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在经历“第三次大战”
武汉肺炎从全球情况来看，假设中国公布的数字是真实的，那么中国在确诊病例和死亡数字方面都已退居第三位。上周五，习近平与特朗普通话表示：中国愿意给美国提供援助。其后，特朗普在记者会上说：“他们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委婉点说，那是一个不同形式的政府。”
前两天，北京学术网站“钝角网”刊登一篇中国《财经》杂志主笔马国川访问旅法学者张伦的长文。在北京网刊出，当然避开一些官方敏感词语。但文章刊出一天就被删除。接着，在注明“删节部份内容”后再刊出，一天后也遭删除。我留下来读后，虽觉得有些地方避重就轻，但视野广阔和深入，值得详细介绍。
张伦在中国出生，北大社会学硕士，89年六四后经香港流亡法国，靠自己挣钱、苦读，在巴黎取得博士学位。现于赛尔吉-蓬多瓦兹大学（Université de Cergy-Pontoise）任教。在法国没有参与海外民运，亦少与当年运动伙伴联系，有时在法国媒体投书或出版书籍分析中国时势。
张伦目前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对于欧洲与美国的武汉肺炎疫情都有了解。在访问末段，他说：“我们正在经历‘第三次世界大战’。当然，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与人之间的战争，但是牵扯这么多国家，造成这么大损失，从波及人群、遭受损失、国家动员、社会心理等方面看，这完全是一种战争的状态。而且各国动用的处置办法基本都是和战争性质有关的，因此以战争做类比并不为过。这是一场非传统性的世界大战，跟恐怖袭击一样，是对国家、个人安全的新型的重大威胁。”“从人和病毒的大战，连带造成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上的后果，进而引发人和人的战争，也是完全有可能的。由于全球经济的衰退造成经济资源萎缩，会引发各地社会冲突，甚至包括没受过疫情影响的地区，可能也会因次生的经济问题带来局部冲突。就像二次大战一样，有些国家没有参战，但事实上大战对其的影响深远，也都没逃得掉。总之，它会引发世界格局的重大变革，旧时代已经崩塌了，从此人类历史会分为‘2020年之前’和‘2020年之后’”。
大约十天前，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一部21世纪简史》作者Thomas L. Friedman在《纽约时报》写了一篇文章，将B.C（公元前）和A.D（公元后）重新定义为B.C.—Before Corona和A.C.—After Corona，即“冠状病毒前的世界”和“冠状病毒后的世界”，与张伦可以说所见略同。
称作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引发人间实战，以及历史里程碑意义竟可与公元纪年类比，意味疫情将引发世界格局的重大变革。人类社会将往何处去？生于这时代的人不能不关注。
张伦在访谈中，回答了一连串问题：西方国家是否疫情失控？经济会否崩坏？民主制度是否缺乏效率？中国是否有制度优势？不同国家制度的基本哲学是什么？这次大疫会不会增加世界对中国的不信任？全球化会不会因这次疫情而终结？他评述各国应对这次公共卫生危机的措施与效果，涉及国家制度、文化传统、人口结构、医疗资源等各方面。
民主国家的抗疫表现
《经济学人》杂志有一篇文章，讲一国领袖的抗疫表现，取决于三个因素：对疫情不确定性的态度，健康照护体系的结构与能力，最重要一点是领导人是否受人民信任。
这次疫情作为新发现的病毒，不确定的因素很多。包括被感染者无症状却仍然带病毒传播；潜伏期长，有时检测呈阴性，出现症状再验才是阳性，而病者已经进入社区活动多时；传播迅速和广泛，一个人可能就感染一大群；此外，还未清楚的是：武汉肺炎是像沙士那样一次性的，还是季节性即随气候变化而消失，抑或是长期性的。所有这些，对所有国家都是新课题。
健康照护体系即医疗体系能否负荷，大量疫情增加会否使医疗系统崩溃，是各国最关注的问题。至于领导人是否受人民信任，对民主国家来说是“最重要的一点”，民主制度下失去人民信任，就意味要下台。但专权体制的国家，不需要人民信任，只需要人民服从，而服从则可以通过合法暴力去实现。
武汉肺炎在11月出现首例，中国一直隐瞒疫情拖到1月20日才称会人传人，23日武汉封城。而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在1月20日后才出现首例，随后这一个月在世界大爆发。这时中国宣称疫情已获控制。
《经济学人》认为：中国靠着强制隔离、大规模检疫与接触史追踪进行防疫。这种做法的人力与经济成本都很高，不过确实成功降低新增感染数。
这时候，关于中国制度优势、西方国家失控、社会动乱失序、民主制度欠缺效率、执行力太软、西方国家终于封城是“抄中国作业”等等言论，充斥中国媒体与网页。
