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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晓农:复工何其难,经济春不归

新冠肺炎的严重疫情沉重打击了中国经济,各地因防疫的紧急需要而实行的“封城”“封市”“封居民小区”等一系列措施基本上瘫痪了春节后的中国经济。中南海急于挽救本已困难重重的经济,严令各地尽快复工,复工率成了各级政府追求的政令指标。几个星期过去了,实际情况如何?全国制造业企业面临劳动力流动受阻、上游供应链隔断、出口订单流失三大难题而束手无策。复工何其难,经济春不归,已成难以否认的事实。

一、政令为何不灵?

为了挽救和恢复经济,北京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复工命令、企业财务宽松政策和大工程项目投入计划。可以说,北京高层已经把能想到的办法都用上了:复工命令是要求各地的企业分区分级精准复产复工;企业财务宽松政策包括增加放贷、已有贷款展期并下调利率、企业缴纳的社保费用减免5个月、商铺短期免租、小企业增值税减免;大工程项目投入计划指启动13个省市区(京、沪、冀、晋、黑、苏、闽、鲁、豫、滇、川、渝、宁等)10,326个项目共34万亿的“新基建”大规模工程。但是,这三类政策不是“药难入内”,“药不对症”,就是“缓不济医”。复工命令是“药难入内”,企业财务宽松政策属于“药不对症”,而大工程项目投入计划则是“缓不济医”。

复工令的“药难入内”源于经济体制市场化与行政管控官僚化的矛盾。中国的经济体制早在上世纪末已从企业全面国有制、经济计划管理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转变为企业私有为主、经济调节市场化的资本主义模式,虽然行政上仍然按集权体制的“全国一盘棋”来运转,行政命令可以直达企业层面,但来自北京的政令不仅无法让私营企业(包括外企)言听计从,连地方政府也是“一地一盘棋”。全国制造业企业面临劳动力流动受阻、上游供应链隔断、出口订单流失三大难题,企业即便复工也难以解决。企业财务宽松政策之“药不对症”,也出于同样原因,虽然可以减轻企业的负担,却无法缓解这三大难题造成的企业困境。至于大工程项目投入计划的“缓不济医”则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从项目立项、可行性研究、工程设计到征地,前后可能长达1年以上;这些准备工作都顺利完成了,才可能进入招标及施工状态,工人才可能进入工地,最快也是明年的事了,搞得不好要几年以后。所以,这些重点项目基本上是“远水不解近渴”,甚至可能是“画饼充饥”。

正因为如此,外宣官媒《多维新闻网》指出,“中国政府沿袭着旧有的思维,懒于去了解企业实际的需求,而是采取着原来的那一套对待制造业的最简单、方便的做法去恢复经济,利用金融、财政工具来为企业输血、并降低企业运营成本。这对1月份时紧急复工、支援防疫物资生产固然有效,但进入2月份,经济从紧急复工转为全面恢复时,这一方法就显得‘事倍功半’了”。这样的评价还算客观,点到了政令不对症的这个关键问题。

二、复工率反应出经济回春?

不管政令对不对症,地方政府都必须摆出响应的姿态,于是,对企业强令复工就频频发生。随后,大部分省市公布的复工率明显上升,例如,各省市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到2月底21省市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超过80%。复工率是个政府下达的行政指标,各地向上报的数据当中含有不少“水分”。对很多制造业企业来说,部分员工上岗,就可以上报复工了,但并不等于生产线全时运转,只有企业自己知道,运转达到了什么程度。

进一步看,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产业链、位于不同地区的企业状况千差万别,很难用复工率这一把尺子去测量。比如,从生产线长短来比较,做食品的和做电子产品的生产线不一样,技术难度也不同;对电子产品或精细机电产品生产线而言,上岗的人不全,生产线就可能无法运转,甚至因为一个关键岗位无人操作或靠没技术、经验不够的人顶替,整条生产线就无法正常运转。又比如,位于不同地区的企业员工来源不一样,苏州地区的企业中本地员工占相当大比例,复工容易,复工率自然高;而广东东莞地区的外地员工占比很大,复工当然难得多。

经国内的《财经》杂志记者调查,多数珠江三角洲地区企业的人员要到3月中下旬才能齐全;为了救急,大部分企业的做法是,把现有人员集中在一些有条件转起来的生产线上。不少公司的管理层人员也临时下生产线,填补岗位空缺。广东省政府宣布,截至2月26日,全省大中型工业企业复工率超过90%。但另据报道,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外企集中的制造业和出口重镇东莞市,大中型外资企业的复工率就只有60%多;而《财经》杂志的记者发现,在大量组装苹果手机的深圳富士康龙华园区,该园区主管称,2月底此园区的复工率实际上只有30%。长期跟踪分析中国经济形势的投行日本野村证券的调查则显示,中国因疫情而受到广泛影响的行业占GDP的65%,这些行业截至3月1日的复工率只有44%。

