲话的老式妇女，竟然在危机关头这样有魄力。
毛泽东死后，情况开始好转，老于大夫故去之后，于姐姐成为名医了。看她的号要天不亮就来挂，而我二表哥就当了她的助手，在不上班的时候帮她对药方子，查偏方，讨论用药。他们的大女儿也到美国来念书，留在美国工作了。
可惜的是他们的四合院说拆就拆了，给搬到附近新盖的楼房中，他们住在二楼，竟然要通过楼梯到一层的房顶，钻过一个矮门才能进入家中，这些搬迁的房子真不是以人为本来设计的。好在后来他们的大女儿买了在西直门外的一套房，有电梯。这样他们二老总算进入了现代化的生活。
就在一切开始步入正轨的时候，于姐姐得了肾衰竭。开始她还坚持用中药治疗，自己开方子，抓药，熬药，同时行医。直到有一天她倒了下来，而于姐姐医院的同事不死心，还想再开一剂中药试试，我觉得有点不可理喻。
最后于姐姐住进了西医医院。西医认为没有什么药可以恢复肾功能，除非换肾。除此之外就是保守治疗洗肾。换肾要到云南，不现实。只能洗肾。洗肾有了新方法，不是到医院接上洗肾的机器过滤血液，而是在家里自己做。具体方法是把一种特别的溶剂打入腹腔，通过肠膜和血液交换，透析废物。这种方法的好处是不依赖医院，但一天要进行四次！
本来于姐姐就有足不出户的习惯，有了这个病，她就彻底在家不出门了。我到北京，总会去看望二表哥和二表嫂。只是二表嫂的脸色越来越暗，很明显是肾功能不足，排毒不善造成的。一贯依赖于姐姐的二表哥也开始学习照顾她了。
哪想到，两年后二表哥在全无症状的情况下，突然中风。经检查，是心动脉堵塞。马上做了搭桥手术。他见到我，感慨地说：“我们兄弟差点见不到面了”。这样两个老人就一起躲在屋里共渡风雨残年。
一年多之后，二表哥再次中风，情况严重，瘫痪在床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他先是送到医院抢救，在医院住了好长一个夏天。本来不出房间的于姐姐不顾自身的病，每天在暑热下挤公共汽车给二表哥送饭，看望他。
等二表哥出院后，虽然雇了人照料，但于姐姐不放心，还是亲自照料。因为中风，二表哥说不出声音来，到了晚上，于姐姐就搬到二表哥的床上睡，以便随时协助。结果她透析的伤口感染。
那天我去看他们，二表哥在床上迷迷糊糊，二表嫂累得趴在椅子背上喘气。过一会她挺不住了，自己叫来了救护车住进了医院。几天之后我到医院去看她，脸色已经发黑，显然是腹腔感染无法继续析透造成的。当时于姐姐还觉得能恢复起来，对自己还有信心。
2008年4月28日，医院给她做血透，大约非常痛苦。于姐姐说：“可不要给伯菁做血透，他受不了这个罪。”。怎知道这是她最后一句话。第二天她就故去了。可以说她是为照顾二表哥劳累而死，在生命的最后她还是挂念着她的丈夫。作为贤妻良母于姐姐是当之无愧的。记得我的外祖母这样说过她：“幸亏了于淑萍，给你二哥的性格改变了许多”。但我从来没有看到于姐姐和二表哥吵架或命令二表哥干什么不干什么，她对他是感化。
这一年，她才60岁，按今天人的生命来说是太早了一点。在她生前，就是2008年春天，于姐姐和我另一个表嫂说：“我到不怕死，但陆拾岁就去了，也实在不甘心”。不幸她就是这样走完了人生。
我的二表哥还在家里与中风搏斗。他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但他从来没有露出寻找二表嫂的表情。我觉得他知道他的妻子住了医院，很可能也知道情况不好，他的大女儿从美国赶回来参加母亲的葬礼，他可能有感觉，但他回避了。
二表哥由于中风，取下假牙一个月，口型改变了，假牙再也戴不上了，而他的吞咽动作也越来越困难。再次中风入院后，就改为鼻饲。我想这时他的血管就如同老旧的水管，千疮百孔，不可能痊愈了。当医生束手无策时，二表哥被送回家，等待最后的时刻。
他有幸雇到一个甘肃来的阿姨，三十多岁。尽管是个文盲，却非常尽责，总为他保持清洁，保持了二表哥的自尊。我知道他年轻时喜欢吃白糖拌西红柿，心想他不能吃了，总可以喝点西红柿糖汁吧。就带了西红柿去看他。但阿姨说，因为插了胃管，怕感染，医生不许有任何食物到口腔里。
我看二表哥时，从他的眼睛转动，说明他还认识我。他鼻子上插着管子。阿姨还把菜尽量做得和口味，用搅拌机打成糜，吸在大玻璃针管中，接到鼻饲的塑料管上，推打进胃里。其实食物的滋味对二表哥没有意义了。
又过了些天，我接到他小女儿的电话，二表哥走了。那天是2008年9月16日。他比于姐姐晚去了约5个月。我不由想到当年，于姐姐说他们岁数相差较大，二表哥问她：“你说我岁数大，是不是怕我早死？”我不知道于姐姐36年前是怎样回答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