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局长认为“没有讨论空间”的一条文凭试历史试题，因为中港共和香港教育局的狠批，反而在香港舆论和网络引起热议，提出的几乎所有话题，包括毛泽东感谢日本皇军、中共在抗战期间制订的“七分扩张，二分对付国民党，一分抗日”政策等等，都在挖中共疮疤，造就社会对中共更不利的舆情。本来是一桩没有人关注的考题，又一次被中港共“捉虫入屎忽”，用中共语言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接受过中小学历史教育的学生，不可能不知道日本侵华史。试题要求学生参考两个旧资料，“并就你所知”，“是否同意”“1900至19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如果有学生回答“同意”，那么说明这学生对历史“一无所知”，肯定得到极低评分。因此，杨局长认为学生会被引导达致“偏颇结论”，是不大可能发生的。
相信绝大部份学生会以发生在那两个资料之后的历史事实，表示不同意“利多于弊”的说法，而论据与分析就决定了评分高低。
如果有学生引用毛泽东1961年感谢日本侵华，“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或者更厉害些引用毛泽东把感谢日本皇军的话讲了七次，而稍稍表示同意“利多于弊”的说法，那就表明这学生的“所知”较多。但如何分析，就有多种取向：可以认为“没有日本侵华，就没有中共内战得胜并建国”因而“利多于弊”；可以认为尽管对中共建政有利，但侵华造成中国人命伤亡，对中华民族绝对是“弊大于利”；也可以认为尽管对中共建政有利，但从中共建政后造成人祸连年来看，中共“解放战争的胜利”实在是中国人民苦难的开始。
同一个“所知”的内容可以申述出种种不同的论述，绝对不是“没有讨论空间”。
对这一条试题的回答，还可以直接质疑是否应该只用“利弊观”去判断历史。“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试题资料提出的1905年清朝派人请求日本法政大学接受清国留学生，1912年向日本寻求经济援助，可以解释说日本的援助基于仁义；而后来的侵华，中共乘机扩张势力，以及最后由打江山而坐江山，都是基于政治权力和利益。基于仁义的援助不能与基于权力的争逐相提并论。如果不是以政治正确作选择，而是评判学生的“所知”与分析能力的话，上述的讨论都可以给予不同的评分。
秉承西方先进教育的传统，香港教育从来强调批判性思考。考试的设计用来测验学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一道试题，与提供的资料，是对批判性思考的检视。试题没有固定答案，没有必然会得到的结论。评分是评定学生的“所知”与分析能力。
认为教育和考试题，只能提供一种结论，不容许有批判性思考，对掌权者要人民相信的政治和历史结论不能怀疑，这是专制政权的教育。法国启蒙运动大师孟德斯鸠说过：“任何专制国家的教育目的，都是在极力降低国民的心智。”中港共政权现在汲汲要做的事，就是极力降低香港下一代的心智。
一道试题只是伺机发难，在中共指令下，林郑一周前已说教育不能成为“无掩鸡笼”，中共喉舌藉文凭试大张挞伐，教育局赤膊上阵，是一步步要实现前天《人民日报》文章所说要对香港教育“刮骨疗毒”。掌权者的用心何其毒也。大陆有网评：“刮骨疗毒，令人发指。歪嘴吹灯，令人作呕。”歪嘴吹灯是中国歇后语，意思是一股邪气。保护下一代，香港人要力抗这股邪气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