三、客流、物流依然受阻

中国各地的防疫措施已经使国内的客流和物流受阻一月有余。客流受阻直接导致劳动力不易返回工作地区,而物流受阻则使企业的上游供应链中断。

交通运输行业是现代经济运转的毛细血管,目前仍未恢复正常状态,其原因是,不少省区目前仍处于防疫紧急状态,不仅未解除人口流动限制,也限制外地货运车辆出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到2月底为止,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还有12个省继续保留旅行方面的最高级别限制;另外,该报用数据提供商万得(Wind)发布的资料计算,2月末8个主要大城市的地铁客运量仅为平时的五分之一。这些数据都表明,防疫期并未终结,只有等疫情“红灯”熄灭,完全解除人口流动管制,劳动力才可能充填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岗位,工业企业才可能真正进入全运转状态。

其实,那些仍然实行人口流动管制的省份何尝不想尽快“解放”呢?它们不敢解禁,自然有其苦衷,或者是疫情数字瞒报了,实际情况比上面所了解的严重,不敢解禁;或者是担心一旦解禁,因人口恢复流动而加快人际传染,导致疫情回升,到时候还是会被上面追责。从高疫情省份的角度去看,人口流动解禁,其他用工省份会受益,但本地却承担着疫情回升的高风险,它们不可能为了“全国一盘棋”而自我牺牲。

由于一些省市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外地司机驾驶的长途运输货车就受到交通管制,物流受阻,东部沿海地区的许多企业所需要的零部件、原材料便来路中断。现在这些企业复工后主要靠原有的零部件、原材料库存维持运转,而到了3月底它们的库存会普遍告急,有人无料,企业运转可能再次停顿。与此同时,与中国经济联系密切的日本、韩国在中国的企业依赖母公司的国外零部件、原材料供应,现在日本、韩国也发生疫情,如果疫情进一步扩大,这些企业的母公司供应链也可能中断,会造成停工。

四、订单流失不再来?

其实,目前企业最担心的是订单,没有订单,企业复工生产就毫无意义。特别是对出口企业而言,因为停工而导致客户取消订单,订单流失不再来,那么,这些出口企业面临的就不是复工不复工的问题,而是生死存亡的问题。而出口企业上游的无数提供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企业必然受到牵连,也会进入生死挣扎之中。中共拚命催促复工,其实也是害怕这种结局的出现。

美中贸易战之前,大批跨国公司原来把“鸡蛋”都放在中国“篮子”里,在中国“造鸡蛋”,再从中国“买鸡蛋”供应本国市场,不但美国公司如此,欧洲、日本、亚洲的企业也如此。这场贸易战让它们体验到的深刻教训是,把“鸡蛋”都放在中国这唯一“篮子”里的风险太大了,不但有国家之间贸易摩擦造成的风险,还有这次疫情之类的突发事件,这些风险都足以破坏跨国公司的正常运营,导致亏损甚至破产。因此,去年美中贸易战伊始、早在这次疫情发生之前,许多跨国公司本来就开始把“鸡蛋”转放在几个“篮子”里,也就是改变同一产品单地下单的经营策略,安排同一产品多国生产。中国目前许多出口企业无法正常运转的局面,会加快这些跨国公司转移订单的速度。

据新华社下属的《经济参考报》报道,东莞市商务局调研员雷慧明介绍,企业复工时间普遍延迟,企业出口订单从目前监测情况看,已减少约10%到15%。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开展的“疫情对本地民营企业影响”专项调查发现,表示会“缩减业务”和“暂时停产停业”的受访企业分别为21%和20%。而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商务部这个星期宣布,对7千多家外贸企业的调查显示,90%以上企业存在货物出口运送和收汇被迫推迟的情况,面临较大的买方取消订单、拒收拒付风险。从上述信息来看,至少已有约五分之一的出口企业陷入了困境,今后这个比例可能进一步上升。

中国经济的整体现状也可以用一个反映企业动向的指标来综合观察,这个指标就是制造业采购经理人信心指数(PMI,正常状况下应高于50,最差是零)。中国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该指数今年1月是50,2月跌至35.7,远低于国内专家们的乐观预测;从分类指数看,构成制造业采购经理人信心指数的5个部分均位于临界点之下,其中生产信心指数和新订单信心指数下降最明显,分别比今年1月下降24个百分点和2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企业对生产完全恢复和保留订单不丢的信心,只剩下20来个百分点,任何国家的企业若处于这种状态,都是经济大萧条的表征。

中共现在挽救经济的举措都以恢复原有增长速度为诉求,但这似乎是个“不可能的任务(impossible mission)”,因为2020年突发的疫情不单纯是给经济雪上加霜,还可能在经济失去动力和美中经贸摩擦这个大背景下,造成伤筋动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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