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疫情危机暂时还谈不上十分严重，但是超市里的民众抢购厕纸却俨然一番末日景象。一夜之间，厕纸成为了硬通货，甚至成为了文化符号。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对这一现象也摸不着头脑。
在一则近日疯传的YouTube短片中，一名男子购买咖啡时，抽了几张厕纸支付给店员，他甚至还不忘额外抽一张塞到店员上衣口袋里，权当小费。还有人在推特上手持一卷卫生纸，写下“求置换一辆奥迪SR8”。
这些天，互联网上充斥着有关厕纸的笑话；在现实生活中，甚至还有民众在超市里为争抢一包厕纸而大打出手。疫情危机才刚刚开始，难道我们就要拿厕纸当硬通货了吗？
波恩-莱茵-锡格高等学院的经济心理学家克拉恩教授（Britta Krahn）不这么认为。在她眼中，民众疯狂抢购厕纸，其实是出于从众心理。社会生活刚刚从100下调到0，“在这个民众感到对局面彻底失去掌控、极度不安、面临急剧变化的时刻，没有人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同时，也有许多人试图重新掌控局面。克拉恩说：“口罩、消毒液都脱销了，所以人们就转向了还能买得到、且不会变质的商品。”她指出，此时的厕纸，就代表着一种安全感，甚至成了疫情危机的象征。而且，和厕纸有关的秽物，也能让人们联想到病毒。
厕纸的变迁文明的进步
考古学家认为，早在青铜器时代，中欧地区的先民们就已经使用蜂斗菜叶（Pestwurzen）擦拭私处。直到今天，德国巴伐利亚地区依然将蜂斗菜叶俗称为“擦屁股菜”（Arschwurzen）。
后来，人们开始用旧布料、海绵等物来料理“后事”。瑞士生物学家兼历史学家富勒（Daniel Furrer）甚至在其著作中指出，古代还有人用活禽来“善后”。而在南亚等地，左右手的不同“用途”，至今仍深深印刻在当地的文化之中。
在中国，最早有关厕纸的记载出现在公元6世纪。《颜氏家训》就写道：“纸有五经词义及贤达姓名，不敢秽用也。”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其著作中指出，唐代的外国人曾经十分诧异于中国人便后不用水洗而用纸擦的“不卫生习俗”；而到了明代，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明朝宫廷全年总共消耗了72万张厕纸，每张长3尺宽2尺（约合60cm x 90cm）。其中，洪武帝及其皇族成员用掉了1.5万张“极其柔软、具有香氛的厕纸”。
再将视线转回欧洲：中世纪的人们用旧抹布、碎布、棉球、稻草、树叶、甚至苔藓等各色“厕纸”。一直到了16世纪，人们才逐渐开始用纸张来“善后”。
在爱沙尼亚的塔尔图，考古学家研究了众多中世纪厕所遗址后发现，通过分析“厕纸”的用料，能够推断这户人家的社会地位。富裕人家会将柔软的日常衣物撕成条状布料，有些布料甚至还含有丝绸成分。下层家庭的“厕纸”材料则往往是粗布。
报业的发展以及造纸工业的日渐发达，则最终奠定了纸张在“料理后事”时的支配性地位。到了19世纪下半叶，抽水马桶出现后，更是需要一种不易堵塞马桶的厕纸。
用惯了粗布破叶的中世纪民众，大概不会想到，“善后”物资居然会在危机时刻被哄抬为紧俏物资。德国巴伐利亚的厕纸厂商FRIPA拥有每年13万吨厕纸的产能，最近几周，该公司将产能提升了一倍。公司发言人费舍尔（Jürgen Fischer）对德国之声表示，生产线已经开到了极限产能，但是依然无法满足暴增的需求，“所以交货延迟无法避免”。费舍尔对民众的狂热直呼“看不懂”，只能猜测“大概是因为厕纸易于储藏、而且也不贵”。他还呼吁消费者放松心态，并且要顾及他人。
这些天，德国社交网络上流传着一则自嘲性质的笑话：瘟疫来袭，各国人民纷纷采取行动；亚洲人戴起了口罩，法国人囤起了红酒，意大利人扫空了安全套，荷兰人排队买大麻，美国人抢购枪支，德国人在干什么？德国人在超市里为了两卷厕纸大打出手。
不过，抢购厕纸似乎并非德国人民的专利，全世界人民近期似乎都在忙着化解“后顾之忧”。德国波茨坦变革可持续化研究所（IASS）所长雷恩（Ortwin Renn）指出，抢购厕纸的消费者心态，可以分为三类。“在风险研究领域，我们把人群分为无视型、回避型、好斗型。最后一类人会对威胁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抢购就是一种'替代行为'。”雷恩表示，具体属于哪种类型，既有先天因素，也有后天因素；环境因素也可以产生短期的影响：比如，开车的时候是好斗型，步行的时候就变成了回避型。
德国腓特烈港齐柏林大学（ZU Friedrichshafen）的经济心理学家阿赫齐格（Anja Achtziger）则认为，抢购厕纸的心态，可以和沙滩度假族的从众行为进行比较。“民众在传媒中听到消息称，别人正在抢购厕纸，亲友、同事们也都在说这件事情。谁这时还没有囤货，立刻就会紧张，于是也加入了抢购潮。”
