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是两间马厩改成的教室和办公室，上下课铃声来自树上挂的一截铁轨。一个小学，二十多个学生，共用一间教室，一个校长，一个老师。我们上午上课，下午全体师生为生产队的骡马割草。有一次，我因为没铅笔，被老师赶出了教室，在门口站着。妈妈下地干活路过教室看到了，问我为什么，我对妈妈讲：“我的铅笔用完了。”妈妈看着我手中那段捏不住的铅笔，很发愁。家里没有钱买盐和煤油，哪有钱买铅笔。潘林玉老师看到后，借给妈妈一毛钱，妈妈跑到村上的供销社买了三支铅笔，又借供销社的削铅笔刀削好一支，送给我，说：“有了这么多的铅笔，今后要好好学习。”我才得以回到教室。
我一直是个好学生，却不能参加红小兵，因为我爷爷是国民党，奶奶是地主分子，爸爸是右派。小学四年级时，在潘老师极力推荐下，我终于以“可教育好子女”的身份加入红小兵，戴上了红领巾。潘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程度，为了教好课不断地自学。我们学校里文化程度最高的是一个看厕所的老大爷，潘老师不懂的问题总是虚心地向这位老大爷请教。那时大家都吃不饱饭，下课休息和课外活动的时间，大人不让我们乱跑，以节约粮食，潘就带我们听这位看厕所的老大爷讲故事。
突然有一天，在教室黑板上看到潘老师给我们写的一段话，大意是我要离开你们了，你们要好好学习，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潘老师离开我们去任大队书记了，他不是党员，却成了书记，是一件怪事，据说是在入党和任命书记的时间上做了手脚。从此，大队的高音喇叭里天天可以听到他的声音，要抓紧抗旱之类。从我有记忆以来，村子年年缺水，年年抗旱。他还动员全村人去川里村的地里捡白菜叶子，捡回来的白菜叶子可以做成酸菜，留到没有粮食的月份吃。我想，潘老师当了书记，村里的人一定就不会再挨饿了，不料事与愿违，粮食更少了。就在这一年，父母做出决定，为了生存，把我的两个妹妹送给粮食比较多的人家。那些年，年年怨天怨地，说是自然灾害，可是同样的天，同样的地，包产到户后，粮食都够吃了。
前年，出于对启蒙老师的感激，我请潘老师来北京在我家住了几天。我问他当年去当大队书记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一天早晨，天还没亮，我睡不着了，在村口的大槐树下看到村上有七户人家逃荒要饭去了，我就赶到公社，要求当村上的书记，他们就答应了。”村人要面子，去逃荒要饭也要在夜色下，怕人看到了笑话。也是这一年，村上有两户人家的儿媳和女儿，饿得不行，去了陕西，等来年粮食下来后才又回来。
北方的冬天很冷，又吃不饱饭，教室的桌子和凳子都是土坯砌的，没有火，教室像冰窖。每年班上都要让同学们打洋槐树子卖给收购站，换点钱买点柴火过冬。一天，我们四个同学去邻村打洋槐树子，被人发现，不让我们打，还要拿走我们的背篓，最后双方打了起来。我们被打得鼻青脸肿，满脸是血。回到村口，遇见潘老师，这时已经是书记，问了我们原委，马上让人带话给那个村的书记，让他们来给我们道歉，“否则，你们村的人就别想走这条路了”。我们村前有条路，是那个村通向公社唯一的路。没几天，那个村的书记给我们道歉来了，第一句话是：“我给你们大队装烟来了。”装烟在我们当地就是道歉的意思。
我的三爷有十亩地，解放前和解放后一样吃棒子面，但我们村没什么富人，就划成了地主。给他打短工的一个人，后来成了村支书，批斗我三爷最积极，事实上这个人在打短工时吃的比雇主还好一些。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十六期，2011-1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