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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中外抗疫模式 哪种更有效?

截至3月31日,武汉肺炎蔓延到全球200个国家与地区。各国媒体的热点话题之一就是中国的抗疫模式与西方相比,哪种更有效?笔者的观察是:只能说各国都根据自己的国情作出反应与应急处理,自有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很难互相模仿。因为这不只是效率问题,还牵扯到各国国情及人权等复杂问题。

中国抗疫被称为“德拉古模式”,强权、铁血是其特征。从武汉肺炎疫情开始,路透社就一直在调查中国政府的处理方式,于3月6日发布特别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应对新冠病毒和非洲猪瘟手法惊人相似”。中国抗疫模式的特点是:政府掌握一切资源,可以决定如何使用,投放在什么环节,疫情是否好转,不是按实际情况,而是按政治需要;缺乏对人权的尊重贯彻始终。

中国本次疫情上报机制失灵,打压吹哨者,失去了12月31日至1月23日之间25天宝贵的控疫时间,其后经历过政府上下级甩锅之战,到3月1日以后完全回归中共传统的处理疫情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丧事喜办,藉灾难宣扬党与政府的伟光正。至于传染率与死亡率,与真实无关,只与政治需要有关。

我曾根据官方公布的殡葬能力资料,写成〈武汉肺炎疫情中的资料乌龙〉,指出真实死亡人数最保守估计应该在政府公布的十倍以上,其后也撰文〈看懂中国疫情资料的“党性”〉,指出确诊人数完全是按照政治需要。即使武汉解除封城这种大事,也是根据政治需要定在4月8日。但疫情统计资料虽然听党指挥,病毒却不听党吆喝。4月1日,国家卫健委宣布,已发现1,541个无症状的病毒感染者,其感染力不弱于有症状者。于是武汉解除封城时间又变成待定。很多人怀疑这是统计资料游戏,对中国政府的公信力与能力产生更多怀疑。

中共强化威权,西方重视人权

欧美抗疫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有两点:一是西方是自由媒体,对于本国防疫的资讯有闻必录,对政府批评甚多。而中国媒体是党的喉舌,基本是按政府需要从事宣传,粉饰政府抗疫成就是其主要任务,而不是报道真实疫情兼批评监督政府行为。中国有关死亡、求医难、在隔离中的不人道行为,都只能短暂见之于微信及海外社交媒体。

二是西方抗疫由政府主导,公民参与。比如武汉医疗系统崩溃之时,中国从全国调集医疗资源与医护人员时,是上级政府给下属机构下达指标,用奖惩措施让医护人员参加武汉救援。美国纽约疫情如同中国武汉一样严重,医疗系统面临崩溃,州长库莫向全国呼吁求援,不到两天,全国八万多退休医护人员报名参加志愿者队伍,奔赴纽约——尽管他们都知道,武肺病毒对60岁以上人伤害最大。

中国与西方两种抗疫模式哪种更有效?只能说各自都适合自己的国情。防疫是否成功,主要用两个指标衡量:感染率与死亡率。降低感染率,保持社交疏离是关键,实施是否到位,考验的是国家对社会的强管控能力。这能力只有极权国家与威权国家具备,中国采用的封闭社区与封城方式,极为珍视个人自由的欧美国家视此为人道灾难。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建议纽约封城,但纽约州人绝大多数坚决反对。

控制死亡率考验的是一个国家的医疗水准与医疗科技,这方面医疗科技发达的美国比较有优势,后劲较大。

再以社交疏离为例,从欧洲到美国,千禧一代认为这是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无法接受,这点成为传染病学家与政府担心的防疫软肋,可能会使减缓病毒蔓延速度的努力化为乌有。但《纽约时报》前日刊文〈新冠疫情在全球催生独裁和滥权?〉,不顾欧美青年拒绝社会疏离可能导致防疫功亏一篑的现实,反而强调政府通过各种紧急法令和立法,侵犯集会和言论自由,可能会在未来几十年里影响公民的生活、政治和经济。

社会疏离难题在中国也许不存在。最近回中国避疫的留学生最明白两种制度的差异:不少中国留学生在欧美国家因病毒是“中国制造”遭白眼,采用各种方式反对种族歧视;但返回中国后,从踏上机场那一刻开始就受到最严密的全程监管,外加网络斥骂他们千里投毒,遇到的歧视远比在欧美时严重得多,却少有人敢吱声表示不满,因为稍有表示,就立马遭遇警察呵斥:不要在这谈西方那套什么人权,在中国行不通。

中国人民没得选,他们只能被迫接受德拉古模式;西方国家政府则必须劝说本国公民努力合作,即使这样,还会遭遇防疫不力的各种批评,换不来半声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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