张伦说，现在欧美的疫情确实比较严峻，但是并没有达到中国人认定的那种程度。这些国家的公众、媒体和反对党对政府有批评，不过批评政府本来就是这些国家政治文化的一部份，永远都会有。面对如此巨大的公共卫生危机，一定会有很多批评声音，更不要说这些国家的应对之策确实有值得检讨之处。但同时要看到，绝大多数的民众还是遵守和配合政府防疫措施的，即使带来一些不便。政府本就是批评的物件，但它又是公民授权的合法政府，因此还是要遵守它做出的决定。这就是现代国家的公民文化。所以基本上看不到除与防疫相关之外的什么社会紧张。“民众都知道，这种体制哪怕决策有误，早晚也会跟台上的政治人物算账。将来可以让他们下台，甚至就其失误以公民身份诉诸法律寻求正义。”至今为止，没有一个西方领袖因武肺疫情而下台，特朗普饱受批评，但民望反而上升。
民主国家政府处理这类问题时需要因势利导：尽管知道问题可能严峻，但是在疫情还没有扩散上升，人们还不认可的时候，如果采取一些压制正常活动的过激政策会引起反弹，反而达不到效果。这次的麻烦在于，武肺病毒一旦传播起来迅猛异常，而行政运作、生活方式、文化宗教活动等要在几天、半个月内忽然作出前所未有的改变，适应不易。比如戴口罩，且不讲是否紧缺，西方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戴过一次。
访问者提到意大利疫情严重，死亡率高，有人因此说，民主制度确实存在效率问题。张伦回答：如果说自由民主制度一定不能很好应对这次公共卫生危机，那么就没有办法解释日本、韩国和台湾为什么防疫成功。即使同为民主体制，不同国家也因应不同文化背景、生活方式、人口结构（如是否老化）有不同的应对之策，效果也不一样。
接下来，他谈到中国的“举国体制”，与不同制度的基本哲学。
隐瞒疫情犯了反人类罪
承网友告知，张伦的访问节录了部份内容在大陆网页再现，今晚他还在钝角网共识国际讲坛上就“世界格局大变革中的中国地位”作演讲。
今天继续介绍他在访问中对中国以“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评价。
他不否认这种抗疫方式的一时效果，但其他国家不可能做到。首先，体制上没有一党专政的街道管理制度，就很难把国民像监狱一样地关在家里；在体量上，可以把举国资源集中在一个地方办大事，但如果同时出现五、六个武汉，力量如何“集中”？其次，集中力量办大事纵有一时效果，它的成本和次生后果有时候更严重。武汉疫情得到控制当然好，但由于医疗资源集中而造成得不到及时治疗的其他病人有多少？其他次生伤害有多大？尚未有明晰全面的评估。（从武汉殡葬馆和全国赶制装尸袋的情况初步估计，“举国体制”间接造成的死亡数字是很惊人的。）
力量集中可以打胜一个战役，但长期而言，因为缺乏地方自主和社会上其他的平衡机制，一旦出现危机，灾难的传递后果是非常可怕的。现代文明的本质是变动不居、充满风险，随时有各种各样的创新和不可预测的危机。如果在制度上一切都等着一个决策中心，等着集中力量办大事，就隐藏着各种各样重大的隐患。
这次大疫，外国没有向中国“抄作业”。封城封关是自古以来世界防疫情扩散的老办法。在执行上，西方国家的封城，根本上还是依靠民众的认可与自律。这和中国强制执行的硬封城不一样。中国人可能习惯了“硬”的方式，对所谓“软”的方式不理解，这反映出中外的制度差别、文化差别和价值标准差别。
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国家制度的基本哲学是什么？是以效率为所有制度和政策的合法性基础，还是以道义和自由权利为合法性基础？不能说效率与人民的自由权利一定有冲突，但当两者有矛盾时，到底要什么？针对中国舆论批评民主制度执行力太“软”，张伦说：民主制度其实也有“硬”的时候。一旦按照法律程式进入“紧急状态”，政府获得相应权力后，不见得就比威权的效率差。国家应该追求长治久安，效率是需要，但局限于一时的效率、一时的经济发展，都是缺乏历史眼光的表现。
人类没有一个绝对完美的制度，任何制度下掌政者都可能犯错误。重要的是，什么制度让犯错的可能性小一些，犯错之后容易纠正，对错误有人负责。民主制度下为什么有些人会下台，会被选民换掉呢？就是因为执政个人或政党犯错。民主制度的哲学前提，就是假设人会犯错。一个认定自己永远不会犯错的人和制度犯错的概率大呢？还是承认自己会犯错、允许追责的人与制度犯错的概率大呢？答案明显。
这次大疫，各国处理方式不同，也都有大大小小的错误。张伦认为，犯错有性质上的区别：隐瞒疫情不仅是错误，也是犯罪，绝对不允许；资讯掌握不足、决策迟缓失误则是完全不同的问题。也许某一个时间点上，自由民主制度对问题的处理比集权制度还要糟糕。但因为这个制度允许犯错误，允许批评，允许追责，因此像隐瞒疫情这种衍生为犯罪的机率极少。
隐瞒疫情不仅是错误，也是犯罪。犯的是确确实实的反人类罪。美国、英国开始有政治人物提出追究罪责，要求大规模索偿。这种行动极可能延烧全球，造成世界与中国的对立。
2020年3月30日~4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