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大红花
腊月二十四，过小年的日子。如果是现在，人们通常都在选时装买糖果打过年货，或者在计划着春节放长假外出旅游的线路。但那是1968年。我至今还记得，那天的北风像刀子一样锋利，裹挟着铅灰色的云块，把天空压得很低，我所在的湘东山区一所县五七干校的第四营，更显得阴冷而肃杀。四营设在一个山区水电站。营部以下的连、排、班，不停地召开各类批斗会。仇恨笼罩在每一个角落，出口的都是咬牙切齿的字眼，仿佛满世界都是陷阱。
这天吃晚饭的时候，营部通知晚上召开全体大会，不知谁又会被拉上台批斗，不免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走进会场时，台上挂的横幅却是“政策兑现大会”。这就是说，今天不批斗人，而是要把一些人从牛棚里解脱出来。这种相对宽松的会议，却也是杀气腾腾的，照例是先喊口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然后是工宣队长讲话。他声色俱厉地把那些即将解脱的人，一个个骂得狗血喷头。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的人，还以为自己已经陷入灭顶之灾。接着，他话锋一转，说：由于党的宽大政策，才解放了你！
批你斗你是你罪有应得，解脱是对你的宽大。我就是这样走出牛棚的。
把我打入牛棚，是1962年，我受领导的指派，协助一位原籍本地的将军撰写革命回忆录。现在，将军已被打成彭德怀死党，那部回忆录也就成了为彭德怀翻案的大毒草，在报纸上公开批判。我是实际的执笔人，“大毒草”的炮制者，黑线人物。经过多次大小会议的批斗，一次一次写交代，这会儿把我大骂一通，宣布“解放”。
我有一种死里逃生的侥幸。“政策兑现大会”随即结束，但人还不能走，要接着开另一个大会。只见台子上有人忙着搬楼梯，挂起一条新的横幅，“欢送下放干部大会”。又是刚才那位跳脚骂人的工宣队长，把下放干部说成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的好同志，去广大农村炼红心，是路线觉悟高的具体表现。一会儿是风，一会儿是雨，恰似滑稽演员玩“变脸”。接着宣布下放干部名单，一共九人，我是其中之一。我们被叫到前边，站成一排，营部领导给每人胸前戴了一朵大红花，完了就叫我们收拾行李被包，当天晚上用汽车送我们回县城。第二天一早，列队去县革委会送决心书。
各单位的下放干部都来了，总共约有一百来人。县革委会负责人说，这是第一批，将来还有第二批、第三批……我后来才知晓，这些人都跟我一样，在牛棚里呆了很久，批来斗去，就那么一些材料，也不好戴什么“帽子”，更不够逮捕坐牢的条件，留下来又不可信任，属于机关里的“另类”。这时，报纸上推广河南省灵宝县精简机构、干部下放插队落户的经验，为了赶上全省的统一部署，于是快刀斩乱麻，一个晚上接连开两个会，把我们从牛棚里弄出来戴大红花……
落户
回到家里，妻子也刚从居委会开会回来。她虽是街道工厂的缝纫工人，但也宣布下放了。街道居委会做得更彻底，当场发给八十元安家费，她和孩子的粮食户口关系，也一起转好了。我惊愕。我想这是因为我的关系，才使全家陷入了一个连环套。在这个连环套面前，个人显得多么的渺小。妻的心胸却很开朗，说，天无绝人之路，下！
插队的地点由自己选择。有的投亲，有的靠友。我老家在外县，不想回去。我们沿着大山皱褶中的一条老河，作漫游式的寻访。我曾到过这一带地方，也知道这里偏僻、闭塞、贫困。但经过五七干校那种无休止地制造仇恨制造冤假错案的斗、批、改，对物质的追求已退居其次了，我渴望在一个远离纷争没有喧嚣的环境，放逐自己，过一种能够使心情安宁的生活。在一个叫塔坳的山村，听说同事老傅正是在这里落户。我们找到老傅，他的家早已安好。他带我去见大队支书。支书倒也爽快，说，别的生产队地少，邓家队人均有一亩多地。只要生产队同意接收，大队不会有意见。
