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已历百年。有些话要说。
被一些人称之为清华大学终身校长的梅贻琦，是我的五太姨夫——他的夫人韩咏华是我奶奶韩俊华的五妹。
梅贻琦因在1949年前离开当时的北平去了美国，后又创办台湾清华大学，其间，还任过教育部长，所以留在大陆的我们在很长时间一直受其影响——先是我父母，后是我兄妹，每逢运动，都要“交代”；当时，有人说：梅贻琦是“战犯”，最起码，也是“反革命”。
1962年，梅贻琦在台湾去世，葬于新竹清华大学校内。12年后，梅贻琦的夫人、我的五太姨韩咏华于1974年从美国回来看望我的奶奶韩俊华和她的妹妹韩权华（卫立煌夫人，我奶奶的七妹），表示：人老了，希望能回来，当时，我奶奶95岁了，说：“我还等得到吗？”那年，在年轻时曾和我奶奶她们姊妹相称的邓颖超和她的丈夫周恩来“接见”了我五太姨，但陪同的不是我父亲、母亲，而是我姑妈、姑父——因为在那个年代，姑父汪德昭和我父亲的政治身份不同，汪是党内的专家，我父亲是党外的教授。
1977年，韩咏华终于回北京定居，我奶奶已去世，84岁的韩咏华做了政协委员，至百岁去世。我知道，她是希望与梅贻琦合葬的。
至开放、改革，梅贻琦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因某些人为了证明自己正确而被否定的符号——才逐渐清晰起来：梅贻琦是1907年中国政府用美国退回“庚款”派遣的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学成归国后，1916年任清华大学物理教授时，梅贻琦27岁；1926年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时，梅贻琦37岁；1931年任清华大学校长时，梅贻琦42岁。梅贻琦是清华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包括任期内，于民族存亡的艰难时刻，8年主持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的西南联大校务，以及后来在台湾创建新竹清华大学。
1999年，我和一些朋友进清华大学工作后，知道清华大学在很长的时间内是不提梅贻琦的——当然，批判时除外。其实，梅贻琦是清华大学历史上，最不能忘记的两个校长之一——另一个是蒋南翔，他们分别标识着清华大学历史上两个重要阶段，也是中国现代教育，或说是中国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
有人评价：梅贻琦的一生只做成了一件事，那就是成功地出长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师资的严格遴选和延聘；二是建成一种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大学制度。
当时的清华大学，有文、理、工、法、农5个学院26个系，多少知名教授影响和引导着全国青年中的俊杰在清华奠定了他们人生的基础，通过学习，形成他们做人的基准与做事的规则。而这一切的前提是：教育独立、教授治校和学生自治。
梅贻琦是学电机工程的，留学美国而熟读中国经史。他强调通识教育，提醒于国家工业化进程中，警惕“侧重技术之用，而忽略了理论之用和组织之用”；敬重学人与知识分子，礼聘教师，爱护学生，为学人与知识分子的学术自由与独立思考提供了在其后看来是难得的场域。他强调“大学之道，在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说：大学像是水，学生从师，像是小鱼随大鱼游，“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他反对“只重专才，不重通才”、“重实科，不重文理”，主张大学应从“知”、“情”、“志”三方面促成学生“人格”的长成。
正是像梅贻琦这样的能够接续文化传承，面对开放世界的人长清华，才能在那个情势巨变，风雨飘摇，以至是兵荒马乱的年代，在清华的校园内，为诸多今天为我们知道或被我们忘记了的学人与知识分子，提供学思任意驰骋，相互启迪，辩驳论争，而后使诸多“无用之学”和“有用之学”长成的场域，为诸多今天为我们知道或不知道的莘莘学子，提供自谋修养、锻炼意志、裁节情绪的场域；由此，也为民族、为国家、为人类增添了多少绚丽多彩而又可歌可泣的佳话。
中国的现代大学，建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于短期内（且在国运艰难，战争不断的年代）“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成就举世闻名的宏图伟业，要义即在使大学能够成为“大大小小的鱼”任其遨游其中的大江大海，而非“箱养鱼”的牢笼。
我进入清华后，关乎梅贻琦的事有两件：一是我在2000年至2006年主持的有国内外知名学者参与的系列学术报告，命名为“月涵（梅贻琦，字月涵）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二是在我具体负责“监工”修起的清华大学熊知行楼（以捐资校友命名）中，曾摆放了梅贻琦用过，后留在我奶奶家中的办公桌——后来，由于有人在桌上刻画了“某某到此一游”的字样，我实在生气，把桌子搬回家。现在，两岸已可来往，我希望在我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后，把这个桌子送到新竹清华大学去保存吧——但愿人们能够保存好梅贻琦的故物，不忘这位曾经为清华奠立过“校格”的校长。
我的一个朋友曾经说过：没有一流的大学，就没有一流的国家。
大学的设置不是为了国家选才、造才，更不是为了把人作为原料造就工具性人才，而是为一个一个的人的人生奠基，视“做人”与“做事”为一体，以养成会与人相处，与人合作；会学习，会生活的人。大学更不应拿了问题探讨、思想对撞、学术研究当工业化大机器生产流水线上的工作那样去考核、管理；唯利是图，对课程只问“有用”、“无用”，对学科，只问就业多少。当清华于百年中经历了教授治校、党委治校，已进入了类似商人治校的时段后，当整个中国的大学仍类于经济体制改革前的企业那样只是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属物（见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百年清华需要的是反思与检讨。
梅贻琦当年曾说：“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对此，这些年来，我曾多次在言谈、文章中指出：前辈的话，于今已觉不足——大学，在今天的中国，既非大楼之谓也，也非大师之谓也，乃制度之谓也。大学，是一个制度化的自由空间，没有了这种制度化的自由空间，就出不来大师，有大师，你也容不下。
《炎黄春秋》201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