生产队长姓陈，脸膛黝黑，声如洪钟，大力士的块头。他郑重其事地召开队委会讨论，但有人反对。队里人均口粮是六百斤，而我是多子女家庭，一家有六口人，接了，一年要吃掉三千六百多斤粮食，这是捉一群麻雀进仓里来吃谷子嘛！陈队长的工作方式很有意思，只要稍微重要一点的事情，他都要召开会议让大家讨论。不管大家是否赞成，最后是他一锤子定音。这时，他做了个斩钉截铁的手势，说：接。邓家队太没有角色了，平时在大队、公社根本说不起话。现在来的是一位国家干部，听说还有一肚子文墨。今后，我们队就有说得起话的人了！
陈队长把这些原原本本告诉我，我顿时吓了一跳。再三向他解释，我是下放干部，“九大”以后，就是普通农民，根本不能算什么角色。来了，只会给队里添麻烦，还要请队长和全体社员多多关照。陈队长以为我在玩谦虚，很大气地说，好啦，来了就是一家人，就不说客气话啦！
虽然有一点小波折，社员们对我一家还是多方关照。队里腾出一间保管室给我们作住房。我们除了行李被卷，没有任何家具。有的送来小方桌，有的送来木靠椅；还有人送蔬菜，送鸡蛋。浓浓的乡情，使我孤独的心绪升起了一股暖流，落魄与无望之中滋生了勇气。
社员家没有多余的床铺出借。大队部有一张床，空着没用，我跟大队会计说了一声，就搬过来了。小棕绳编织的床垫，四根小圆柱支撑的床架。床架用铁红色的油漆刷过，床楣上还画有兰花和小鸟。虽然工艺比较粗糙，对我这样的下放干部说来，已是相当奢侈了。
有了房子，床铺问题也解决了，就算安好了家。这时孩子也从姥姥家接来了，老大老二都在村小学插班上学，我和妻子每天跟社员一道出工。虽然辛苦一些，倒也没有什么精神压力。每天太阳从东山升起，我从酣睡中惊醒过来，赶快下地；太阳遁入西面峰峦，我也跟着进入夜的怀抱，有时竟一夜无梦。
一次，三岁的小儿子感冒，发烧，咳嗽。大队没有医生，此地离公社卫生院有十多里山路。我驮着儿子去看病，打了针，拿了药，慢慢退烧了，可咳嗽老不好，接连去了过三次卫生院，才把咳嗽治下来。自那后，小儿子稍微着凉就咳嗽。后来，发展到一遇花粉就咳嗽。在农村，一年四季都有花，油菜花、紫云英花，桃花，南瓜花……小儿子的病隔不了几天就发作一次。常常是半夜发作，发烧，大汗淋漓，喘个不停。往往这时候，不等天亮我就心急火燎跑公社卫生院。
公社卫生院的张医生，是一位1942年在苏北参加新四军的老军医，50年代由部队转业到地方，做过县卫生局副局长。社教期间，因跟县委书记闹矛盾，沉不住气的时候，写了一张“打倒县委书记×××”的纸条，丢在县委大院里，于是被打成反革命，判了三年有期徒刑。刑满释放后，安排在公社卫生院当医生。他见我三天两头背着孩子跑卫生院，就说，你这样跑来跑去太辛苦，还是自己学会打针吧。就像当年在部队培训卫生员一样，他告诉我怎样消毒、怎样注射等操作要领，还送了我一套注射器。我胆子也真大，此后，只要小儿子又犯哮喘了，我就给他打针，竟从来没出过差错。
小儿子常常害病，引起村里一位老大娘的关注。一天，老人家吞吞吐吐对妻说：“你们还是把那张床铺换了。”接着告诉了一个秘密：我们借来的那张床，原先是上山队一户王姓人家的。前年夏天，王家的儿子上山伐竹，被一种叫五步倒的毒蛇咬了，抬回来只半个时辰就死了。那时他的妻子正身怀有孕，四十天后临产，却是个横位，等到医生进屋，产妇就因出血过多而咽气了，小孩也没救住。一连死了三个人，寡居多年的王家老嫂子彻底绝望了，在一个狂风大作的夜晚，吊死在床架上。王家成了绝户，后事是大队负责料理的，剩下的家具也搬来了大队部。老大娘觉得，我家小儿子总是害病，肯定是隐匿在床上的妖魔鬼怪作祟……
我从来都不信鬼神，也嘲笑过那些迷信的人。然而，在灾难面前束手无策又孤立无援的时候，人就会变得宿命，就相信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冥冥之中主宰你的一切。尤其想到这床上曾经死过四个人，我惴惴然总是睡不安稳。一天半夜，妻猛然一声惊叫，说一个黑影在掀蚊帐，青面獠牙，好吓人。我们再也无法入睡，点起灯，一直坐到大天亮。
必须马上把床换了。山区木材便宜，请来木匠，三天就打造了一张新床。事情真是奇了，还掉那张死神频频光顾的旧床，换上散发着树脂清香的新床，小儿子的哮喘病竟没有再发作过。
搬出托尔斯泰
1969年4月24日，党的“九大”闭幕。那会儿正是插秧季节，为了不耽误生产，大队举行盛大的火炬游行，以示庆祝。队伍从村小学的操场出发，每人举着一支杉皮火把，一路高呼庆祝的口号，走过小溪踏石桥，再去大山半腰的四个林业队。连绵约一里路长的火炬队伍，在山间的松杉林中蜿蜒穿行，增添了山的雄浑和夜的神秘。
第二天收工后，我和老傅不约而同地来到另一位下放干部老黄家。下来时，领导宣布，下放干部的工资发到“九大”为止。现在“九大”开过了，就意味着我们最后一道缓冲线也不存在了。老黄说，他今天去供销社挑化肥，特地详细看了报纸上发表的“九大”报告，却没有提下放干部的事。我和老傅都觉得，这种事不会写进大会的报告，但一定会有具体政策出台。后来，我们就商量着今后怎样过日子，除了攒劲儿在生产队挣工分，老黄打算养猪，老傅准备多养些鸡鸭，我因妻子原是街道工厂的缝纫工人，她已经开始接缝纫活，还收了本队一个女孩做徒弟……大家坦然面对一切可能出现的困难，未雨绸缪。
过了几天，公社忽然通知我们去开会，把我们五名下放干部与公社干部混合编组，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各大队宣传贯彻“九大”精神。我与公社民政助理老吴去蒋山大队。我有一大堆家务事，实在是不愿意去，但因还领着国家工资，也不好不听从安排。
蒋山离家约六里地，进队后，老吴只跟我打了个照面，就不见人了。后来听说，他是回家了。他家在隔壁公社，工资低，家庭负担很重。他要上山打柴，要种自留地……在家干三两天，再来公社呆几天。公社十几名国家干部，跟老吴一样情形的有好几个，社员说他们是“住家干部”，公社书记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就更不好说什么了。
所谓宣传“九大”精神，到了队里，无非是催耕催种，自己也一样参加劳动。这时，妻的缝纫活计渐渐火了起来。手艺人在这里很受尊重，一律叫师傅。但都是上门做活，三餐管饭，以天计工。有一阵子，那缝纫机担子被深山里人家接去，收工后要走十几里夜路才能回家。山里有野物，路上有蛇，妻和她的徒弟晚上只能住在那里。我在蒋山大队，晚上有许多会议，大队的、小队的，名为学习“九大”文件，无非是闲聊。但过场是一定要走的，过后上级要检查。农村开会到得迟，散会就半夜了。平时我不回家，现在不行。妻子出门做活去了，三岁的小儿子白天寄住在别人家，晚上由九岁姐姐接回来，因此我必须回到孩子的身边。
有一次，我半夜回家。那时候没有电，孩子们或横卧在床上，或伏在小方桌上，都睡得沉沉的。初夏的山区已经有蚊子了，长脚蚊叮在他们的身上，肚子胀得饱饱的，在手电筒光的照射下，一只只通红透亮，那是吸吮了我的孩子身上的血呀！我把他们抱上床，抚摸着嫩嫩的皮肤上被蚊子咬出的肿疱，我能不掉眼泪么？！
然而，陷阱无处不在。有一天，陈队长急匆匆地跑来蒋山找我，说在邓家驻队的公社李部长，晚上要派人来抄我的家。
我如当头挨了一闷棍。
事情的起因，与邓家队的四个下放知青有关。那时没有集体户，知青们刚刚离开父母，单独做饭单独住，生活很不适应，心中苦闷彷徨是很自然的。因为都是下放来的，便常来我家串门。前些年，我酷爱读俄罗斯经典作家的作品。“文化革命”破“四旧”，我把屠格涅夫、果戈理、托尔斯泰的几本大部头作品，预先寄存在可靠的朋友处，躲过了浩劫，下乡时便带来了，以备农闲时翻翻。知青们见到这些书，如获至宝，死活要借了去。谁知这些年轻人，读得如痴如醉，忘了出工，忘了去队里开会学习。知青们在一起，又津津乐道书中的某些情节。有人随意翻过那书，发现许多古里古怪的插图。这些不知怎么让在这里驻队的李部长知道了，他断定那些书是一些封资修、大毒草。
事情突然激化是前一天。我七岁的老二在村小学读一年级。“文革”前的小学教材都作废了，新编的教材选用了不少毛主席语录。其中有一课是：“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对一年级的小学生，这太抽象了。他们怎么也弄不懂，什么样的敌人拿枪，什么样的敌人不拿枪？老师为了使学生明白易懂，就打比方，说，拿枪的敌人是蒋介石，不拿枪的敌人是刘少奇。这篇课文是毛主席写的。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几个孩子一边走，一边复述老师的讲解。说着说着，不知怎么把老师讲的与课文有关的三个人物次序，完全弄混了。其中一个孩子，又有意无意把这讲给家长听。这位家长恰恰是民兵队长，晚上大队开碰头会，研究阶级斗争新动向，他把这件事在会上讲了，并且说是我的儿子故意弄颠倒的，这就成了一起“恶攻”（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大案。李部长的具体职务是公社党委组织委员，叫他部长，是人们恭维他。他知道我的政治情况，平时对我总是一脸的诡秘。现在，他当场表态，晚上去抄家……
我立即赶到村小学，把儿子叫了出来，问昨天放学时的事。儿子急了，把那几个同学也找来了。就像一群争相啄食的麻雀，嘁嘁喳喳，使人莫衷一是。一气之下，我带着托尔斯泰的《复活》，急忙去公社。
我找到公社书记老袁，告诉他李部长要派人抄我的家，为了不吓着孩子，我请求现在就去抄。袁书记不知就里，把正在隔壁屋里的李部长叫来。李部长两手插在裤兜里，挺严肃的样子，说，有一些书，你自己看看也罢了，还扩散到知青中去，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我忙把托尔斯泰的《复活》双手递给袁书记。我只带来《复活》，是因为这本书的《序言》详细介绍了列宁对托翁的评价。列宁说，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还说，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第一流的地位。我告诉袁书记，我是结合读列宁著作，才读托尔斯泰作品的。知青们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坦率地说，我确实有点借钟馗打鬼，也包含有一种嘲讽和糊弄的意思。有什么办法呢？我已经生活在边缘，仅有一个下放干部的头衔，你们捕风捉影无限上纲甚至还要侵犯我的人身自由，我别无选择呀。
在这山高水远的地方，托尔斯泰的作品很可能是头一次进山来，袁书记、李部长也很可能是头一次听说。搬出列宁，果然把他们唬住了，李部长还以为“列甫”和“列宁”是本家。袁书记随意翻了一下，就把书退还给我，说，马列著作要读，最好还是多读毛主席著作，结合实际活学活用。我表示虚心接受。李部长不服气，说，你现在还是国家干部，要教育好自己的儿子。我表示大义灭亲，我说李部长可以去调查，如果是我的孩子乱说了，有“恶攻”言论，要抓要罚，我不会说半个“不”字。袁书记忙摆手，哎呀，小娃子们的话，越扯越不得清楚，算了，算了！
许多年之后，我与李部长见过一面，他仍在那个公社（后来叫乡），可能不担任具体职务了，身体也大不如前，很瘦。他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目光散淡而柔和。他一个劲地夸我那时肯干，能吃苦，好和气。那个与托尔斯泰有关的故事，似乎被他忘得一干二净，我当然不会旧事重提使大家都难堪。倒是他当年的虎虎生气已荡然无存，使我深感惋惜！
边缘人
“九大”开过半年多了，关于下放干部的政策，仍然没有任何动静。每月工资仍旧由原单位寄来，区粮站照旧供应口粮。这时，有小道消息说，下放干部表现好的，有可能调回去。就像有一束亮光在前头闪耀，我们落寞的情绪又变得亢奋起来。公社本来雇请了许多临时干部，但因为下放干部不需发工资，又特别守纪律，于是不停地给我们分配任务。一会儿修水利，一会儿修公路。每回，公社领导总会说些客气话：同志们辛苦了，公社党委一定如实向上级汇报。这更使我们对公社的指示增加了一份虔诚。
1970年元月，县里决定举全县之力，在山区修一座规模相对较大的水电站。在工程上马之前，必须修一条约八华里的公路，连接水电站工地。我们公社有四华里修路任务。公社抽调四百多名劳动力，组成两个民工营，宣布我和老傅分别担任两个营的营长，另外派两位公社干部担任营政委。公路傍山修筑，没有任何机械，全靠人工来完成。雨雪霏霏，天气奇冷。民工们来到工地，就捡枯树枝烧火，围着篝火，老半天不动窝。我住在工棚，每天清早起床，一个一个作业面去跑，安排任务，检查质量，当然主要是催进度。
那时的口号是：大批（判）促大干。在大庭广众中，我也是豪言壮语十足，一派大批（判）促大干的态势。但在心底里，却是处处小心翼翼的。这是下放干部们的通病。人们可能摸透了这个，对我布置的任务总是大打折扣，因而工程进度很缓慢。营政委又不在工地长驻，县里下来检查的，都是军代表。来了就把我和老傅叫去，吹胡子瞪眼睛，不由你分辩。
这一天，军代表才走一会儿，公社袁书记就来了。看样子，他也吃了县里的批评。他决定在工地召开现场批斗会，让我们做详细汇报，都是些什么人在磨洋工，尤其是阶级敌人怎样暗中搞破坏。我们觉得，民工们没有报酬，还要自带伙食，又天寒地冻，任务艰巨，积极性不高是普遍的。至于具体是什么人磨洋工，确实不好说。袁书记面有愠色，说：毛主席讲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你们的思想可不能右啊！
于是，我们就对工地上的地、富、反、坏分子，进行摸底排队。一个姓范的民工，终于让我们排出来了。他也是一个下放户。据说他当过国民党的宪兵，解放后在县城开一个小店谋生，“文革”中被带上历史反革命帽子，下放农村监督劳动。袁书记决定把他当活靶子。几百名民工集合在一个斜坡上，袁书记首先作报告。袁书记的报告有着那个时代所特有的语境。袁书记说修公路是为了修电站。袁书记说修电站是为了打败帝修反，支援世界革命……纷纷扬扬的雨雪越下越大，眼看大家都有些熬不住了，袁书记这才转到会议的主题：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妄图搞破坏，我们要坚决打退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云云。
一个个子精瘦、衣衫破旧的人，被推到了一个小土堆上。这就是下放户范某。发言揭发的接二连三，说他出工不出力，偷奸取巧……北风呼呼吹，人成了冰棍儿。范的这些毛病，其实是大家都是有的。人们好像都忘记了自己，围着他，有笑的，也有指指点点的。喊口号的时候，一齐挥动着拳头。这时，大家都成了鲁迅先生曾经描绘过的那种“看客”。
1984年，我与范在县城东街也有一次邂逅。他早回城了，小店和财产也已发还，人也发福了。由于他的胞兄是台湾的现职高级将领，他作为重要统战对象当上了县政协常委。县政协开会的时候，他依例在主席台就座，本地的电视新闻也就有了他的镜头。就像李部长与我重逢一样，我对县政协常委范先生说了许多恭维的话，以表示我的不安与歉意。昼与夜的轮回，荣与枯的交替，这是自然界的规律。人世间，不是也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说么？分手的时候，他很大度地频频向我招手致意。
在那里，四年之后我终于接到一纸调令，结束边缘状态进入了另一座“围城”。然而，这里却如人生旅途中的驿站，已深深地嵌入我生命的年轮直至永远。回望已经逝去的岁月，不知那些村寨是否还有人记得我，于我，则对那里的每一座山梁，每一条小溪，尤其是淳朴善良的乡亲们，有感激，也有因无奈之中可能帮了倒忙而深感愧疚，更有无边的眷恋盛在心头！
（选自《温故》（之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